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作家勿輕易比較歷史與歷史人物

──談八零年代以來的歷史批判風格

作家之「出格」論歷史人物，晚近除了大作家龍應台的「大江大海」，龍氏曾以其作家的生花之筆，配合時下民粹、自大的文明觀念而大紅大賣外，平路之「國父傳」風波是另一個著名的、備受注目的「出格」作為；近日見到平路專文論述「鄭芝龍與坂本龍馬」大文，其中又把日本的幕末名人坂本龍馬和中國明末的名人鄭芝龍，不顧兩者間有近兩百年的時差與時代的明顯差別而相提並論，然後籠統地譽之為「出格作為」，就文筆言，真是一篇相當能夠「微言大義」地銜接主流文化的文章；然而，恰好筆者對於兩岸與日本幕末史，對於當代台灣史皆有相當關注，對於當前這種風潮，頗覺我們知識界似應該深入省思，乃謹借此就教於各方高明。

 這裡，筆者想指出的是，這其中的錯誤形式或許至少應該由八零年代「柏楊版的資治通鑑」談起──

那是當年為了對抗當時的高壓封閉體制，以及同情作者的不幸遭遇，該書之藉古諷今，把千百年來，前民主時代的國史名人，大約都用當時洶湧的人權與民主觀點加以咒罵，在當時可說社會被自然對立為「官方與民間」、「獨裁與民主」兩區塊的情況下，該一粗率的觀點，就受到知識界高度的容忍；這樣的論述方式遂由於沒有獲得應有的批判，而成為一種被認可的流行論述方式。

舉例言之，以「大江大海」為例，我們則可以看成是另一種錯誤的粗率處理方式；其中對於戰爭，不究其原因，僅強調戰爭失敗者的慘狀，然後嘲笑勝利者竟無所得，似乎完全不知道，所謂「戰爭」，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的重要現象，有其重要特性，即所有的戰爭必然對於雙方都是不幸的一歩，戰爭本身是結果，有其不能當做原因的道理；因而，論述戰爭，一面只能追究其原因，思所以避免，另一面論述的則是「目標」，一如美國名外交家肯南所說「恐怕所謂『勝利』在一個戰役裡是可以有的，而在一次戰爭裡則只可以有你的目標達到或未達到。」；沒有這樣的認知，硬要把「戰役的勝利」與「戰爭的勝利」混在一起，透過文學的筆法，舖陳出戰役與戰爭混為一團而脫離實際歷史脈絡的動人論述，應該也可算是另一種類似當年柏楊史觀的粗率觀點。

 而當前平路這篇將日本幕末名人與我明末名人並論，似乎也是由這個錯誤脈絡延伸下來的產物：

讓我們看，作者由所謂「兩人因應的卻都是黑船跨海而來侵門踏戶的海權時代」，然後透過強調所謂「都通曉洋務、會說外國話，熟悉貿易規範，他們都經營過企業，且以企業結合軍事」以及「兩個人的去世都一樣悲劇。」而強調他們都是「出格」的英雄‧‧‧再透過所謂「降清，卻不是明智的選擇。」，以「罵名」嘲笑鄭氏降清，不夠「出格」的意味，來彰顯日本人版本龍馬的更為「出格」；最後，該文並比較於其子成功的「不降」，而更帶出了其自以為是的所謂「回看歷史，所謂大是大非，跳出原先的語境，此一時彼一時，很可能有不同的解釋。回歸歷史中的個人，坂本龍馬與鄭芝龍，創造時代，而不被時代囿限，他們都是出格的英雄！」。

 然而，平路，他所粗率質疑的問題，真的是其所謂「跳出原先語境」的問題麼？筆者以為應該要看看其時的三項史實，那只是改變「語境」，所可以解決的嗎？

首先，該文起始之所謂「兩人因應的卻都是黑船跨海而來侵門踏戶的海權時代」，很接近混沌的常識；但是史實中，除了「黑船」只出現在坂本龍馬的十九世紀，那是指當年出現在日本海，吐著黑煙的蒸氣動力軍艦，在鄭芝龍的十七世紀，西方並沒有那樣的秘密武器；同時，其所謂「海權時代」，真的十七世紀可稱為「海權時代」麼？我們都知道橫行歐陸的拿破崙要到1815年才殞滅，不知作家的觀念從何而來？此外，兩人之時間差的近兩百年間，正是工業革命由英國向歐陸擴散，也是中國文明開始真正大幅落後的年代；鄭芝龍能夠有多「出格」？──以他的船隊實力能夠帶動工業革命麼？

其次，是關於鄭氏的生平的重要疏忽，那是忽略了鄭芝龍的籍貫乃是泉州，泉州自宋元以來，就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吞吐大港，該港至明代海禁以前的盛況，泉人應該都聽鄉人談過；更何況，鄭和下西洋歷時二十八年，早有由兩萬多人組成艦隊遠航之故事流傳我沿海，因而，鄭氏確實應不至於對自身航海事業過分自大。還有，作家對於鄭氏降清之前，已曾受明招撫之事，是否曾經考慮？由海寇歸附明朝的鄭芝龍，對於明朝官僚體制，倘不能習慣，當清兵入關，明祚不保之際，是否難免有「識時務者為俊傑」之想；若硬要比較於其子成功的國家認同，應知成功生在德川時代的日本，史稱「幕府專橫，民命不堪，僑居斯土者迫害尤甚」，長至七歲始離日，其受日人歧視，自然傾向認同於祖國大明，況且歸國後，受忠孝節義之教，並獲賜國姓之殊榮，其認同感，自非芝龍所能比擬。

其三， 其文中，為了使坂本與鄭可以並列比較，平路勉強設想出所謂「鄭芝龍降清，在他的算計裡，焉知不是把新入關的清朝帶向海洋的視野？」；然而，倘非真有其事，豈能如此一廂想像？我們都知道，確有說法，膚淺地把世界文化二分，對比為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但真的那樣的二分法對麼？中國傳統中早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說法，人類為了求生存，那裡會自限其方法；如果該說法正確，為何宋元至明成祖時代，中國這個大陸文明曾經發展出像鄭和下西洋那樣燦爛的海洋文明？所以，作者所稱「海洋視野」，首先就是欠考慮的；而更欠考慮的是，如前所及，若果就真如其所設想鄭氏把「新入關的清朝帶向海洋的視野」，其實該一「出格」並不能帶來太大的不同；因為，如我們前所指出，中國的落後不在於「是否面向海洋」，而在於沒有發展出能夠帶動工業化，促進船堅砲利的「工業革命」啊！

總之，對於自八零年代柏楊輕率將眾多古代國史人物以今日民主人權標準譏評以來，近年來的龍應台與平路之論述似乎都犯了這類輕率的毛病，筆者以為在西潮不斷的沖擊下，這種現象本來不太奇怪，但是我們的知識界竟然對於這樣輕率的錯誤作為，一直完全沒有反應，則確實可能是一個極為不正常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