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紀念吳健雄

吳健雄的成就，是在傳統科學思維下所達成的，作為一個近代物理科學的典範人物，吳健雄確實表現了一種不同於西方文化中科學家的信念，那就是對於自己中國文化的一種信念……

1912年出生的吳健雄，今年滿一百歲。科學界裡的一些人知道，國際科學界為紀念居禮夫人得到諾貝爾化學獎的一百周年，特別將去年訂為國際化學年。對於吳健雄有認識的人也知道，有人稱呼她為「中國的居禮夫人」。那麼在吳健雄一百歲的時候，應不應該來紀念她呢？

在科學史上地位較許多諾獎得主更重要

吳健雄1960年代刊於Life Magazine的照片。 圖／江才健提供

吳健雄科學上的貢獻，一般多知道她1956年所做的鈷六○極化實驗，率先證實楊振寧、李政道所提出的那個理論質疑，吳健雄因此一實驗名揚國際，也使楊、李二人成為最早得到諾貝爾獎的中國人。楊、李二人得諾貝爾獎時皆持中華民國護照，因此到目前為止，在諾貝爾獎得主中，他們是唯二的中華民國籍得主。

吳健雄證實楊、李理論假設的實驗，做得困難也很漂亮，她沒能與楊、李二人共享當年的諾貝爾獎，引起甚大遺憾，也有許多大科學家表示不滿，但是吳健雄終其一生，還有其他說起來甚至更重要的科學成就。譬如1940年代她所做的貝他衰變實驗，就是一例，那也使她得到許多肯定。如果我們總結一句，說吳健雄在科學歷史上的地位，要比許多諾貝爾獎得主來得更為重要，可說是持平之論。

對於吳健雄的科學貢獻，原本我也只有粗淺的認識，1983年她第三次到台灣訪問，我因工作認識她後有了較多了解，也才有後來1989年開始的吳健雄傳記寫作。

吳健雄傳記寫作得到許多人的支持協助，譬如最早楊振寧先生的鼓勵。當時我在《中國時報》工作，《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與吳健雄同是南京中央大學畢業，和吳健雄早已相知相交，對吳健雄的科學成就很有認識，他慨然支持我到紐約市做一年「研究」，訪談和收集資料，後來一面做報社工作，一面寫那本傳記，1996年才完成出版。傳記出版後許多人對吳健雄有更多的認識，我對吳健雄也有了迥異於前的評價。書出版後不到一年，吳健雄因腦溢血去世，享年八十五歲。

這些年來，因為吳健雄基金會的努力，每年暑期在台灣舉辦吳健雄科學營，使得吳健雄的名字不時在社會上出現。這個科學營會介紹吳健雄的生平和科學貢獻，讓參加科學營科學方面拔萃優秀的學生以吳健雄作為一個人生典範。

科學界極難得的典範人物

吳健雄1930年代在UC Berkeley做科學報告。 圖／江才健提供

這十多年來，有機會在一些地方報告吳健雄的生平和科學成就，或是在學校課程中介紹吳健雄這位科學家，我有些訝異地發現，許多人全然不知道誰是吳健雄，甚至有人初看到她的名字，還以為是位男士。令人欣慰的是，許多同學在聽了吳健雄的生平和科學成就之後，都說對吳健雄有了極深刻的印象，認為她不但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學家，也是一個極為難得的典範人物。

當然，將科學家視為一個典範，是我們時代裡很自然的一種思維，這麼多年來，因著對科學在人類文化中地位遞嬗的認識，也覺得紀念吳健雄還可以有更深一層的不同意義。

科學其實與人類其他的文化創作，譬如文學藝術等很不一樣，那些文化藝術的創作，人們能夠很自然的欣賞其內涵，心生喜悅而欣然嚮往之。科學呢？一般來說，是玄奧難解而疏離的，人們之所以對科學展現出欣羨之心，主要因著科學所展現的力量，這種力量改變了文明的面貌，特別是改變了歐洲那個相對晚起的文明，使其倏然而起，造成了一個現代世紀，科學家因而也就成為了這個新時代的英雄。

如果回顧歷史，科學在社會中展現力量，也是一個上下起伏、悠長曲折的歷程，現在一般多認為，二次世界大戰是科學地位最戲劇性的一個轉捩點。在那之前，科學多少還只是科學圈子中的文化活動，在那之後，科學成為國家社會的主流事務，各個國家以一定預算支持科學研究的發展，始自二戰之後，這個趨勢至今沒有偃息。

二次戰後，是科學全面樂觀的時代

吳健雄(左)、袁家騮夫婦攝於1983年。 （圖／本報資料照片）

二次大戰之後冷戰伊始，是科學全面樂觀的一個時代，經濟民生發展，軍事國力擴張，都與科學力量相輔相成，在戰後百廢待舉、人口快速增長的客觀條件配合之下，確實造就出一個空前繁盛的榮景，人類擁有更大的財富，控制更多的資源，一時之間，似乎盡是一個無限光明的景象。

科學知識的實徵致用，確實發揮其立竿見影的效果，譬如抗生素的控制細菌感染、疫苗的形成免疫抗體，乃至於核子分裂釋放的巨大能量，都使人類對於科學的驚人力量，有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在冷戰局面之下，國家軍事力量發展需求與科學的緊密牽扯，已多有論列，在那個氛圍之中，科學成為國家社會進步發展的動力，自然也就成為無由置喙的一種共識。

在科學樂觀的全面發展之中，並不是沒有另類的聲音，舉例來說，上世紀60年代以降的環境運動是一個開端，後來的反核以及生態保育運動，以及其他科學文化的辯論，可以說都是對於科學發展所造成後果的反省，但是解決之途，卻依然不脫科學的思維，簡單來說，就是以人的需求為本，冀求達成即時有效的結果。

在現今市場經濟資本體系的發展中，科學似乎已成為不可逆轉的一種力量，人類只能在既成體系中，作局部的調整，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變動，既無由啟動，也難能承受。

但是如果看由近代科學所造就的今日歐美發展國家經濟景況，不禁也要問一句，到底那只是發展過速、規範失序造成的失衡狀態，還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嚴峻險況。對於這個問題，今日已有愈來愈多的討論。

她對中國文化的信念

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現今世界的外在現象，莫不是由一個科學思維所形成的改變力量所塑造，除非對於科學思維有新的反省，並不容易徹底解決諸般問題。在這背後的思維是，到底科學是不是人類面對外在環境的唯一出路，除了科學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面對外在環境的不同思想。

到了這裡，我們便可以回到最開始的那個「為什麼紀念吳健雄」的問題。一點不錯，吳健雄的成就，是在傳統科學思維下所達成的，她自己也並沒有對科學的哲學懷疑和挑戰，但是作為一個近代物理科學的典範人物，吳健雄確實表現了一種不同於西方文化中科學家的信念，那就是對於自己中國文化的一種信念，這是我以七年時間完成吳健雄傳記所深刻認識到的。

在我與吳健雄的許多訪談之中，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她多次談到中國和美國與她的關係。吳健雄1936年離開上海，1997年病逝紐約，雖說六十多年主要在美國度過，卻沒有減損她對於自己文化的信心，她曾經說過，「美國有許多中國通，其實是一通也不通。」

她也曾經談起對她啟發最多的父親吳仲裔先生。她說父親雖然沒有到國外念過書，但是思想比去過國外的人還新。她也說在國外這麼多年，看過這麼多人，卻覺得沒有幾個人比得上她的父親。

最受思想家胡適的啟發

對吳健雄啟發最多的另外一位師長，是中國近代的大思想家胡適先生。吳健雄中學時代就閱讀胡適文章而深受影響，後來在上海中國公學上胡適的中國思想史，更使吳健雄對於自己的文化有了深刻而透澈的了悟。這些扎實的涵養，使吳健雄雖然後來研究的是西方的物理科學，一生中大半日子也都在美國度過，卻一直是一個有根有本的中國人。

吳健雄離開老家上海瀏河後，1972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中美冷戰對峙關係解凍，1973年她才能再回家鄉，面對的卻是父母皆逝、家人凋零，可說是傷懷深重，情何以堪。1973年以前，吳健雄曾到台灣訪問兩次：1962年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卻親眼目睹她最敬愛的胡適老師匍倒猝逝；1965年，她再回台獲頒「嘉新特殊貢獻獎」。這兩次回台，她都公開演講，對台灣科學學術貢獻心力。

1973年兩岸關係還相當對峙，吳健雄的回鄉之行，雖是人情之常，卻未能免除政治的牽扯，也造成她十八年之後才再到台灣來訪問。

1983年吳健雄回台，出力最多的是已故的浦大邦教授。浦大邦曾經提到，在吳健雄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公寓客廳茶几上，有一個台灣大理石的石頭圓盤，圓盤中以清水養著幾塊石頭，是南京雨花台的紅石，水自然是美國的水。浦大邦認為，這個饒富象徵的組合，或許正是吳健雄的心境寫照。

吳健雄那一次的回國，不但到她的母校中央大學訪問，也向當時的蔣經國總統建議，在台灣開始了同步輻射科學計畫。往後十多年，吳健雄因為擔任這個計畫的諮議委員，經常長途飛行回台灣貢獻心力。

今年5月底，吳健雄百歲冥誕，在上海附近、她家鄉蘇州太倉的健雄職業技術學院，以及南京原來中央大學舊址的東南大學，都舉行紀念儀式，台灣由中央大學協調聯絡，得到聯亞生技支持，特別是得到台達電基金會大力資助，積極進行吳健雄紀錄片的拍攝，預定年底舉行紀念儀式並公開播映，台灣科學界一些團體也有紀念活動。

紀念吳健雄當然要紀念她科學上的了不起成就，除此之外，也應該紀念她對於自己文化的那種信念；這樣一個對於我人文化的信心，正是當前科學思維備受挑戰的時代裡，最應該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