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畢《宋書》中的謝靈運傳，對於這一位貴族詩人，不免為之輕嘆。他才華卓越，文美江左莫逮；性情高傲，自謂宜參權要。因其文美，朝廷以文義處之，但終不許靈運以實權；因其高傲，權臣徐羨之、彭城王劉義康等欲逐之、殺之。靈運進不能以職守為念，先是棄置公務，民間聽訟不復關懷；後是朝廷召出，矯情相拒，未至范泰致書而爭足顏面，不奉命起就。像這樣的人如何不樹敵如林？朝廷豈能用、又如何可用？

身在那樣一個世家大族備受保護的時代，年紀輕輕便襲封祖父謝玄的康樂公爵，然而這位貴族子弟生性奢豪，平日車服衣裳極其鮮麗不說，在任內棄置公務遨遊的時候，乃是極其誇張，出遊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簡直是一位坐吃乾薪的無能官員，真無怪乎皇帝對他懷有戒心，而政敵虎視眈眈了。在任周年，上表稱疾求去，文帝賜假東歸，猶不知收斂，每天從早到晚的宴遊享樂。怠忽職守在前，任性求去在後，殺身之禍恐是早已埋伏。

從幾個詩人的軼事，也可以看到這位貴族子弟的惡劣一面：他的門人桂興與其小妾產生情愫，靈運知道後殺了桂興並棄屍江上，尚書僕射王弘任抓住此事上書彈劾：「事發京畿，播聞遐爾，宜加重劾，肅正朝風。」從殺人且棄屍江中的殘忍行徑來看，我們實在難以想像他竟是一位和慧遠等僧侶交往頻繁、曾著《辨宗論》引起當時佛教界重視的文學家。當時有一位太守孟顗，信佛虔誠，修行精懇，靈運卻相當鄙視他，曾當面告訴比他歲數大的孟顗：「得道應需慧業。丈人升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關於頓悟、漸悟之別，姑先不論，這樣說話不留顏面，之後更因私利欲爭取官湖為謝家田，孟顗不允，靈運便羞憤大罵，於此可見其品行實不如何令人欣賞。

觀其一生，常處於化不開的濃厚矛盾之中：「身處魏闕則思山水，身處山水則眷魏闕。」心中執著未休，片刻不得安寧。如葉嘉瑩老師《詩馨篇(上)》所說的：靈運寫山寫水，景色都描繪得歷歷在目，時間和空間都層次井然，用語都凝鍊而艱深繁複、且不乏談及玄理，但我們讀來總覺得少了一種情景相生之感。他少了陶淵明在職守上能盡責、離開職位後能真與大自然相合為一的悠然，他更沒有後人歐陽脩能偕民同遊、與民同樂的胸懷，他文才或可得天下一斗，但政治才幹相去太遠，宜乎其常懷憤憤；他眼光未確，本想找一個政治靠山，但又只因盧陵王義真愛好文士，便和顏延之等人輕易押上所有賭注，皇長子義符的最終繼位，再次宣告了他在政治賭注上的失敗。

在看完謝靈運的一生後，我不免自然地想到近來讀《清史稿‧本紀》、《雍正傳》等資料時，屢屢看到胤禛這位歷史上最勤奮嚴明的皇帝，對臣屬要求的三個字：公、忠、能。靈運生性褊激、氣量狹隘，從要求決放回腫湖中水，改官湖為家田一事，可知其心中私利遠大於公益，家族遠高於朝廷，自無由符合公之一字；假意歸隱山林，上命出而不就，是為矯情，在任期間又拋棄職守但故遨遊，哪裡當得忠字。至於能字，似已不需多言，他雖有文才，但無法當個能幹的官吏，欲尋找政治靠山，到頭來又是意氣決定，庶幾可以說他在政治上是無能的。不公、未忠、無能，其最終棄市，甚至臨刑前捐給南海維摩詰像的美髯，也被唐代的安樂公主興起盡去，最終只留一腔矛盾於詩文中寄後世，靈運本身豈曰無咎，然亦良可嘆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