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覺得，好像國外的制度或理念，不管是多麼的良善，移植到了台灣都會走樣。

比方說「因材施教」好了，李家同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法國菜單〉，文中提到一位老師，如何透過不同版本的數學試卷，讓程度不好的學生也能對學習數學產生信心：

姜老師終於告訴我她的祕訣了，她說她準備了三份考卷，甲種非常難，乙種中等，丙種非常容易。甲種考卷給程度高的同學，乙種考卷給中等程度的學生，程度不好的同學拿到丙種考卷。
這些程度不好的同學每次考試，都拿到至少六十分，對於這些同學來說，六十分已經不容易了。在過去，他們常常在分數上只有個位數，也就是因為他們的分數不錯了，他們開始不再對數學恐懼了，上課的時候，也會注意地聽。

那麼這種「因材施教」的方式放在台灣，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被打的壓力是全民性的。成績好的同學有好的打法，成績不好有不好的打法。碰到嚴格一點的老師，每個同學依照資質優劣程度各有不同最低標準分，低於標準分以下就得挨打。像我的數學標準分就是九十八分。數學考卷一發下來，如果考題有五十題，表示我還有錯一題的喘息空間。萬一試卷只考三十三題，錯一題立刻變成了必須挨打的九十七分，我等於變相地被要求考滿分。
好學生如此，更不用說成績不好的學生了。最慘烈的狀況往往是一整堂課老師都在打學生，教室變成了刑場。成績太離譜的學生，受不了十幾下的藤鞭，打得在地上連滾帶爬，爬出了教室。老師大喊著：「好，你厲害，知道我不在教室外面打學生。你有種爬出去，就永遠不要再進這個教室來。」學生怕打又怕威脅，把頭轉進來，可是屁股仍然留在教室外面。雙方就這樣僵持著。

這兩段文字可不是什麼小說情境，而是作家侯文詠的自傳《我的天才夢》裡面的真實回憶。

除了「台灣版的因材施教」以外，「生命教育」也是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例子。哭笑不得到我根本不知道應不應該浪費時間來打這篇網誌。

根據Wikipedia的資料，1990年7月到1992年3月，大阪一間小學的新任教師黑田恭史開始了通過飼養來考慮生命的900日的實踐教育。這個故事後來被改編成電影，也就是妻夫木聰主演的「和豬豬一起上課的日子」。

故事內容則如劇情所述，一位抱持著「吃活的東西這樣的事的意義，希望能親身體會」理念的老師，帶了一隻小豬到班上。以「養大後吃掉」為前提向學生們提議到畢業為止的這段時間，輪流照料這只小豬。

那麼這種「生命教育」，放到台灣又會變成怎樣的一場鬧劇呢？

近日發生在高雄的「校園流浪狗」事件給了我們答案：

看完整起事件的相關報導，和「台灣動物緊急救援小組」的臉書，我只看到一群「看似有愛心」卻沒方法的學生、校方和動保團體各執一詞各說各話、媒體的新聞有報導卻沒有深度、以及一群只有嘴砲正義的網路鄉民。

認為我的說法偏頗嗎？那我就反問各位：

看了這些報導和網路上的留言，有誰能了解「生命教育到底是些什麼」？

2011/04/20 聯合新聞網首頁｜意見評論

後記：

關於「保護流浪狗」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老師們」也有話要說。

下面這篇轉錄PTT討論區的文章(網友NingK發表)，正是該校某教師的回應：

http://blog.udn.com/superdoraking/5118446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誰是誰非，大家還是別那麼快下定論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