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快思結合慢想 走出經濟丁字路口

2017-06-29 02:18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552649?from=udn-relatednews_ch2

在一般情況下，駕駛人看到路肩的丁字路口警示牌時，仍有時間決定後續方向，且往左與往右的選擇多半無關安全。但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丁字路口」（T junction）卻是繁榮與崩潰的戲劇化抉擇，且屢見不鮮的「行動慣性」（active inertia），很可能促使全球經濟遭遇恆久低成長的災難。

回顧這條始於2008年的丁字路，在美國次貸風暴破滅引發全球系統性風險的骨牌效應後，中央銀行成為拯救經濟的唯一救世主。面對當時處在「熔毀」（meltdown）邊緣的全球金融體系，政策制定者沒時間細想未來需要怎樣的金融秩序，只能在極短時間內決定上兆美元的交易，讓金融市場不再經歷一次腥風血雨。轉眼近十年過去，為因應危機時期促成的非傳統性貨幣政策，卻變成慣常的政策工具，程度與複雜度甚至比當時還大。

時至2010~2012年，全球經濟體系雖緩步走出危機，卻又陷入IMF總裁拉加德所述低成長、低物價、高債務及高失業率等「二低二高」的異象。同時，美國國會兩黨陷入嚴重對峙，爆發財政懸崖等鬧劇，歐洲又爆發歐債危機，癱瘓歐盟議事。於是，在欠缺有為政府，經濟復甦型態又非過往「常態」下，主要央行只好硬著頭皮讓難以掌握的非傳統貨幣政策持續下去。

正如鎮定劑吃久了，身體會產生依賴性一般。2013~2016年政策制定者對超寬鬆貨幣政策的態度，從「不安與不得不」慢慢的轉變為「適應」。畢竟，超寬鬆貨幣政策營造了一個成長率雖低，波動卻相當小的經濟新常態。2016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的五年移動標準差僅有0.13%，是有紀錄以來最低。

問題是這種低成長但穩定的新常態將行至盡頭，主要是經濟活動仍受到政治與社會層面的諸多影響。尤其是超寬鬆貨幣政策讓資產價格與經濟基本面持續脫鉤、扭曲資源配置效率、深化所得、財富及機會上的不均現象，讓社會累積龐大的「反建制」能量，以及非傳統的政治運動，也加深了地緣政治衝突。而2016年英國確定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便如丁字路口的警示牌，警告各界全球低成長與穩定的經濟狀態即將走到盡頭，且將面臨繁榮與崩潰的「新新常態」抉擇。

不過，即使繁榮的方向選擇無疑義，政策制定者應推出兼顧長期公平的包容性成長架構，並引導全球經濟戒除債癮、修復失能的政治體系。但全球經濟要避開陷入極端的民粹主義及保護主義坐大，損及經濟效率性與金融穩定的崩潰困境，仍多所不易。

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D. Kahneman）對人類大腦運作方式的闡釋可知，為快速提升決策效率，政策制定者習於依賴反射性直覺思考系統的「快思」，而較少使用按部就班理性思考系統的「慢想」。例如遇到物價低、經濟成長低，就推出寬鬆的財政與貨幣政策；遇到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就進行「紓困」；遇到外來移民搶走工作機會或造成低薪問題，就加強邊境管制限制移民；遇到工作機會被貿易競爭對手國搶走，就大推貿易保護主義。

麻煩的是，政策制定者賴以「快思」的基礎，大多來自金融海嘯前的學習與工作經驗。但海嘯後的經濟系統丕變，若繼續以「快思」做決策，很可能陷入偏見行事的「行動慣性陷阱」中。而過去一年各種反建制與民粹主義的興起，讓政策制定者痛定思痛的要做出改變，卻因欠缺經過審慎分析後的「慢想」，易使政策間缺乏一致性，加大丁字路口抉擇的危機。

為了避免走向崩潰的「新新常態」，政策制定者急需進行觀念校正，在依循經驗提出政策提議前，先想想該政策所對應的經濟條件是否已發生根本性改變，亦即做決策時必須結合「快思」與「慢想」，才有辦法在金融海嘯後患與政府失能的大霧中，找到適當的政策方向。

大社論－兩岸經濟融合趨勢明顯，無需悲觀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8000029-260202

儘管一連串政治事件衝擊兩岸關係，但近期陸續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兩岸經濟融合趨勢仍然非常明顯，且不斷向前發展。因此，工商界對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前景，實無需悲觀。反倒是蔡政府應充分體認兩岸經濟密不可分的事實，並主動積極促進兩岸經貿關係；其中，通過民間團體，與陸方「一帶一路」進行交流合作，顯是無法迴避的抉擇。

今年上半年，李明哲被陸方關押、WHA（世界衛生大會）拒絕台灣參加、巴拿馬與我斷交等一連串政治事件，致使兩岸關係非常緊繃。因而國內工商界普遍擔憂兩岸經貿受政治因素衝擊，而損及他們一向非常倚重的大陸市場商機。

幸好，我政府近期陸續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兩岸經貿交流表現依然穩健。其中最大亮點，是今年前5個月，台灣對大陸（含香港）出口金額合計，高達483.6億美元，年增率為16％。此期間大陸不但穩居我方最大出口市場，且我方對其出口金額年增率，亦領先我對其他所有地區之出口金額增幅。

而此期間我自陸進口金額為198.81億美元，年增率11.8％。此與上述對陸出口金額相抵，顯示我方享有284.79億美元對陸貿易順差。這筆龐大順差，成為今年台灣經濟增長率「坐1望2」的重要支撐力量。

其次，今年前5個月台灣廠商赴陸投資，核准件數達214件，年增率120％；核准金額25.7億美元，年減率24％，乃因去年同期核准台積電投資南京廠10億美元大項目、大幅墊高基期所致。若非這個特殊因素，今年前5個月核准廠商赴陸投資金額，肯定是正增長。

至於陸資來台投資方面，今年前5個月核准件數55件，年減率17％；核准金額1.43億美元，年減率6％。這樣的減幅，在合理範圍，因這期間兩岸關係很差，加上蔡政府力擋「敏感陸資（如鎖定台灣特定高科技產業者）」入台，難免衝擊陸資入台投資意願；惟我官方公布的實際核准陸資來台數量，年減率並不嚴重，亦比很多工商界人士原先預期為輕。換言之，陸資持續來台的勢頭仍在，並未逆轉。

綜合觀之，這幾個月以來，雖然兩岸官方磨擦、衝突不斷，但是兩岸經濟融合的趨勢仍在持續前行。其背後原因，除了兩岸雙方廠商通過長久交流合作，構建了堅實的互補互利關係之外，更重要的是，大陸官方始終堅持「促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政策方針，不受兩岸政局變動影響。

去年3月大陸全國人大與政協「兩會」，通過「十三五規劃綱要」時，台灣已於1月辦完總統及立委大選，民進黨大獲全勝，兩岸關係前途不明，惟十三五規劃綱要的兩岸篇章，仍強調「促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今年3月的兩會，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則更深入地表明「要持續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若非此政策方針之支撐，則近幾個月來在兩岸關係惡化氛圍下，陸方難保不會下令陸商減少採購台灣商品、停止赴台投資，而致兩岸經貿急速冷卻，並讓台灣經濟因此有窒息感；那也就不會有「台股指數上萬點」了。所幸，兩岸經貿冷卻的壞事並沒有發生。

反倒是，蔡政府上任以來，一直輕忽、淡化兩岸經貿，而卯勁力推「新南向」及與美、日經濟結合。蔡總統所發表過的兩岸相關談話，鮮少肯定大陸市場對台灣經濟的重要性，亦對陸方「一帶一路」態度相當冷淡。

這樣的政策路線，儘管沒有遭到陸方的對台經貿制裁，但在國際潮流中已越來越不合時宜。關鍵在於，原來和大陸作經貿戰略對抗的美、日，最近都作了很大的「髮夾彎」動作；兩國不但都派團參加了5月中的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而且，論壇過後不久，日本首相安倍、美國總統川普先後表態「願意參與一帶一路」。

跡象顯示，一帶一路正在變成一個全球競逐的大市場，也是大陸市場的「進階版」，如果台灣不去參與，則現在擁有的兩岸經貿商機，也終將打折扣。

為此，蔡政府宜儘速通過民間團體，去和陸方的一帶一路作交流合作，俾為兩岸經貿注入新的生命力。相信陸方基於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的政策方針，會盡可能地讓台灣聯結一帶一路、共同發展。只要蔡政府表現合作誠意，這事是可以期待的。

(工商時報)

社論－全球經濟成長恐面臨兩極化風險

雖然今年初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再通膨力量已逐漸鈍化，但從近期公布的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維持擴張、全球出口價量齊揚且成長加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領先指標連續第10個月上揚等表現可知，全球經濟續處擴張，使主要預測機構不僅維持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較2016年加快的看法，更上修經濟成長率預測。OECD則在6月份報告中，以「較好，但卻不夠好」（Better, But Not Good Enough），為當前全球經濟表現做出註解。

然而，這個「不上不下」的評價看似正面，卻也點出未來經濟可能有好壞兩極化的風險。目前看來，支持今年下半年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有二：

一是2012年後廠商生產性投資連年不足，老舊設備已陸續達使用極限，致使去年下半年起，包含半導體產業在內的生產性資本廠商都有設備更新與升級的需求，使全球投資循環可望轉為向上，形成經濟成長的支撐力量。

二是全球央行貨幣政策的可預測性高，整體貨幣環境仍處在寬鬆狀態。即使聯準會縮表時程可能提前到今年9月，且在12月進行今年第3度升息。但因6月會期公布的縮表排程相當緩慢，且政策轉向產生意外效果的機率不大，歐洲央行（ECB）與日銀到今年底前貨幣政策也都將維持不變，再加上第2季後國際原物料價格大跌，拉低全球通膨預期，讓各界更確信主要央行沒有急於調整貨幣政策的必要，進而使今年下半年全球金融狀況比去年同期更為寬鬆。

至於「不夠好」的部份，則如4月國際貨幣基金（IMF）所言，這波全球經濟榮景全屬循環性因素帶動，有效需求不足、潛在經濟成長率下滑、貿易成長緩慢等結構性問題仍是制約經濟成長的逆風因素。而OECD更指出，即便循環性因素推升經濟成長，卻還是扭轉不了低成長與不均的問題。關鍵就在於民主機制與市場經濟最引以為豪的經濟體系修復機制，頻頻出現短路。

具體地說，經濟體系修復機制除了自我調整的部份外，主要由反景氣循環政策及結構改革政策組成。反景氣循環政策（即寬鬆貨幣及財政政策）可使經濟與金融市場保持穩定，讓行政單位可以不需疲於奔命而聚焦在長期結構改革上；結構改革政策則包含提升潛在經濟成長率的產業政策，以及扭轉貧富差距的分配政策。兩者相互配合，即可逐步解開低成長與不均問題的死結。

不幸的是，金融海嘯後，經濟體系修復機制運作就走樣了。因為在民主社會中，「低成長」與「不均」的組合是執政者民調的致命傷，且易透過網路等電子媒介的快速傳播，加深民眾對政府無能的印象。此時，政府往往陷入挽救民調的短線操作狀態，導致政策決策品質下滑。於是，無論是需要審慎擬定的財政政策規劃及長期經濟政策方向，抑或需整體通盤規劃的不均問題（如租稅、年金政策），都因政府迫於民意壓力要在短時間內做出回應，遂以民粹式、高度簡化的、挑起階級衝突的方式操作，以創造「政績」。

相較之下，唯一能正常運作的政策選項就剩下寬鬆貨幣政策。但金融海嘯後，寬鬆貨幣政策營造出經濟與金融穩定的假象，已非新聞。諸如殭屍企業眾多等資源無效率運用，讓經濟更難掙脫低成長狀態，以及超寬鬆貨幣政策鼓勵投機行為，讓「有能力」者大玩金錢遊戲，加大不均現象，亦令各界深有體會。在在證明，當政府持續失能的情況下，經濟體系修復機能將續處短路狀態，只能透過寬鬆貨幣政策續命，形成一種表象穩定，低成長與不均等結構問題卻更深化的迴圈中。

更令人擔心的是，這種表象平靜與結構問題深化的衝突狀態，可能使人們對描述未來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變化的機率分配，從熟悉的常態分配，轉為陌生且近似兩極化的雙峰分配。易言之，當未來經濟與金融市場發展方向的可能結果遵循常態分配的規範時，極端情況發生機率偏低，有利整個體系提前因應。相對的，若可能結果發生機率呈現大好大壞的雙峰分配，兩種可能性的發生機率均高，使整個經濟與金融體系無所適從，鎮日惴惴不安。事實上，金融海嘯後，超寬鬆貨幣政策所營造的低波動現象，與結構性問題日益嚴重並存，所帶出的新常態、新平庸及長期成長停滯等全球經濟成長基調，以及專家學者在擔憂、迷惘、頻於示警及修正之間的循環，即為此而來。

由此可知，今年下半年全球經濟雖可望維持擴張，但長期僅靠寬鬆貨幣政策自我麻痺所換來的經濟穩定，卻可能漸漸改變經濟系統內的風險分布型態，使習於鐘型分配的政府與業者風控模式，恐出現失能。一旦全球經濟驟然面臨波動劇烈的狀態，就可能立刻爆發系統性風險。別小看這個「機率問題」，因為在政府失能與經濟修復機制短路的最糟組合下，全球經濟體系在近年來持續受到的傷害之大，受損且無法復原的細胞之多，可能遠超過人們的想像。

(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