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東北發生強震、海嘯與核爆危機前不久，由克林伊斯威特執導的《生死接觸》（Hereafter）一片上映了。開場幾分鐘，大海嘯動畫襲捲了南亞的海濱度假村，片中劫後餘生的法國當家女主播從此對這瀕死經驗難以忘懷，不顧眾人反對，執意探索這讓「知識份子圈」視之如邪說的超自然現象。這條支線在三向敘事的電影中顯得刻板薄弱了一些，不時出現已被複製過千百遍的場景。當女主播到了風景如畫的瑞士，拜訪安寧醫院的女院長時，鏡頭隨著她的腳步掃視病房裡的一景：被親人圍繞的病人，頭一側，手一軟，溘然離世，留下家人暗暗垂淚。整個畫面靜謐安詳，當今對「生命尊嚴」的想像大抵不出這種表現手法。

　　很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在屏息與顫抖之間看完了柏格曼的《哭泣與耳語》（1972）。癌末的阿格妮絲在兩個姐妹和女僕的「陪伴」下，一點一點瀕臨死亡。看過這部片子的觀眾，除了難忘禁閉在臉部特寫後的私語外，應該對柏格曼呈現的死亡場景也印象深刻。阿格妮絲死前，粗礪駭人的呼吸聲從她仰天大張的口鼻深處傳來，腹腔內的巨痛讓她的身體在床上劇烈起落。這景象使她的姊妹卻步了，與她最親近的女僕也遲疑了。偶現的平靜後，又一波疼痛襲來，驚醒了阿格妮絲。她抽搐著、嘶喊著：「沒人能幫我嗎？幫幫我！」

　　幾年之後，我在安寧病房見到了同樣的抽搐，短促、劇烈、但可能已經不具意識的喀喀作響。隔著一雙模糊的淚眼，我坐在老師床邊的一張椅子上，聽著她的家人對我說：「醫護人員幾天前決定施打嗎啡，她已經不會再醒來了。」任何希望都已經沒有意義，我只能以這最後一面短暫地陪著倒數。站起來向老師告別的那一刻，有些事物在我心深處就此斷絕了。我不敢去握老師的手，只是深深地注視她已然不同的臉──我忽然真正認知到死亡是無法參與的、徹底的孤獨。

　　老師在世的時候，開過的其中一門課，講的是布朗修的敘事作品《死亡的暫止》（L’arrêt de mort, 1948）。這作品的前半部份，敘述了一個名為J.的年輕女人的臨終場景。為了等待敘事者「我」的到來，病危的J.留住了一口氣，與拖曳她的死亡搏鬥。她以意志力暫止了末日，並在她決定的時刻，要「我」為她注射針劑──死亡成了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搏鬥。敘事者「我」觀看並參與了這場為他保留的死亡，事後講述起這玄祕經驗時，留下了甚多隱晦的空白。重讀此作，在敘事間呈現的西方哲學命題忽焉閃現，但那掌控如影隨形的死亡的一刻，卻非理智的壯美實踐。布朗修的敘事告知我們：這事件真正超凡奇特之處，「從『我』住口不提那一刻才開始，但『我』已無法以言語述說。」

　　今天的我已經無法設想死亡經驗的玄祕，死亡之於我這個生者，是不可修補的斷絕。

　　上一場喪禮，送走了我的爺爺。在那諸多標榜「亡者尊嚴」的誦經儀式跟告別式中，我思考著喪禮的意義。台灣目前的喪禮，結合了舊宗教習俗與新商業精神，其功能與其說是引渡亡者、撫慰生者，不如說是將哀傷制度化，標出一段追思起迄時間，按部就班地幫助治喪者早日回歸日常生活。在整套儀式之中，我最難以忍受的是台灣政治人物見縫插針的錦旗和輓聯。八竿子打不著邊的一群政治明星，宣傳品依標準規格，進駐葬禮現場，不知道是否還重複使用。更熱情的民意代表甚至不請自來，抓緊公祭時段，與親屬握手致意。喪葬可以成為產業，但難道連死亡都是可以「物盡其利」的嗎？

　　西方極樂世界或者天堂、地獄，對我來說，都是宗教透過文學與藝術傳達的想像，只有哀傷是真實的。什麼時候我們才能選擇，將口頭上所謂的「節哀順變」還給生活，讓它靜置沉澱，成為生命的一部份，而不再被量化、美化甚至加以利用？容我引述艾騰‧伊格言的電影《意外的春天》（The Sweet Hereafter）來作結。生還的女孩以畫外音徐徐朗讀／敘說道： “They were／we are all citizens of a different town now. A place with its own special rules and its own special laws. A town of people living in the sweet hereafter.”

　　這美好的將來，我認為是生者與亡者共享的，斷絕後的重生。

　　照片中的場景為布拉格的猶太墓園。David Delaune／攝影。

　　本專欄文章原刊載於《幼獅文藝》689期，2011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