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院審議中的「廣播電視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在場外已出現各種針對性的攻防。日前本報就此呼籲各界要慎思「為何而管」，今天我們要進一步提醒各界思考「如何管制」。反壟斷固是重要目標，但手段上亦須避免戕害言論自由及扼殺媒體產業發展；否則，將是一場災難。

言論自由是民主國家珍視的普世價值及憲法明定的基本人權。政府要如何保障言論自由，並兼顧多元資訊的呈現和對話，往往視科技、文化、社會、經濟的變化而定，這歷經了不同階段的「典範移轉」。

以美國為例，最初採取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場商業模式，但在大型報閥與廣播電視崛起後，人們發現媒體大亨可以塑造民意並引導社會風潮；因此，才漸漸走向「大廣電媒體模式」或「公共受託人模式」。此一模式，是將廣播、電視當成「公共受託人」或所謂的「第四權」，而非純粹的私人企業；因此，以法律要求他們履行許多公共任務，並課以繁複的執照管理與行政監控。

在這樣的典範下，同樣是「媒體答覆權」的強制規定，放在報紙，則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告是侵犯言論自由而違憲；但用在廣播電視，則被承認是正當的政府管制。其差別，就在廣播電視「佔用有線電波頻率」！

我國大法官在一九九四年的三六四號解釋，也採納類似理論，認為廣播電視因佔用公共電波資源，所以應受執照制度與「媒體近用權」之類的管理。目前國內強烈支持「反壟斷法」的人士，大致是站在「大廣電媒體模式」的立場。然而，三六四號解釋在作成的同時，其實就「過時」了。原因是，廣電媒體面臨了更新的「媒體匯流模式」的挑戰。新科技使得電波資源不再顯得那麼匱乏，有線與衛星電視的崛起，打破了「頻道稀少」的問題，而網際網路更跨越了各種媒體的界線。在全新的數位匯流時代，該如何規範傳媒，讓全球政策訂定者都傷透腦筋。

最困難之處，在於無從預測管制效果。用二十世紀中葉發展出來的管理措施，真能讓二十一世紀網路時代的言論市場更多元而自由嗎？管制了衛星電視，會不會偏袒有線電視業者？管了上游，那下游呢？在種種不確定下，管制者必須要更謙抑、更謹慎，避免在缺乏充分資訊的情況下，制定了僵硬、嚴苛、乃至錯誤的法令。

媒體亂象固然很多，但這要靠行政管制來糾正，還是有賴市場競爭調整，抑或要依賴消費者與另類媒體的制衡；這些都尚無定論。

反觀台灣，從媒體匯流時代一開始，就制定了許多大膽的法令。例如，現行法對有線電視、衛星電視，課以與傳統廣電相似的內容管制與答覆權之要求。反壟斷法草案甚至進一步把新聞紙也納入「連坐」規範。試問，在這個人人都可上網串連罵人的時代，需要逼迫報紙空出欄位給人答辯嗎？那部落格為何無此義務？在臉書上發表意見的人呢？

此外，草案甚至把手伸進媒體內部，要求一律訂定編輯室公約，設置獨立理監事。這若在廣電媒體被當成「巨獸」的年代，容或有其道理；但在今日，會不會造成守法媒體瞻前顧後、而脫軌媒體自行其是的反效果？

反壟斷法草案對各種管制的「整合」規定，更是讓人怵目驚心。美國認知市場變化與科技發展很快速，所以並未在法律中訂死各項比例與整合要件，而是概括抽象地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法規來管理，同時要求每四年視情況檢討；主管機關每次也都做了詳盡的實證研究，草案經數度公開辯論，加上法院來回數次的司法審查。但台灣目前的反壟斷法草案，卻膽敢在法律中一口咬定各項比例，留給產業與政府極小的迴旋空間。這是因為我們的研究與預測特別傑出，還是台灣政府決策比美國勇敢？

鑑於媒體管制的新典範尚未成形，我們認為政府不宜採行那些過於大膽的管制措施，以免過早、過多的管制扭曲了言論市場及媒體生態。一方面，應進行更多實證研究，來評估管制手段的正負效果；另一方面，則在立法技術上則應預留更多彈性，避免為特定產業或某些媒體「量身定做」。

近年來政府許多良法美意，卻都在未經深思熟慮下驟然推出，致在實施時遇上強烈反彈，又倉促改弦易轍。面對新媒體匯流時代，切勿再重演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