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和大陸，雖然語言系統相同，但分隔了很長久的一段時間。由於語言和社會有互為辯證的關係，不同的社會就會有不同的語言表現方式。如果我們從語言符號和語言指涉的角度來看，有時兩岸會用不同的符號表示同一個事物（同物異名），如台灣的「飛彈」相對於大陸的「導彈」，台灣的「貨櫃」相對於大陸的「集裝箱」。有時兩岸的符號相同，但指涉卻大不相同（同名異物），如「愛人」之於台灣，指未婚的戀愛對象，而大陸則指配偶；「窩心」之於台灣是「溫馨」，於大陸則是「寒心」等。

　　「小姐」一詞，在台灣泛稱未婚女子；但在大陸，長久以來被「同志」一詞所取代（男女平等，「先生」也被「同志」取代），原來的「小姐」則帶有負面含義，指的是封建社會大戶人家的千金，身邊自然伴隨著婢女。

　　大陸改革開放後，台商和探親客前往大陸，帶去了大陸久已不使用的「小姐」，不知曾經引起過多少尷尬和誤會。但一些沿海城市接觸外界容易，聽多了似乎也就習慣，慢慢地就不以為忤。然而，改革開放時間一久，過去曾經被中共嚴禁的娼、賭、毒卻都死灰復燃，「小姐」一詞就又有了新含義，是「三陪小姐」的簡稱，專指從事特種營業的女子。

　　因此，在大陸旅遊最好不要看到女生就叫「小姐」，有時會討打。以下這則有關愛滋病的報導，可資佐證。

「小姐」首先是一個人 
2006年10月18日 00:00:38 　來源：新華網  
 
    何山

    在娛樂場所從業的「小姐」成了衛生部門關注的對象，並集中參加了哈爾濱市市區舉辦的第一次「防艾」知識講座，這種做法引出人們對「掃黃」和「防艾」的爭議（《哈爾濱日報》10月15日）。

    對普通民眾開展防艾講座，大家認為理所當然，因為防艾是政府的職責，政府有責任保護我們的身體健康。對象變為「小姐」，就會引發爭議，為什麼呢？因為「小姐」所從事的職業為道德所不齒，為法律所不容。這裡面隱藏著一種觀念：政府應該為「好人」服務，而不是為「壞人」著想。仔細想想就知道，這顯然是錯誤的。一個殺人犯，在拒捕時受到重傷，是任其流血死亡還是送到醫院搶救？相信大家不會認為搶救一個殺人犯是浪費社會資源和財富，因為，殺人犯雖然罪大惡極，但他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殺人犯。

    同樣，在討論這件事時，我們必須明確——「小姐」首先是一個人。

    人人生而平等，是現代社會的法理基礎之一。從這一點出發，「小姐」和普通百姓享有同樣的人權，既然我們可以參加政府部門組織的防艾講座，為什麼「小姐」不能呢？而「小姐」作為艾滋病高危人群，自然應該在防艾知識方面得到更多指導。正如醫生眼裡只有病人一樣，衛生行政部門的眼裡也應只有人的健康，這是衛生部門的根本職責，哈爾濱市衛生部門的做法值得讚許，因為他們把「小姐」看成了和我們一樣的人。

    「掃黃」和「防艾」的性質迥然不同。「掃黃」是為維護社會秩序，「防艾」是為維護大眾健康，兩者任務和目的不同，不存在互相否定的關係。「防艾」不是對「掃黃」的縱容和許可，它是對人身健康的保護。衛生部門依照職權對「小姐」開展防艾教育，公安部門依法對違法行為進行處罰都是正確的。

    在時下艾滋病傳播迅速，艾滋病患者惡意傳播艾滋病事件屢屢發生的情況下，對「小姐」開展防艾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更希望對「小姐」開展防艾教育的理由首先是因為她們應享有與普通人同樣的權利，其次才和其所從事的職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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