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文學獎

壹、前言

　　關聖帝君是華人歷史裡，唯一被儒、道、佛三教所共同承認的聖賢，同時也是在宗教上被賦予最高地位的神祇，關公崇拜甚至自成一個有別於三教的信仰系統 — 恩主公，在台灣地區風行不絕。關聖帝君之所以受到華人的最高尊崇，完全基於其一生聖義的人格完成，而這種風範又深刻、長遠的影響華人的價值觀與社會道德，所以關帝聖義精神才會被不斷反芻、回饋、深化，終於成為儒家外，華人社會的另一個重要文化代表。　

貳、關聖帝君的聖義人格

　　華人對「成就」的定義與西方截然不同，西方的成就偏向認同「英雄主義」與「個人主義」，譬如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便認為，人的最高成就是「自我實現」。但華人認為，人之所以在歷史上「稱賢」、「稱聖」，不是基於生前的地位與顯赫，而是人格完成的德行、風範與奉獻，甚至，一個道德完人的地位可以由後人追諡，所以它是「道德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結合。更具體的說，它強調的不是「自我實現」，而是「共同實現」，它強調的不是「現世成就」而是「永世成就」，唯有聖義的德行能穿越自我與現世的限制，並透過成為民族的普世價值與精神，進而創造恆久的功業。這個理念用之於解釋關聖帝君信仰的根深蒂固最為適切。

　　關聖帝君聖義的人格完成，被喻為奉行「五常」的典範：千里尋兄，不忘其本，此乃「仁」的表現；華容放曹，深明大義，此乃「義」的表現；秉燭達旦，守其大節，此乃「禮」的表現；水淹七軍，威震華夏，此乃「智」的表現；單刀赴會，取信魯肅，此乃「信」的表現。

關聖帝君奉行的五常與佛教的「五戒」有異曲同工之妙：不殺生謂之「仁」﹔不偷盜謂之「義」﹔不邪淫謂之「禮」﹔不妄語謂之「信」﹔不飲酒謂之「智」。或者可以說，五戒是消極的不作為，五常則是積極的作為，而這樣的作為不僅是「實踐」，更是「修練」，因為聖人能在充滿殘酷挫折與名利誘惑的紅塵煉獄裡，看破相色的虛妄，領悟生命的真諦，進而堅持道德的分際，無怨無悔的犧牲，惕勵人格的完成，所以才能稱之為「聖」。

　　此外，《關聖帝君明聖真經》：「孝悌忠信人之本，禮義廉恥人之根」。所以《南天文衡聖帝傳略》尊稱關聖帝君為「八德全修」：孝，黃巾作亂，懇求雙親准其投效義軍。悌，桃園結義，友愛兄弟，至死不渝。忠，不事二主，麥城失利視死如歸。信，單刀赴會建立大信，不因危難而退縮。禮，保護兄嫂，秉燭達旦覽《春秋》。義，過五關斬六將，千里尋兄。廉：堅定操守，不取曹操餽贈財寶。恥：羞惡勇氣，刮骨去毒，飲酒下棋談笑自若。

　　因為經歷各種考驗，關聖帝君仍能奉行五常、八德全修，無有逾越，所以成就了中國長久以來武人的最高境界：「武德」，而這個「武德」的中心便是「忠義」之道，也就是「義」，與孔子的「忠恕」之道，也就是「仁」，成為中國文武的兩大德目！所以歷代以來，乃至到民國初年，都有祭祀文武二聖的政府儀典。

雖然關聖帝君是一位將軍，但因其德性彰顯，故亦被儒家推崇，儒家除尊稱其為「關聖帝君」外，也稱其為「山西夫子」（清朝乾隆二十一年封），同時也是五文昌之一，更被尊為「文衡聖帝」。關聖帝君的追諡累代以來總稱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足見歷代政府、儒者、百姓，對關聖帝君人格完成的至高推崇，以臻無人能出其右，且其亦將亦儒的文武雙修典範，也成為後世華人對子女與晚輩的教育楷模。

參、關聖帝君的宗教成就

　　關聖帝君除了在俗世上受到歷代政府、儒者、百姓的最高景仰外，在宗教上也備受肯定，而其宗教上的成就，也是來自他的崇高人格完成與聖義典範。

一、道教中的關聖成就

道教是屬於泛靈崇拜的宗教，它的神祇大約有幾種類型：自然信仰理論上所產生的神祇（如三清道祖、五斗星君）、歷代聖賢（如關聖帝君、媽祖天后）、神話人物（如三太子、齊天大聖）、鄉野大鬼（如十八王公、大樹公）、被認同的外教神祇（如觀音、佛祖）。而其中最負社會意義與教化功能的，當然首推「歷代聖賢」崇拜，因為先聖先賢是理性的真實存在，蘊含慎終追遠、見賢思齊、血脈相傳……等的民族道統，也符合儒家祭祀的禮法，當然，更是一種鄉土情感的凝聚與倫理道德的發揚。這種信仰不只在官方成為維護國家法統的力量，在民間也成為維護倫理教化，乃至攏聚鄉黨情誼的力量。所以「歷代聖賢」崇拜透過宗教的科典成為生活的儀禮制度，有其不可抹煞的社會功能與意義。

　　因此，關聖帝君以其浩瀚的忠義精神，在充滿不安與征戰的歷史中，在朝發揮振奮民族氣節，在野發揮團結鄉里的功能，會越來越被重視，自有其恢宏遠大的意義。關聖帝君歷代屢被追封，至明朝萬曆四十二年被尊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這是關公首次同時獲得「帝君」（這是神祇中「帝」的位銜）與「天尊」（這是超越形上的位銜，在佛教等同「佛」）的最高位銜，其地位僅次於玉皇大帝，並輔佐玉帝，所以道教尊其為「協天大帝」與「翊漢天尊」。後來亦有以關聖帝君於清同治三年任第十八代玉皇大帝的民間信仰，稱「玄靈高上帝」，而在台灣，關帝的「恩主公」（意為「救世恩主」）崇拜更是獨樹一格。

探討關聖帝君神位終究是否排名第一，實非理性本意，吾人應該重視的是，「歷代聖賢」的崇拜超越神話與自然神祇的崇拜，展現的是理性、民族、社會、教化、國家認同、文化傳承的重大意義。再者，關聖帝君能在眾多的歷代聖賢裡最受尊崇，除了上述的意義外，也表現華人對「忠義」精神的絕對重視、延續與嚮往，這對華人往後在世界各地的發展，都有極大的裨益和影響。

二、佛教中的關聖成就

佛教不屬於神靈崇拜的宗教，但因為歷代若干皇帝追封關聖帝君佛教位銜，且因關聖帝君的忠義精神堪為護持大法，所以還是為中國佛門所接受，並經常列於寶殿。唐朝佛風鼎盛，儀鳳元年首封關聖帝君為「伽藍之神」；元世祖尊崇佛教，封關聖帝君為佛教的「監壇」；後因關聖帝君曾在玉泉山顯聖，被尊為「蓋天古佛」；崇禎三年加封「真元顯應昭明翼漢天尊」，「天尊」在佛教是「佛」的意思。

正統佛教徒或許並不承認關聖帝君「佛」的果位，因為佛教經典詳實的記載，釋迦牟尼滅度後，再來就是等待彌勒佛的降世，這段期間是不會有人成佛的。而且大乘佛教徒也相信，從發信行菩薩道到成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至少也必須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但探究關聖帝君是否成佛，與探究關聖帝君是否已成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一樣，不具理性的意義，吾人應該思考的是，關聖帝君之所以會被強調修行與解脫的佛教接受，他聖義人格的完成終究有何意義？

大乘佛教強調入世修行、紅塵成佛，並且透過實踐「六度」的菩薩道而成就佛果，六度分別是：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與關聖帝君的奉行五常(仁義禮智信)、八德全修(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雖不盡相同，但總有神似之處。如前所言，因為聖人能在充滿殘酷挫折與名利誘惑的紅塵煉獄裡，看破相色的虛妄，領悟生命的真諦，進而堅持道德的分際，無怨無悔的犧牲，惕勵人格的完成，所以才能稱之為「聖」，這樣的作為不僅是「實踐」，更是「修練」。

此外，大乘佛教亦因入世觀點，而發展出「倒駕慈航」與「佛性常住」的思想，亦即成佛的如來或菩薩，因大悲心不忍棄離眾生，所以成佛後又再度回到人間(如觀音菩薩、文殊菩薩)，或成佛後其佛性仍常留人間普渡眾生(如如來藏)，或發願建立淨土供眾生往生依止（如西方極樂世界、東方琉璃光世界）。這種不求自我解脫而求眾生圓覺的精神，雖與關聖帝君生前匡扶社稷、救助百姓的行誼，與成神後護持三界眾生、神威伏魔的使命雖有所差別，但終究亦有神似之處。總之，關聖帝君忠義的精神與行誼，獲得佛教的肯定，是不爭的事實，並不因佛性清靜，而藐視人性忠義，使得忠義精神更為彰顯。

肆、聖義精神的社會意義

　　關聖帝君的聖義精神對華人社會的巨大影響，從他流傳的歷史久遠，傳播的幅員遼闊，便可知曉。一般的信仰或許有其區域、族群與行業的侷促性，相對於媽祖信仰流傳於閩海地區、王爺信仰流傳於移民地區，或文昌帝君信仰流行於文人社群、以及各種專職專司的神祇為專門社群所崇拜，關聖帝君算是政、教、軍、警、士、農、工、商等百業人等莫不尊奉的「全職全能」神祇。除了民間信仰外，歷代亦以文聖孔子、武聖關公同祀，亦為正統政教所奉行，所以關聖帝君的精神在朝野都發揮了全面與最大的影響力，從帝王將相到販夫走卒無不嚮往，乃至到了近代，海外移民風潮興起，關聖帝君信仰亦隨之傳播到南洋、歐美等地。

「關公文化」最明顯的表現是塑造了華人特有的「重義」性格，這個性格相當程度的與西方「重利」性格形成強烈對比，而一個人是否「重義」也成為華人道德與行為的重要標準。一個人若被批評為「不講義氣」，對華人而言，是完全負面甚至敵對的評價，表示這個人不但已經不值得交往了，甚至還必須提防他的變節與出賣，因此華人的正直與剛強性格，也深受關聖帝君信仰的薰陶（當然華人在另一面也表現出仁愛與忠恕的儒家性格，兩者剛好成為完美互補）。

但也有人認為，關聖帝君的忠義精神，在某種程度上被若干階層與人士誤解與扭曲，譬如幫會兄弟，就以關聖帝君為祭拜偶像，並講究「江湖道義」與「兄弟義氣」，卻不知，如此的「莽勇」與「愚義」，完全沒有關聖帝君的「五常」與「八德」修為在其中。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因為不僅過去的幫會、現在的幫會，或內地的幫會、台灣的幫會，甚至海外移民的幫會，無不充滿這樣的迷失，乃至匯聚成一股集結力量，形成不當勢力，對社會產生諸多威脅與破壞，完全與關聖帝君的在亂世裡救助百姓的「聖義」行誼背道而馳。

所以吾人應該深刻體認，關聖帝君的「義」乃是建立在道德、修養、救度上的義，是對錯誤與偏執勇於提出糾正與改革的大義，而不是盲附勢力、匹夫之勇的愚義。因此今日吾人更應掌握兩個「義」的特質：

一、更加勤修五常、八德，養成「聖義」德行，這樣的德行是需要時間的修練，而非血氣方剛即可成就。

二、應該將此忠義精神用於改善社會病態，並且有不屈不撓的堅毅力行，如此才能使社會能更加健全，關聖帝君「義」的精神才能精善的發揚。



伍、結論

在當今資本主義過度膨脹與危害的「重利輕義」時代，人群的關係愈趨病態，社會的結構愈趨瓦解，乃至不義人等罔顧道義、恣意破壞生態、耗盡資源，甚至禍延子孫，而社會大眾也在物質享樂主義下與之唱和，並以「追求經濟成長」、「社會現代化」將此等不義行為合理化，造成人類社會與生存的危機，此時提倡「重義輕利」精神，乃是醫治病態社會的重要良方。關聖帝君的忠義精神縱貫古今，並形成一種文化特質與民族性格，若能由華人的聖義精神出發，針砭當今全球重利行為之不義，促使世界重新重視道德，則華人之責任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