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偶然在政大校園中，與您們相遇；說了自身的感知與感慨‧‧‧‧不好意思，居然引起了我許多個人研究台灣史而想說的問題‧‧‧‧‧

啊，那是一場可遇不可求的機遇，其他想說的話，就在這裡說了吧‧‧‧‧

今天我們島上時局動盪不安，何以如此？上個月在台南發現一個日據時代「噍吧哖事件」的千人塚，您曾注意到嗎？就讓我由那個歷史事件說起吧‧‧‧‧

首先，知否？當年日本當局通稱該事件為「西來庵事件」；我台人則多稱為「噍吧哖事件」；〈可見於日人喜安幸夫著，,「日本統治台灣秘史」，武陵出版社，頁110〉

為何有這樣的差別？

相對地看，「西來庵」是台南地方的一個宗教的廟宇，是一個點而已；而「噍吧哖」則是一個當年台南府城附近的一個地方，比較起來是大很多了；這裡官方的命名，當然顯示了日本統治者意圖隱匿其地位，並強調其「迷信」；也因此，在1920年，官方就乾脆把那地名，由地圖上消失了；而我不屈的先民則繼續長期地保持了「噍吧哖事件」這個名稱──似乎雙手血腥殺戮的殖民統治者倒也並不拒絕‧‧‧‧‧‧

但是，終究他仍只是一個今天在地圖上已經不被標示的地名了。

然而，史實究竟是什麼？為何高度宰制我先民的殖民者並不壓制那個名字──上課時，我們有沒有人發問──包括該案件怎能那樣地「大規模」？〈據該案資料，不僅南部，中部甚至台北也有人加入〉

一〉日本當局為了打擊抗日人士，習於把我抗日人士說成是「迷信」，然而，只是「迷信」嗎？我們的老師也這樣跟著教；教授們有沒有解說，只是「民不聊生」就會發生「西來庵」事件嗎？──然而，所有史書都載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趁著列強之間火拼，無力東顧，使得日本經濟獲得很好的發展，那麼那時能夠挑起大規模抗日運動的宗教是哪一派的？

知否，那是當年中國社會中的一種在家修行的民俗宗教，通常叫做「吃菜人」；他們的宗教信仰與其神明溝通的方式，是透過特殊的宗教執事者，請神明降旨，寫在沙盤上，所以稱之為「扶鸞降筆會」。──對的，就是我們今天還偶會聽人說起的「乩童降筆活動」。您們很多人認為自身是知識分子，或者學的是自然科學，可能會輕視它們‧‧‧‧就是他們‧‧‧不過，更重要的是‧‧‧被日人抹煞掩蓋了的‧‧‧

知否，一次大戰期間，日本景氣明顯上升，島上雖然受到些帶動，然而開徵了建築基地稅以及印花稅，兩者皆為新稅，增加了我先民的稅負；尤其後者，是依照交易次數徵收，並非根據交易額度徵收，明顯對於低收入者不利；此外，建築基地分七十等則徵收，由第一等則之每甲2603元的捐稅，至第七十等則之每甲一圓，所有貧富地主都受其壓榨；真是很明顯地剝削。換言之，其時市況雖然確是稍佳，而農村難有改變，但稅負之增加卻無有已時；難怪當時余清芳的起義文仍有「刻剝膏脂」、「民不聊生」之說。

此外，在這次事件爆發前，您們的教授沒有告訴您們，歷史是延續而來的；1895年，樺山總督用了大屠殺的政策，想殺完或趕光我們先民；1897年，他們失敗了之後，立刻以天皇恩准之名義──也算他的「尊重民俗」，推行「鴉片緩禁」的奴役政策──恩准我台人癮者吸食；因為，設計該政策的後藤新平知道，鴉片可以戕害吸食者的身心，甚至遺禍子孫；在他1895年末所提出的意見書中，他曾指出：

『「凡罹鴉片中毒症者，益食多量為足，終致破產廢業，其子孫心身俱不健康，各種能力均益趨劣弱」』〈「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附錄保甲制度」，第一冊，省文獻會印行；頁13。〉

我們先民在清政府時代不服官方取締，受到日人大屠殺之後，怎可能接受殖民者這樣「包藏禍心」的安排？那時正巧由海峽對岸故鄉的民俗宗教傳來了一種戒吸鴉片的方法──那是正符合了現代我們醫界的戒斷方式〈宗教輔導、心理輔導、群體輔導〉──那宗教就是上述的在家修行的「扶鸞降筆會」‧‧‧這一段史實，您們的教授有談起嗎？他們要隱瞞什麼？請看啊，我們當年先民轟轟烈烈、真是義烈可風的先人啊！

「降筆會先以一度乩示：應予禁忌吸食鴉片以來，使各地吸煙者靡然奉以為信，因而據聞欲廢煙者頗多，現今在於台南所聞吸煙者之減少人數……本年4月與6月兩月之鴉片請賣人數……幾乎將鴉片請賣者之數減半。至此減少之傾向，仍在繼續中……」〈「降筆會與阿片之關係」，收入「台灣慣習記事」，第一卷下，第十號，1901年10月發行；台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譯者黃連財，省文獻會印行，頁175。

這就是史實，為何您們的教授們都不肯教？注意到麼？這裡所說的地方正是說當年的「台南」啊！

請再看當年的史實──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轉引自「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王世慶著，收入台灣文獻，第37卷第4期，頁137~140。〉

這才是我們台灣人真的應該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也可以向聯合國中的戒毒委員會表揚的事蹟吧！？

然而，很不幸地，我們偉大的先民被日警無天理地打壓了，有一位金鸞堂的堂主李緝菴先生為我們留下的這樣顯示中國傳統「義烈可風」的抗議文：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若知警省，不敢為非，大有關於風化；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

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豈邪術師巫惑世圖利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同前書，頁128。〉

「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為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已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預蓋齋房」，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27日〉

看到了麼，在「噍吧哖事件」發生的十四年前，不，由於這一歷史脈絡，可能更應該說是「西來庵事件」發生的十四年前，原來我們先民是這樣地讓我們可以自豪‧‧‧雖然他們被強烈的打壓，然而，人心不可能不記憶那充滿希望一幕吧‧‧‧十四年的歲月，就能夠讓它們忘記自身曾經奮鬥的身影嗎‧‧‧合理地想像‧‧‧許多先民應該到1915年仍然記得，並且可能他們不少人都有著我們民間傳統面對命運撥弄時的那種「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的信念‧‧‧

以上的資料與它的分析夠了嗎？──

這裡讓我們可以接續在認知西來庵的信仰，應該與1901年前後，一度在我島嶼南北極為成功，但由於日警大力取締而失敗的降筆會之間，有著可以連結的關係──然而，日本人與島上主流教授都要您們只注意它們的「迷信」，您們重視台灣人的主體性與尊嚴的話，建議您們，不要跟著它們只是鄙視他們的「迷信」啊。

最後，另一個資料，在此應該有關鍵的重要，教授們有告訴您們嗎？

那是打開「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中，對於本案的首要首腦余清芳的生平概要──

「清芳‧‧‧六、七歲時就讀私塾習國文數年。‧‧‧十二、三歲時輟學‧‧‧日軍侵台時，年方十七歲，不願受異族統治，投身武裝抗日義軍，及抗日戰崩潰後，隱忍自重，‧‧‧光緒二十五年〈1899〉七月，就台南廳巡查補職後，被派在台南、鳳山、阿公店等地服務，二十二歲至二十九歲間，都從事斯職。光緒三十年〈1904〉辭職後，經常出入台南廳下的各地齋堂，反日言論漸露‧‧‧日人早有風聞，惡之‧‧‧曾被押送‧‧‧管訓‧‧‧經過兩年十個月，於宣統三年釋放返回家鄉。‧‧而反日意志愈堅。就在這時候結識大目降世家，住台南帝仔街的台南廳參事蘇有志及原大潭庄區長鄭合記。‧‧‧均任台南市西來庵董事‧‧‧」

這位讓我這非「台南人」也感到景仰的義人啊，原來他不但很早就受過漢文教育，並且他十七歲就投身了我台人1895年的自救運動；而在我們論述這西來庵事件上，他在1901年之前後，那正是他成為巡查補，擔任日警助手的時期，這應該是一更重要的資訊‧‧‧

我們是否可以想見，當時這位曾經意圖報效於義軍的年輕人，這時親見了日警口蜜腹劍地宰制我們父老的一幕‧‧‧想像著他讀到那位堂主的抗告文時的沉痛‧‧‧

當年，距離全台「扶鸞降筆會」被扼殺的沉哀，不到十五年，應該還不難喚起往昔的熱情；這應該才是「西來庵的影響力」之所以能夠在短期間廣布中南部，近兩千人被起訴，八百多人被判死刑，四百多人被判有期徒刑，而台南廳農業人口竟然消失了二十萬人的真正理由吧。

以上我們台灣先民的歷史史實，為何教授都不教呢？或者都不研究呢？

尤其，自當年〈1990年代〉李扁路線，高調「去中國」的「本土化」以來，這樣可以讓我們台灣人的主體性簡直可以達到「頑夫廉，懦夫立志」，可以掀起偉大社會運動的史實，為何要被抹煞呢？──只是為了李登輝輩的皇民幻想，台灣人，台灣人，追求尊嚴，追求理想的我們，就必須要放棄我們先民這樣可以亢懷史冊、自尊自豪的義烈傳承嗎？

 今天的時局，無分藍綠，大約都對於自身的處境高度不滿意，但是對於處理問題的目光都只是指向對方，甚至也有乾脆推托給霸權國家者，似乎自身的存在完全只是一個悲情而不曾擁有崇高意義與價值的實體；請問，在上述的史實脈絡中，作為後人的我們，真的應該那樣虛無嗎？我們豈非應該，不分藍綠，共同莊嚴地承接下來他們這寶貴的文化遺產？為何要迴避自身先民當年血淚奮鬥之所遺留的、放諸世界應該也絕不遜色的堅貞啊──

這次，關於我所研究的台灣史，就談到這裡吧‧‧‧希望對於年輕充滿理想的您們，能夠產生一些幫助，不管您是愛談什麼題目，或者您理想中的偉人是孫中山、列寧、或者馬克思、或者蓋瓦拉，或者葛蘭西，靜下來想一想，您究竟要怎樣建立您自身的生命基礎？在虛妄的名詞與血淚的史實之間，您應該如何建立自身往後事業人生可大可久的基礎？

泥人慨然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