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醫院醫師陳耀昌先生今年初出版了一本書「生技魅影 我的細胞人生」，內文集結了過去他在雜誌上發表的專欄文章，主題有多篇提到台灣生醫產業的現況及建言，4月初某一天我在誠品書店閒逛時，看到這部書像看到一位老朋友，我毫不猶豫的買了下來，直到昨天前往美國的飛機上，才一篇一篇的讀了起來。

我個人投入生技產業報導已有幾年，一向自認所從事的記者工作是最特權的職業，有幸獲得許多海內外產官學界各領域菁英的不同見解，因此過去偶而在雜誌上翻到陳醫師對台灣生醫的見解，老實說多數文章只能令我佩服，而未能讓我動容，直到讀了「她與他的故事」。

「她」與「他」的身分，同樣都是陳醫師早年骨髓移植的病患，同樣到後來都沒能幸運的從死神手中逃出。

陳醫師第一篇文章提到「她」的故事，主題說的是「兒童人權」的議題，她是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少婦，新婚不久，先生及婆婆對她關愛有加，除了身染重症之外，唯一的的遺憾是自己的「不能」懷孕生下後代。

陳醫師告訴她，因為白血病必須做化療，化療容易造成胎兒引發畸型或流產，流產對血癌患者更易造成生命危險。而她深明大義的婆婆更開了個家庭會議，不希望為了自己傳宗接待的期望，讓自己未來的孫子生來注定沒有媽媽。

但是她卻很激動的向陳醫師抱怨「你們男人最自私了，男人都想盡辦法要留下自己的骨肉，為什我不以留下自己的骨肉？」在她的堅持下，孩子終於生下來了，她卻在孩子生下七個月後走了。

這孩子後來的成長過程，果如最初大家所擔心的，交由舅舅家來扶養，孩子的父親在美國再婚，孩子除了失去了媽媽，也失去了爸爸。

直到2003年的某一天，輪到婆婆癌症住院，陳醫師在病房內再度遇到她先生，他拿出一張照片說「我女兒現在和我在一起，她現在唸柏克萊大學。」

陳醫師在文中提到，「照片中父女笑的很開心，我不知道他們父女是何時重聚，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她一定很高興她當初拼了命留下來的骨肉，在人間快樂、健康地活著。」

「傳宗接代」與「兒童人權」的課題，在「她」的故事中進行了一次辯證。

另一篇「他」的故事，談的是「該不該貿然進行人體臨床試驗」的課題，陳醫師寫這篇故事的背景，和我的一次採訪經驗頗有相關。

記得是2004年5月的某一天，我寫了一篇報導，標題寫著「臨床試驗產業 生技新明星」，這篇報導的背景，是政府希望鼓勵民間醫院，及委託臨床機構（CRO）積極擴大臨床試驗產業，以吸引更多跨國藥廠以台灣為早期臨床的亞太基地，進而讓藥廠願意將先進藥品研發計畫帶到台灣來進行。

沒想到報導登出沒多久，當時的衛生署藥政處長王惠珀就在報紙民意論壇發難，反對台灣將臨床試驗「產業化」，王前處長的標題上寫著「全民皆為白老鼠？」，沒多久，和信癌症醫院院長黃達夫、副院長謝炎堯也在民意論壇上發言力挺王惠珀的論點。

支持臨床試驗立場的人也發聲了，他們推舉醫藥品查驗中心顧問陳紹琛醫師在報上發言，陳醫師另一身分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部門主管，他是美國國務院特別通過派到台灣協助建立臨床試驗體系的專家。

有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一通電話，他說他是「陳醫師」，在我還摸不著頭緒時，他又以略為不安的口吻說他是「陳耀昌醫師」，這下子我的態度立即肅然起來，陳耀昌是國衛院幹細胞研究中心主任，是台大醫院血液腫瘤科權威，是國內骨髓移植的第一號人物，我心裡還是很疑惑，這麼大牌的醫師為什麼會打電話給我位生技小記者？

陳醫師在電話很簡單的提起了「臨床試驗產業化」的問題，並和我約當晚十點在台大醫院大廳咖啡廳見面。見了面後，陳醫師平易而直接的告訴我，他反對「台灣積極建立臨床試驗產業」，理由也是不應為了發展生醫產業，而將民眾生命置於新藥臨床試驗的風險之下。

陳醫師很誠懇的問我政府形政決策的來龍去脈，他說他要在雜誌上寫文章發言反對，如有可能，甚至動用「總統府科技顧問」的身分向高層提出建言，他的心情看得出來很激動。

坦白說，一向以生醫產業記者自居的我，對於政府強化臨床試驗的動作，我持的是正面的看法。我以客觀第三者的狡獪言詞及後續報導，掩飾我對陳醫師的立論的反對，但是打從心裡直覺，縱如陳耀昌，王惠珀、黃達夫及謝炎堯等醫藥界賢達們，在這個議題的態度上似乎過於因噎廢食了一點。

回到「他」的故事內容上，陳醫師提到，他年紀36歲，卻是陳醫師所面臨有意做骨髓移植患者中，年紀最大，最容易面臨骨髓移植後排斥反應（GVHD）的一位。

陳醫師描述，旅美台籍的另一位科學家龔忠恕為了對抗引發排斥的T淋巴球，在1979年成功發展出單株抗體OKT3，在1982年初步的人體臨床試驗，也證明這個「T淋巴球清除法」是有效的。

有了國外的人體臨床試驗成果，在台灣，陳醫師認為這套技術並不難，他找了台灣另一位專家協助製做了OKT3單株抗體後，很快的取得他的信任，直接從事OKT3的治療。但很不幸，在骨髓移植後的第83天，他溘然長逝。

陳醫師筆觸寫著「到了20年後的今天，我對他仍然充滿愧疚」、「我覺得我像一位紙上談兵的將軍，把兵士們帶到敵人佈置好的口袋陷阱」

「他」的故事繼續寫著，生醫產業與臨床試驗間的糾葛，先是細胞治療經過80年代經驗與血淚的洗禮，90年代基因治療也面臨挫折，直到21世紀，細胞治療又因幹細胞的熱門再度走紅。

和20年前不同的是，近兩年有關幹細胞應用在人體治療研究的光環，是出現在南韓、土耳其、葡萄牙、香港及巴西，而非在美、歐、日本等國家。

陳醫師的理由是：醫學傳統先進國家都有很嚴格的臨床試驗規定，維持較高的生物醫學倫理標準，在動物試驗未有明確結果之前，不會輕易進入人體試驗。

反觀台灣，在面臨同樣水平的南韓、土耳其及香港在國際生醫名人堂上大放異彩，我們是該傚法其初生之犢不謂虎的衝勁？還是學習歐美、日本的穩健？陳耀昌醫師在「他」的故事開頭以「To Be or Not To Be」為故事名，文章結尾寫著「我面臨這個兩難抉擇，眼前不時浮現他的身影。」

而我這位生技小記者，到今天才體會到那晚他在台大醫院的複雜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