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月光小夜曲」，追念「沙韻」與「林克孝」

──與學術權威周婉窈教授論「莎勇神話」的原型與史實〈中〉

續前‧‧‧

三〉浮現的史實真貌──

有了前述對於莎韻故事的背景的認知，下面我們再看在上述史實中的莎韻故事。

當然，就事件的原貌而言，「莎勇事件」只是一個「蕃婦落水，行方不明」的事件；在那死亡率極高的年代，通常這樣的消息會刊登在全台性的新聞紙上麼，我們不知道──然而，由第一次見報到第二次見報之間的差異，讓我們已可以感到至少有它幾個值得疑問的地方──

其一、是如果「不重要」的話，此消息不應該重複上報。其二是如果「重要」的話，它應該把第二次見報時，對於其中的更正部分，說清楚講明白，例如那「柿田警手」為何改成「田北警丁」──否則，那麼是否就意味了該報認為「柿田」或「田北」，其實都不那麼重要，重要的只有他想報導的番婦莎勇與後來因此而出現的青年團與其盛大的、有高度樣板意義的愛國追悼會──不過，既然不重要，何必又要提及這一由「柿田」到「田北」的轉換呢？

其二、果然，整個事件的虛構就在這個角度上展開了，那是1939年一月號的「台灣愛國婦人新報中刊出了一則名為《番界銃後哀話－乙女サヨンの死》的長文，根據坊間著名的「維基百科」所稱，該長文中報導了：

「該長文詳細報導霧社事件後，泰雅族利有亨社被強迫遷移至南澳後的皇民化現況，並以莎韻、田北正記師生情誼為報導主軸，除了讚賞莎韻「為國捐軀」外，也報導了藤田知事贈詩經過。」[1]

但根據我們前述的探究，則該長文中並未見到與「霧社事件」直接相關的論述，只探索到我們前述關於1910年代日軍攻伐南澳附近泰雅族時犯下的姦淫暴行；不過，很讓人慨然的，我們來看學術權威周婉窈的學術大作「海行兮的年代」 中，對於上述「番界銃後哀話」的「長文」，則僅略述了迎合於一般坊間所熟知的部分，既沒有我們所追索到南澳鄉的悲情內容，也沒有那「泰雅族利有亨社被強迫遷移至南澳後的皇民化現況」的說法，只提前及那強調「日警體恤，莎勇志願」的所謂：

「根據事後一篇登在「台灣愛國婦人新報」的報導，十七歲的莎勇和女子青年團團長翁蓋‧哈勇〈十九歲〉等人商量，‧‧‧據稱駐在所警察官及田北正記鑑於路途險惡，辭卸莎勇等人的好意，但是這群女孩堅持送行。」

其三、上述兩者之異同間，是否極值得我們探討；然而，這也就是林克孝先生當年所見的權威資料。然後，我們不用太多學問，只以「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方式來探索。

先看同的方面，兩者都不肯把該長文的標題翻譯出來，是其一同；對於長文，都極為精簡，這是其二同；經研究者查字典，原來這「銃後」，在日文裡，是「後方」的意思！那麼該標題是否也就可意譯作「大後方的番界悲情故事──少女莎勇之死」，換言之，對於地方人士言，確實「莎勇事件」只是一個少女之死，但是對於官方而言，卻已經視為在戰爭大後方出現了一個值得處理、變造的重大機會；因而就有了把故事做長，成為長文的必要了。

再看異的方面，原來我們的權威教授隱匿了重要的史實──他只強調了日本官方所一再宣揚的部分──原來這南澳地區的泰雅族也是生活在這樣悲慘的情境中的！何以當年霧社事件後數年深山番社紛紛被迫遷移，而該社例外；是否該社容納了那時才由霧社遷來的一批道澤群，應該是屬於曾經參加抗暴的「親日蕃」的近親？不欲使之與他社親近──那就正好與我們今天「南澳鄉簡史」中所提示的留置道澤群[2]相合？！啊，那真是湊巧？還是命運的魔掌，正好可以被用來作為總督府證明霧社事件後教化成功的祭品？我們是否應該要懷疑了──「柿田」極可能是兇手，所以不敢面對少女蒙難的追悼會麼？至於一定要把「柿田」換成「田北」的理由，則是作為「警手」的「柿田」，只有工友的資格；不可能成為教師；必須至少要有1898年時代「警丁」的身分[3]，才有擔任蕃童教師的資格──必須把他們的身分轉換，整個官方的故事才能夠進行‧‧‧是如此為了彰顯後方教化的成功，並鼓舞數年前對於「霧社事件」記憶猶新，有自疚感的日本內地民眾[4]而有這樣的事件麼？

如果以上都是真的，那就難怪；我們今天會讀到南澳鄉的原住民耆老，當年莎勇的同班同學游清豐會有以下的說法：

「還在中日戰爭。記得當時我讀二、三年級，而莎韻年紀也很小，是跟我同班同學。有一天颱風剛過後，莎韻背著小孩子〈姪兒〉從金洋下山到南澳。從前日本人在金洋等山地鼓勵原住民養蠶，所以山地裡盛行養蠶。我這樣說也許有點不禮貌，但他因為患有沙眼視力很差，又揹小孩子過獨木橋，一不小心掉下去，就被溪流沖走。‧‧‧當時正處戰爭期間，日本政府便利用這個事情編造一則愛國故事。」[5]

因此，所有其他在該事件的六十年後，自李登輝文化路線初期，經由周婉窈教授以其耶魯大學博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代課講師身分，承蒙日本東京川村節夫先生與加拿大溫哥華蕭林美智女士協助而發表的「『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波瀾」之大文，才根據周教授承襲自日本官方當年渾沌的「田北正記」之說而引申出來的說法，就應該都是錯誤的論述。[6]

不過，很遺憾的，我們只能確知「田北正記」，確實如傳聞而林克孝在書中也說，不是「沙韻」的老師，所以儘管我們已知，由田北警丁引出的愛情與愛國故事絕對不可靠。還是無法確認首先見報的「柿田警手」的問題‧‧‧在日本內地已發生多次少壯派軍人喋血事件後，那因顯然與少壯派有關而下台，半年多的時間就又能轉任到「台灣總督」的小林總督，是否可能為了呼應皇道派而製造此一事件──即為了推動當年皇道派所熱衷「舉國一致」的「戰時體制」，並積極消除日本軍方，由於慘烈的「霧社事件」而對於後方蕃界所留下的重大疑慮呢？

以上的探究，迥然不同於學術權威周教授的絕無思考與詰問；當然，嚴格地說，我們的探索，已在事件七、八十年之後，不可能立刻得到答案，然而，如果當初林克孝先生，雖然相當喜歡浪漫色彩的「月光小夜曲」，但是當他對於「サヨンの鐘」的故事處於熱情探究的階段時，學者專家能夠讓他稍微接近我們在此所揭示的這樣的史實真相，是否他就可能儘管仍保持其高度的浪漫而卻能減少其自稱「瘋狂」的成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