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勇奪二座奧斯卡最佳導演小金人，也樹下未來亞洲導演難以超越的「李安障礙」。李安得獎，或許不代表台灣電影前景可期，但這給台灣導演上了一課：出身不是重點，如何與「失敗」共處，從低潮攀上高峰，才是成功的關鍵。

李安的成功，在於他願意等候，默默磨劍，學習去面對失敗，不放棄。即使成名，他不眷戀固有題材，每次拍片都要創新，挑戰過去的自己，這點特質，在許多國際大導身上都能看到。

李安在拍攝「推手」等父親三部曲前，很長時間學著與自己的失敗相處。拍攝「臥虎藏龍」揚名，其後的「綠巨人浩克」卻再度與失敗相遇；李安咀嚼、重新學習，也才有「斷背山」的產生。而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之前，李安的「胡士托風波」，票房與影評都慘敗，但他不放棄，終究能再度揚威國際。

反觀許多台灣新銳導演，拿著粗淺的劇本，趁著台灣國片起飛浪潮，隨便找個創投基金投資、或向政府申請輔導金，二、三個月就拍出國片，不顧電影的藝術本質，內容毫無邏輯，拍攝水平粗糙，票房失敗了就說「台灣人不愛國片」，這是浪費台灣人對國片的熱情，也浪費納稅人的錢。

也有部分導演憑著市場嗅覺，拍出符合本土意識、口味貼近庶民的國片，票房告捷。但賣座不等於具有藝術價值，台灣電影可因此走上國際嗎？

從「推手」到「少年PI的奇幻漂流」，李安證明拍片資源可以外找，也要想清楚自己的定位，在商業與藝術間取得平衡。

李安得獎，台灣與有榮焉，但台灣想要有下一個李安，從政府到電影從業人員，先學著跟「失敗」相處吧。

在李安大導演第二度榮獲奧斯卡獎的喜悅下，罕見地多買幾家報紙回家珍藏，想將李安上台領獎時口中一聲聲的「台灣」封存紀念。對我來說，這是台灣少數可以在國際上露臉的時刻，台南鄉親父老無不喜悅沾光。

其中《聯合報》的願景工程系列報導「為青年尋路」我看得深入，點出澳洲產官學的聯繫合作，委實提供台灣技職教育、教改方向的一些省思。又想起在奧斯卡典禮中白官第一夫人蜜雪兒親自宣布最佳影片得主，象徵政治給予娛樂產業的高度尊重。不論澳洲或美國，對於年輕人才的走向沒有單一答案，他們提供多元教育系統與職業間互相尊重的價值觀。

多元的選擇下，理性審慎又切中需求的抉擇相當重要，可惜這非一蹴可幾。恰如昨天陳立恆先生在《名人堂》「給自己一分鐘的安靜」所言，只有安靜沉澱才有心靈澄明。我想到李安給自己長達「八年的安靜」，最後仍誠實面對自己。同樣的奧斯卡以美國第十六屆總統為劇本並摘得最佳男主角的《林肯》，林肯在現實中透過閱讀文學作品與觀看戲劇來短暫放鬆與思考，那是他可以在壓力與苦難交織而來的南北戰爭期間給自己最大的慷慨—只是幾小時給自己的安靜。

林肯在與他人的對談交流中精練字句，形塑自己平凡中見偉大的風格；李安在經歷安靜的重考大學兩年與六年扮演煮夫的日子，奧斯卡第二度發掘了李安的價值。電影的社會，社會的電影。台灣現在年輕世代的奇幻漂流，需要更多與自己的對話，揚帆扎根而不隨風擺動。

李安的「少年PI」，是花了上億在台中打造的造浪池攝影棚拍出的奇幻海景，事後捐給了台中。當初市府曾補助五千萬元，遭到民進黨議員嚴詞抨擊說「不過就是個大水池」；李安得獎後，這些議員馬上改口，說五千萬花得「太值得了」。

能在一個人工池拍出驚濤駭浪的海象，這是李安營造「無海之海」的本事，普通人看到池子就是池子。李安得獎時再度感謝台灣、感謝台中，他其實不只是心懷感激，也希望藉此光耀故土鼓舞鄉親。就像他拍攝少年PI，不只是要述說一個印度少年的歷險，而是希望從「人虎同舟」的故事，撐出跨宗教、跨文明的和平相處的大寓言。一朵朵水中蓮花，綻放著李安「大同世界」的呼喚。

少年PI的全球票房目前已接近六億美元，其中七成以上賣座是來自美、加地區以外的觀眾。可見，這部美國出資、印度和台灣取景的電影，其感染力是超乎國界的。除了李安，人們很難想像好萊塢有什麼導演能拍出這樣的電影：沒有大卡司巨星，沒有機巧對話，卻能一層層剝開至觸及人生情感的至深。

事實上，李安在台拍攝此片的過程並不全然順遂。其間，除了遇到像台中市議員那樣不由分說的指責，更早來台考察時，也曾遇上行政部門的冷眼。甚至，一度連戲中主角的孟加拉虎要運送來台，都因公部門的僵化作為而被卡住。內斂的李安對此一律概括承受，沒有怨言，只有感激，只希望台灣電影工業有參與和學習好萊塢製片的機會。

在分享李安得獎的喜悅之際，多少人能看到他「無海之海」的用心與深邃？

來自台灣的李安，再次於奧斯卡金像獎的激烈競爭中奪得最佳導演獎，令台灣各界幾近瘋狂；無論是平面及電子媒體，或是廣播、網路的討論，可能都要好一陣子才會逐漸消退。之所以讓台灣如此著迷，除了李安來自台灣、成長在台灣、念念不忘台灣外，應該也和「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主要在台拍攝，可能為台灣帶來難以臆測的商機和電影業的再興，讓大家充滿無限想像和期待有關。

然而，台灣電影事業的沒落，早已是殘酷的事實。魏德聖的「海角七號」在2008年為台灣電影吹起了衝鋒號，陸續帶來了「艋舺」、「痞子英雄」、「雞排英雄」、「陣頭」、「那一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賽德克巴萊」、「愛」、「大尾鱸鰻」等破億元票房的國片。但不可諱言的是，國人1年平均只看1部電影，其中九成是好萊塢電影，市場環境極差。國片市場近年好不容易由2007年的2億元上升到2011年的13億元，但仍然只占市場總量75億元的二成，出口額更只有新台幣1億元左右；能否持續成長、恢復過去的榮景，沒有人能夠完全樂觀。

台灣電影市場的問題，大家都非常清楚：內需市場狹小，無法支持大製作；專注於小品藝術題材，偏離大眾市場；缺乏投資平台或媒合機制，難以籌募資金；缺乏國際合作機會，無法打開國際市場；導演、編劇和其他人才持續出走；有線電視及網路興起，加上盜版猖獗，電影人口持續萎縮。

從國際貿易比較優勢的觀點來看，當本國無法在生產製造上以低廉成本製作出更精良的產品時，最好的政策就是以進口取代。然而，從產業發展眼光來看：電影產業從影片製作、動畫製作、特效後製、沖印、字幕、剪輯、轉錄、發行、代理、版權交易、授權使用、錄影節目帶製作及發行、電影院等，涉及了許多工作；在達到一定規模下，當然有助於電視、漫畫、設計、舞蹈、服飾等產業的發展，會關係到一國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衰，絕非單獨產值能夠評價其重要性。因此，在此文創當道、軟實力超越硬實力的國際環境下，如何振興台灣電影事業，以協助其他文創產業的發展，已成為朝野都必須慎思突破的要務。

當然，大家都看上了中國大陸的巨大市場。沒錯，中國大陸人口眾多，約為台灣近60倍；文創中的電影、電視業，規模更是台灣百倍左右，且市場仍快速成長。若真能掌握這個龐大市場，成長茁壯之後就有機會躍上國際舞台。特別是在2010年兩岸經濟協議（ECFA）早收清單，已經開放台灣電影不受境外影片每年上限的規範，是好影片就有機會登堂入室大賺人民幣。

然而，中國大陸電影市場最大的限制條件，在於它具有文化和內容的敏感性，在堅持「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受到嚴厲的監管，稍有不慎就會被禁演或遭致其他各種處分；五花八門的規範性文件卻經常只是「規定」、「通知」或「補充規定」，而非法律，對習慣了民主自由的台灣企業而言，極可能「水土不服」而付出高昂代價。

然而，若捨棄中國大陸市場，繼續拓展台灣本土或海外市場，不是遇到上述市場有限，就是缺乏國際化而無力邁出海外。因此，若要爭取台灣電影的復興機遇，除了利用中國大陸的契機以外，似乎沒有更好的途徑。

現在，由於李安是華人，挾著兩座奧斯卡金像獎的聲威，在華人世界當然通行無阻；加上他有意再拍部道地的台灣本土片，因此，如何吸引他帶領台灣的年輕人和歐美的高科技合作，合拍幾部可以在海峽兩岸都受到歡迎的電影，栽培新世代的台灣電影工作者，應該是文化部和業界共同努力的目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