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年 

全世界的民主政治發展，以台灣的經驗來看，權力越下放到社會底層，越廣泛分散，民眾所擁有的權力就越少越小，以至於無效；假使有大量民眾的教養，不足以理性思惟或以民眾整體利益為優先思惟，民眾整體行使政權的效力，就會被折損或相互抵消而歸零。 

國民黨在後蔣經國時代，由於施政帶有國家社會主義的性質，且全力發展經濟建設；人民行使政權或許不完全，但不致於歸零。民進黨的發展，先後驅逐了黨內人道主義者、社會主義思想者(無論統獨)，幾乎完全違背了日據時代以來反對運動的先賢、傳統和理想，剩下巧言令色和尖牙利爪的律師，以及狼吞虎嚥社會資源的紅頂商人。這些人或者代理人，充斥在行政機關和議會，就和垮台前的國民黨沒有兩樣，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發展出台灣目前如此難看的敗象。 

商人在人類發展民主政治的胚芽期，不具有在公共事務中行使投票權以及擁有公民權，雖然是矯枉過正，但是顯然還是有道理的。 

無論如何，民主政治是否就是人類最終最好的政治制度，還是有疑問的；還在試驗中。因此，複習人類民主政治胚芽期的現象和思想，或是有趣也有意義的。 

民主政治的概念，出於古希臘雅典城的公民統治。在有奴隸制度的古代雅典社會中，投票權僅限於父母都是自由人，年滿21歲的公民；只有他們和家屬享有公民權。他們可以經由嚴格的審查，被選舉出來，進入執行公共事務的機構、負擔國家的軍事和財政義務、在全體公民出席的公民大會上制定公共政策。這些公民的政權是一律平等的；在法律上，或在議會中，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對於雅典人來說，公民不僅是選民，而且可以輪流抽籤或以比賽背頌詩文的勝出來充當地方首長或法官，隨時為國家效勞。 

但是，這種自由人，只是全部31萬5000人中的4萬3000人；任何受命於其他人或以勞力為生的人，即無閑暇也無能力從事公眾事務。因此，雅典的11萬5000名奴隸、雅典的婦女和幾乎全部的工人，以及2萬8500位非雅典人和大部份的商人，都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當時，識字的人不多，僻遠城鎮和雅典之間交通的不順暢，也是選舉權受到限制的因素。 

選民並不結合去組政黨，只按個人對於擴大選舉權、議會的控制以及政府以富人的錢救濟窮人等等問題，表示贊同或反對；僅概略分為寡頭派和民主派，而各派系中積極的成員則有各種俱樂部的團體組織。這種俱樂部團體，有宗教社、宗親社、軍人俱樂部、工人俱樂部、演員俱樂部、政治組織社團、及純以吃喝為目的的俱樂部。 

    這些組織中，以寡頭派所培養的社團勢力最強，他們在政治與法律上互為聲援，並且仇視低階層公民；因為低階公民對於擁有土地的貴族和殷實的商人階級懷有敵意。和寡頭派對抗的才是相當民主的黨派，由小商人、薪水階級的公民、商船船員、雅典海軍、痛恨奢侈與特權的有錢，以及少數自幼教養成為雅典領袖的人士。 

    從梭倫到希臘被羅馬征服，寡頭派與民主派之間的關爭，一直以辯論、投票、放逐、暗殺和內戰等等方式，慘烈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