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條件，可能都是蔣乃辛的優點，問題是，這些是吳伯雄與蔣乃辛彼此之間的情與義，和蔣乃辛是不是一個足以代表大安區的立法委員，有什麼直接關係呢？

同樣的，好久不見身影的宋楚瑜最近又有聲音了，他想要辦公益，美事一樁。他可能想要參選台北縣長，他的合法權益。

但是，宋楚瑜卻突如其來的一句話，說是2000年時，陳聰明沒有遵守當時國民黨的指令，用「興票案」起訴宋楚瑜，所以，後來親民黨才支持陳聰明當檢察總長。

宋楚瑜「感念」陳聰明是他不忘舊恩，問題是，就為了陳聰明的「恩情」，把國家最高的檢察權拿來當「人情」，適當嗎？

就因為陳聰明對宋楚瑜有恩，所以，當年推薦過陳聰明的前親民黨，就可以不必為現在的特偵組的許許多多光怪陸離負責任了嗎？

如果這樣的道理說的通，那麼多藝人因為代言出問題之「黑心商品」，為什麼要受到連帶的處分與代價呢？

郭冠英與莊國榮，馬偏心

也許，不必太苛責吳伯雄與宋楚瑜兩位泛藍軍的黨主席，那位最高權位的馬英九，不也是如此的「重私情」嗎？

鬧了近兩個星期的「范蘭欽」事件，馬英九終於說話了，譴責了挑動族群之不當，也對新聞局的處理給予讚揚。

身為公務員，郭冠英當然得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承受到總統的批評，郭冠英也只能摸摸鼻子，認了。

但是，馬英九的「雙重標準」模式，卻是另一個疑問啊！

莊國榮與郭冠英同樣是公務員、同樣是挑動了族群敏感的神經線，為什麼馬英九的態度，差到天與地這麼遠呢？

郭冠英是九職等，莊國榮是十二職等，兩個人犯的錯，都是在陳水扁時代就發生的。

但是，接任總統之後的馬英九，卻為莊國榮出面說情，替莊國榮保住政大的教職。對於九職等的郭冠英，總統之尊卻出面抨擊。請問，總統之怒的標準是什麼？

更讓人不解的是，一個九職等的郭冠英，可以驚動總統。一個地位和法務部長平起平坐的檢察總長陳聰明，對於特偵組這段日子以來的光怪陸離、黃芳彥遁逃的不明不白，馬英九卻「不沾鍋」？

是柿子挑軟的吃嗎？因為九職等只是中央政府的科長級，像踩螞蟻一樣輕而易舉嗎？堂堂國家機器的領航人，視自己的行政機器如草芥嗎？

總統視行政機器如草芥嗎？

還是因為莊國榮鬧劇的對象是馬英九個人，為了展現馬英九「個人的胸襟」，所以，公是公非擺一旁，展現馬英九的「個人」修養為先？

是因為怕得罪泛綠的選民，影響馬英九二○一二的選票嗎？所以，陳水扁與蔡英文打出「政治追殺」口號，馬英九就對扁珍貪腐不敢處理？是因為陳聰明是陳水扁與宋楚瑜當年支持的人選，所以，外對綠、內對深藍，馬英九就不敢動陳聰明？

不是要馬英九去指揮辦案，介入司法。但是，連幾句宣誓除弊到底、絕不妥協的漂亮話都不肯講、連關心特偵組是不是人手不足、責成各部會全力配合的話都不表態；卻對莊國榮與郭冠英這樣的個人說了標準不一的話。

哎‧‧‧這款ㄟ馬英九與這款ㄟ泛藍領袖，心目中到底對他們手中的權位，與他們應盡的責任，是怎樣的心思？

台灣已經付出八年的「扁珍之亂」當學費，從「扁珍之亂」的「不可治理」之害中，馬英九既然有七百六十五萬選民託付，絕對需回到民主和選舉的本質，更重要的是要擺脫民進黨和陳水扁那種「統治者」的私產幻覺。讓「國家」和「總統」回到正常的相對位置。

讓「總統」回到該有的正常位置

陳傳興在他的著作《道德不能罷免》（2006年10月初版，大雁）特別指出「統治者幻覺」：引用一段如下：

「政府‧‧‧將原本是一種受託執行行政權的法定代理人的這項定義特質，錯誤地看待成是權利‧‧‧甚至由此而產出想據有主權的幻想；逾越了社會契約的基本精神，導致政府原本的中介位置與角色，欲求從治理者這種法定責任與義務的承擔者，轉換成統治者。」

也就是說，在「統治者幻覺」中，執政團體不由自主的將「經營代理人」自我想像是「產權所有人 」，變成了是一種「剽竊人民主權」的「主人」狂態。遂忘了，總統、行政院長、部長、甚至是科長與科員，都只是「受託之功能代理人」，都該在制度下擁有他的權責。也該受到同樣的尊重。

民主憲政中，總統與政府應只是「受託執行政權」的「法定代理人」，國家機器分官設職，都是制度一環，也都是依法授權的「功能代理人」，都受到法令的制約與保障。

任何一個執政者要是自我沉溺在「統治者幻覺」下，將扭曲「權利」與「權力」從「代理人」變成了「所有人」。這就會有種「家天下」，國家是「家業」，官位、資源，當然可以「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壞事情都是壞官員害我的」，「功能代理人」成為補獲品，淪為「政治獎賞」或是「卸責道具」也不以為忤了。

身為「馬總統」，就不該再有「馬英九的自己人」和「聽馬英九命令的外人與舊官僚」兩種差別。

台灣政治喜愛搞圈圈，不只是陳水扁，先前有「連家班」、「宋團隊」，台灣政壇這些年，特別喜愛搞「誰家軍」、「某團隊」，「自己人」文化當道，這種「幫派政治」已證明了既不能納百川，也無法給人民許諾。

馬英九與吳伯雄和宋楚瑜等藍軍領袖，就該以扁為鑑，跨出「自己人」與「統治者」思維，一切都以回到體制內為依歸，尊重各種分官設職的設計本旨，建構一個決策更透明，程序更明朗的運作機制，先守各自法理上的分際，讓崩壞已久的國家機器能恢復運轉，離散的體系重新連結。

總統、部長與科員都是「代理人」

「馬總統」要尊重所有成員，需知，上至總統，閣揆、部長‧‧‧下至科員都是同等本質之「代理人」，也是各自平等的代理人，而不該是對綠寬、對藍嚴！這樣，一個讓人民覺得有希望的新國家機器，也才可能逐漸地浴火重生。

坊間有書，「領導學之父」華倫‧班尼斯（Warren Bennis）的「領導者該做什麼」（On Becoming A Leader），班尼斯整理了「領導者」和「管理者」兩角色，差異是巨大且關鍵的：

管理者是執行者，領導者是改革者。

管理者人云亦云，領導者獨樹一格。

管理者視野狹窄，領導者的視野寬廣。

管理者問怎麼做和何時做，領導者問是什麼和為什麼。

管理者眼光總是在眼前，領導者的眼光在遠方。

管理者接受現實，領導者挑戰現實。

管理者把事做對，領導者做對的事。

班尼斯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是一九八九年，當時美國政商醜聞不斷，政治開始陷入惡鬥的困局，政客們天天搞撕裂與製造對立的遊戲，班尼斯百感交集，心情苦澀，為美國沒有好的領導者而嘆息，也寄望有領導者出現，引領美國「跳脫瑣碎的格局，超越撕裂社會的衝突。」

班尼斯當時的痛苦，台灣人應該不陌生！

正因為台灣，政黨之間及國會之內，曾因藍／綠結構早就被權力和利益所「綁架」無法解決民意對「責任政治」的追究聲浪，才讓人民渴望「改變」。

改變什麼？不是要為了「馬英九」去刻意討好五四四萬沒投他的人，而是要「領導」台灣走出對立夢魘，這是「馬總統」的責任，而不是為了競選連任的算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