根據我本年度的「巴黎手記」檔，四月十九日那天，我在圖書館意外調閱出毛姆（W. Somerset Maugham）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在美國發表的演講詞。薄薄的一本冊子，除了談他的半自傳名著《人性枷鎖》（Of Human Bondage），也兼談小說藝術。

　　我記得那天原來是要讀別的書的，但被這小說家自述吸引了以後，就一路讀到底了。在這篇演講詞中，毛姆主要是闡述「說故事」（Story telling）的重要性，並提出小說建立在理論及時事上的危險。他認為理論會退潮，而時事會被遺忘，留下來的部分將會是對人物的生動描寫，和人物經歷中若干不隨時間褪色的細節。毛姆在四零年代舉的例子，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其中關於柏格森（Henri Bergson）時間和記憶理論的架構，他認為後一個世代的讀者，在閱讀時已經不甚關心了。

　　毛姆的看法值得參考，但「說故事」派當然不會是小說寫作的唯一準則和真理。小說家談完小說藝術，回到正題，談他三十年前出版的《人性枷鎖》。他提到他為了演講重讀此作，有一些細節他不見得記得，但當年驅使他動筆的痛苦，透過文字重現，仍隱隱作痛。

　　這段原文我當時沒有抄錄在自己枝蔓的手記檔裡，卻印象深刻，想必是觸動了我心裡的某個開關，不太想承認，卻又難以否認，所以選擇不予記錄。而不少創作者想必都有這種在虛構中「驅魔」的經驗，戲假情真地隨人物活了第二遍、第三遍……直到遺忘讓出了空間，另一段新的人生又逐漸積累…. 然後某一天，一個長得跟以前不太一樣的小說人物，就在街角、地鐵的輸送帶上、甚至是圖書館的靜默裡，來輕輕說聲嗨了。

　　這一次他的臉上多了一點風霜。但擦了擦他滿臉的灰塵，我還是看到一雙相識的眼睛。不過這一回，我比較了解他是從何處走來，與我相見的。

　　我二十四歲以前寫的小說，出於在爆發中嘗試理出頭緒的機制，所以對其他（當時我認為）無關緊要的外部細節，很少著墨。二十四歲的那個夏天過後，我記得我用理智說服自己，該是把全副心力投向論文的時候了。所以雖然還是斷斷續續寫作，我硬把那個情緒的閘門給關上了。閱讀、思考、與理智對話、和難以馴服的論文書寫搏鬥……以外，就只有越來越淡出的日常生活。這種和生活隔了一層玻璃的感覺，我多年後在柯裕棻的〈行路難〉裡讀到過。這篇散文前半段的所有描述，都讓我想「接連按讚」，只不過我當時的焦慮，不是來自未來生涯的不確定性，或可能在國外陳屍寓所數日而不被發現的孤獨，而是：我什麼時候能擺脫這個枷鎖一般的博士論文，回到我的創作世界之中！

　　但枷鎖之所以被稱作是枷鎖，代表無法輕易逃脫；很多時候還是自找的，連環套不盡。一場博論口試結束，我站起來聽四位評審儀式性地宣布我的新頭銜，心裡想著：他日若在小說中還魂相見，會是怎樣的面貌？

　　這距離我「志於學」的那年夏天，已匆匆又過了四、五年。新階段的挑戰轟然而來，讓我在自己從前認定的小說大事面前，第一次搔首踟躕了。

　　踟躕的原因我至今還沒理出全貌，很可能是因為少了學業的屏障，遲來的、撲面的現實讓我覺得自己的堅持頗為可笑：事件總是接二連三的來，讓人疲於應付，寫那些不見得有人要看的文字又是為何呢？如果將一個博士論文做到底的最大收穫，是在不管如何憂懼的時刻，內心都能因思考而儘速恢復靜定了，又何苦繞著一圈圈故事，上山下海地讓自己重溫各種情緒呢？

　　有段時間，我的確忘了斷掉的感覺，並非不存在。我戴上一副拒人於三尺外的黑框眼鏡，面對學生、在研討會上報告，老氣橫秋的裝備彷彿是一種對社會生活的戒備與不信任。因為在這個世界之中，是不需要有小說人物來為我再活一次悲喜的：感情用事在我的每項任務中，都是不受歡迎的累贅……文學念到最後竟是這樣悲哀的局面。

　　或許有人會說，小說家也可以是一種說故事的行業，沒有人讓我非得感情用事不可。誠哉斯言：後來我才明白，正是因為感覺全無容身之地的這種悲哀，讓我在沉默數年後，寫下了〈漂流之家〉和〈秋光之都〉。

　　張惠菁在〈曼谷的市集〉這篇散文尾聲，精準地抓住了頓悟在現實中的面貌：「在這些紛亂的，無理可循的事件當中，長久的苦痛與壓抑之後，頓悟像舊貨鋪子角落裡的一件漆器，它斑駁的紅色，忽然被看見了。」我的那個小說世界，回來找我的時候，的確是這個模樣。

圖為羅浮宮金字塔下的螺旋梯，啟發了小說〈秋光之都〉的一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