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12. 中國教會史（2）民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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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你曾在中國參加過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嗎？可以說出其中的差異嗎？

2. 你認識曾經或正在受逼迫的中國基督徒嗎？請分享他們的經歷。我們可以提供什麼幫助？

大綱

革命時期

五四運動與非基運動

四九年後的中國教會

二十世紀中國大復興

- 宋尚節

- 王明道

- 倪柝聲

一、 革命時期

革命運動期間，基督徒及傳教學校學生積極支持及投身於運動的行列裡，對革命事業貢獻甚大。知名者如孫中山、宋查理（宋家三姐妹之父） 、陸皓東、區鳳墀、尹文楷、王寵惠、鄭士良、楊襄甫、陳少白、史堅如、毛文敏、劉錦州等人，都是在興中會時期，於廣州及香港曾為革命事業出過大力者。而實際參與革命的基督徒人數更多，據統計，單在惠州之役中，基督徒的參加者便佔30%。其他地區亦有類似的情況。基督徒積極參與革命，主要是受到在華的傳教士所影響。晚清部分傳教士鼓吹並支持變革的進行。他們的思想透過個別接觸及傳教學校的課授，傳遞了給中國信徒。此外，中國信徒及傳道人透過西學教育，產生對政治社會問題的興趣及認識。教會學校也成了革命思想醞釀及宣傳之地，教堂因為土地受條約保護，成為革命軍放置軍火的理想地方。

二、 五四運動與基督教

1919年“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胡適之、蔡元培、李大釗等人都是留學西方或日本的知識份子，深受當時西方科學實証、唯物無神等反傳統反基督教思潮的影響。因此，在“五四”運動民族救亡、反帝愛國的思潮中，充斥著反傳統、反權威、唯科學、主實証、重物質、輕精神以及反基督教。在“五四”運動時間，西方基督教差會開辦的教會學校，大都不合時宜地以“政教分離”作為理由，不讓學生上街游行示威表達中國人的民族情緒。這一作法實足以“坐實”民間早已有之的“信了洋教不愛國”、“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的流言，引起多數民眾對基督教的反感。這種反感。受到某種刺激，就會化為憤怒，形成攻擊力量。

三、非基運動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大會將在北京清華學校舉行，招致激進的反基督教人士的強烈不滿。上海的一群學生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發表宣言並攻擊基督教，又通電各大城市，呼吁廣大學生行動起來，聯手遏止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北京學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許多大專院校都發表了非基督教聲明。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的大革命，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再次普遍高漲，教會學校的學潮的高漲，促進了非基運動的再起。反教群眾擁上街頭游行示威、散發傳單、分隊講演；一部分人涌進教堂搗亂︰破壞禮拜、圍攻教士，甚至以飛石擲擊教堂，行動非常激烈。1925年上海五卅運動聖約翰大學學生參加非基運動遭學校反對，幾百教師學生憤而建立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

1. 對一切宗教(包括儒教、佛教)的批評

–    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學、反理性、反知識的。

–    宗教使人逃避現世，只顧來生，因而成為人民的鴉片；減低人民積極面對現實、改變現實的能力。這樣往往亦成了統治者麻醉人民的工具。

–    宗教在現代社會已無存在的功能，它是過時的產物。

–    宗教通常具有高度的排他性，蔽錮人民的思想，使他們拒絕接受新知，因而不能進步。

2. 單針對基督教的批評

–    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就是要將基督教傳給中國的國家。

–    基督教是伴隨著帝國主義來到中國的。

–    差會在中國擁有大量學校、醫院及種種慈善事業，吸引了廣大群眾。他們即使不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也會因此而有親英、親美的思想；最低限度減少了國家精神。

–    基督教的排他性尤為厲害，除天主教與更正教勢如水火外，不同宗派間也互相攻訐，妨礙了中國人的團結。

四、從抗戰開始到內戰結束

1937年7月7日，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基督教青年會和上海各教會組成“基督教難民救濟委員會”，救死扶傷，安置難民，分發醫藥和食品；又成立“戰區服務全國委員會”，廣泛開展慰問將士，征集、輸送物資等戰區服務工作。1937年12月，中國首都南京失陷，入城的日軍進行瘋狂的大屠殺，三十萬中國軍民被淹沒在滔滔血海之中。一些西方傳教士義無反顧地堅持留在南京城裡，竭力保護遭難的中國民眾，並冒著生命危險用實錄、攝影等方法記錄下日軍屠城的鐵証。基督教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代理校長魏特琳在校園中收容了數千名中國婦女，使她們免遭日軍的強暴；金陵大學附屬醫院的威爾遜，是全城唯一未逃走的外科醫生，他日日夜夜在手術台前工作，救治了大批的中國難民。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上午，北京等地各英美差會所屬教會都被查封。所剩無幾的幾間教堂都由日本軍方派日本牧師前去領導。日本軍方為了便於控製，又強迫不同宗派的教會進行合併，結果使教會的數目幾近於零。河北一省，只剩下北平、保定和順德三處教會。淪陷區所有的英美傳教士約一千二百人，幾乎全部被日本人投入集中營，其中包括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 L. Stuart）。英美傳教士在集中營裡飽受煎熬，不少人因條件惡劣、營養缺乏致病，也有人因身體衰竭而失去生命。倫敦會傳教士、曾獲1924年巴黎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四百米賽跑冠軍的呂道牧師（Eric Liddell），在山東濰縣的集中營中受迫害后因腦瘤致死。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勝利結束，教會生活開始全面復蘇。在戰爭中被日本人拘禁的西方傳教士絕大多數返回原來的工作場所。中國教會配合抗戰勝利的形勢，加強了傳播福音的力度︰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針對抗戰勝利後中國重建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發起了“三年奮進運動”；同時，向遙遠之地、未得之民傳福音的工作積極開展起來，許多基督教青年加入邊疆佈道的行列。1949年，中國基督教信徒達93萬6000人，比抗戰前的1936年增長77%；教會比抗戰前增長約一倍。聖經公會印行的中文版聖經，僅1946年一年間就分送三百萬冊。然而，教會這一蓬勃發展的趨勢因國內政局的轉變而剎車。中國在1949年由共產黨執政。從此中國教會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五、49年後的中國教會

1.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此前的9月，吳耀宗等五位基督教人士應邀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次年5月，政務院（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三次接見吳耀宗等人，啟發他們認識到︰中國基督教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不為人民接受，中國教會必須革新。吳耀宗等人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撰寫了《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一文，呼吁中國教會擁護共同綱領（代憲法），在政府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新中國奮斗；並要求西方傳教士在短期內離開中國。此文於1950年9月發表，並先後征集到四十萬名基督徒（約占全國基督徒總人數的一半）的支持簽名。當年秋天，全部約六千名西方傳教士開始撤離中國。

2.    三自教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場所必須向政府登記，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必須加入官方控制的「三自教會」並接受政府的「宗教事務局」的管制與干涉。 1950年7月，中國基督新教界的吳耀宗等人聯名發表「三自宣言」，發起了三自愛國運動，號召教會「自治、自養、自傳」，宣稱中國教會從此走上了獨立自主自辦的道路。 1951年4月，政務院宗教事務處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各地教會都派代表參加。會后成立了“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吳耀宗以該會主席的身分成為中國教會的領導人。1954年7月28日，第一屆“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在北京舉行，決定正式成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簡稱“三自會”），作為中國基督教“全國領導機構”。

3.    大躍進：三自教會正式成立以后，在加強反帝愛國、革新改組教會、改造教牧人員思想的同時，又指控一些教牧人員和信徒為反革命份子。1955年，北京的王明道被打成反革命被捕，廣州的自由傳道人林獻羔與同工及部份信徒被打成“大馬站反革命集團”而被捕。1956年，遍及全國的基督徒聚會處的許多成員被當作“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首要份子被捕（倪柝聲本人於1952年4月已被捕）。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教牧人員都被送進政治學習班。經過學習，幾乎所有教牧人員都批判自我，表示願意接受政府改造，於是政府就安排他們去工廠、農村從事體力勞動或其他工作。因而教會無人牧養，上海的二百間教會減少了九成，只剩下二十間；北京原有教會六十五間，減少百分之九十四，只剩下四間。

4.    文化大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驟雨猛襲神州大地，全國城鄉所剩無幾的三自教會全部被“紅衛兵”沖擊摧毀或勒令關閉。在長達十年的社會大動亂中，中國所有的基督教教會和機構都被打翻在地︰教堂被查封，教產被掠奪，聖經和屬靈書刊被當作“四舊”（指舊風俗、舊文化、舊習慣、舊思想）之物而投於烈火；許多教牧人員和信徒被打成“牛鬼蛇神”而遭到批判、鬥爭，有的被關進監牢或押送勞改、流放。中國教會在“文革”期間所遭受的逼迫是教會歷史上空前苦難的一章。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搞“現代化”，政府對宗教比較寬容。

5.    改革開放與天安門事件：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隨後的二十年來中國在經濟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同時也帶給中國社會相當大的變化。在多次的政治運動使中國百姓產生了信仰危機，轉而對福音開放，大批經歷文革創傷的人，在國內或國外聽到福音後很快地信主。1979-1989年期間，也可以說是開荒佈道的十年，雖遭逼迫、壓力，福音仍不斷拓展。1989年因六四天安門事件，使得當代知識份子對福音開放。原本中國知識份子力求在社會主義體制內尋求民主改革，在「六四」之後，中國知識份子不再對體制內的改革抱持幻想，開始思考基督教在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發展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考慮中國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可能性。

6.      宗教政策收緊：2012年，習近平執政以後，中共提出“基督教中國化”，開始收緊過去稍微開放的宗教政策，除了加強取締家庭教會之外，逼迫也擴大到三自教會，大量三自教會教堂頂部的十字架被拆除。據統計，2014到2015年僅浙江省被強拆教堂50多座，拆除十字架1722座；2018年河南省有7000座教會的十字架被強拆。2018年2月1日，中共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正式實施，該條例允許中國基層政府可以隨時查封家庭教會。 3月28日，由中共控制的“基督教全國兩會”發布《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綱要（2018-2022）》，其核心思想要求基督徒必須堅持中共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嚴令宗教神職人員講道必須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其融入信徒的頭腦和日常生活。同時，在中國全面停止在網上公開販售聖經。

六、中國大復興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教會經歷了一場屬靈的大復興，其中的領袖人物包括宋尚節、計志文、倪柝聲、賈玉銘、王明道等人。他們持保守的神學立場，高舉聖經權威，講道信息生動活潑，富有生命力。他們特別強調個人的重生得救和認罪悔改，注重成聖追求，關注實際生活和道德問題，使教會復興之火燒遍大江南北。

一九三四年，宋尚節（左）、王載（中）和倪柝聲（右）在上海合影

1. 宋尚節

宋尚節(John Sung，1901-1944年)是中國最偉大的佈道家，人稱他為「中國的衛斯理」。他在二、三十年代的復興運動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只影響了中國，也遍及台灣和整個東南亞。他激動、強烈的講道，以及嚴厲的教導，曾帶領千萬人歸向基督，學者也普遍把中國教會的增長歸功於他。

宋尚節的父親宋學連是福建莆田美以美會（現在稱為衛理公會）的牧師。宋尚節很小的時候（小名天恩），就有在晚上或者他父親生病 時候代替講道的經歷。人們稱他為“小牧師”。1927年，宋尚節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得到化學博士學位。接著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讀書的時候，經歷到聖靈的澆灌。那時協和神學院是自由派，他逢人就傳福音並警告神學院的講師要悔改，校長認為宋尚節發瘋了，於是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的193天中他把聖經讀了四十遍。

1927年11月他乘船返回故鄉。當中國的海岸線漸入眼簾時，宋尚節衡量他的選擇。有化學博士證書在手，他可輕易在祖國取得大學教授的教席︔或是如多年前所許下的諾言，奉獻為上帝工作。他毫不猶豫地把手探入行李箱，找出八年來在美國所賺得的學歷證書和獎狀，他抽出博士證書放在一邊，他知道這是父親會引以為傲的一然後把其餘的帶到甲板上，扔入海中。當證書飄落海面，他滿意地點點頭。這是他向福音的委身。從此以後他沒有事業、沒有聲譽、沒有榮耀︔他人生的每一分鐘都是為上帝贏取人心。當他登上岸時，不再是化學博士宋尚節，而是宋傳道。

在接下來的15年裡，宋尚節全心全意實踐承諾，在故鄉興化開始傳道，然後加入伯特利佈道團，把福音傳給東北、南北各省分。有人估計這佈道團在第一年裡就接觸了超過40萬人。幾年之後，宋尚節決定離開團隊，作個獨立、巡迴的佈道家。1935年起，宋尚節把傳福音的禾場擴展到更遠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緬甸、印尼和台灣，曾五次拜訪東南亞。這些國家的眾多教會都把屬靈復興歸功於宋尚節。他激烈的講道方式重錘出擊，對付罪惡不留餘地，絕不含糊。對他而言，「主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的禱告是不足夠的，他挑戰聽眾為特定的罪行悔改，並且加以改正。他的講道常讓許多人羞愧地流淚，公開承認罪行。在某些教會裡，他甚至指責教會的領袖和牧師，強調他們也犯了罪，不惜得罪他們。他也以戲劇和表演天分聞名。除了用自創比喻和分享真實故事來說明其重點外，他也會親自扮演聖經人物的角色。有一次他甚至把一副小棺木放上台然後自己跳進去，以此強調財富不能拯救人脫離死亡。他的講道也常常會以唱詩或禱告來做結束。

「一根蠟燭兩頭燒」的生活方式對宋尚節的健康造成影響。腸結核使他身體衰弱，加上繁重的傳道行程，他在1944年8月18日去世，享年只有42歲。在當時，他已得到「中國的施洗約翰」的雅號，又有人稱他為「中國的約翰衛斯理」。許多人把亞洲的屬靈甦醒歸功於他孜孜不倦地事奉。有人估計，超過十萬中國人因著他認識主，數以千計的人聽了他的講道和教導後，重新獻身給主。今天，東南亞許多教會仍然對他的造訪津津樂道，指出他的講道如何復興他們的社區，帶領數以千計的人歸向耶穌基督。

2. 王明道

王明道 （1900年7月25日-1991年7月28日），北京人，20世紀中國家庭教會的代表人物，主張基要派神學，重視聖經的教導和基督徒生活，反對自由派神學，斥責教會與世界中的種種罪惡。

1900年7月25日，王永盛（王明道）出生在已經被義和團圍攻了一個多月的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內(那裡躲避了幾千名前來避難的中國基督徒)。當時父親王子厚攜著懷有身孕的妻子和長女，由於義和團攻擊猛烈，使館區岌岌可危。王子厚唯恐落入義和團手中，撇下母女二人和尚未出生的孩子，在花園中自縊身亡。庚子之亂結束以後，其母帶著姐弟三人艱難度日。在動亂中的孤兒寡母欲謀生計實在不易，王明道童年時經常忍饑挨餓，故身體孱弱，經常生病。在其生長的大雜院里，皆為社會下層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故其從小就體會到社會醜陋及人心之險惡，從而也造就出他嫉惡如仇的性格。

王明道當時所處的年代正值內憂外患，他懷有一顆愛國心和遠大的政治抱負，一心想成為一個政治家，救國救民。但不久他內心強烈感受到神的呼召，他的內心經歷痛苦掙扎長達三年之久，因為要成為一個“高尚的”政治家和成為一個“卑微的”傳道人，這兩者間畢竟相去甚遠。1918年6月的一場大病，幾乎奪去他的性命，當時他唯有向神悔改以求得醫治。他說：“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認我應該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1920年夏天，王明道完全放棄自己的政治野心，順服神的呼召，決心以“明道新民”為己任，做一個“人心改革家”，拯救人的靈魂。此後，他改“永盛”之名為“明道”，意為“願神用我在這黑暗邪惡的世界上，證明他的真道”。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家中開始了家庭聚會，亦常應邀到全國各地講道。在二十幾年的時間里，他先後去過全國二十四個省，在三十多個不同宗派中講道。

王明道嫉惡如仇，放膽直言。他最認同耶利米先知，因為耶利米在當時的社會裡面斥責罪惡，也同時攻擊那些假先知。王明道攻擊最多最猛烈的，是那些受西方自由主義神學影響的“不信派”。 他在教會路線上強調，“教會是重生的團契，所以要生命改變的人，才可以行浸禮”。因此，從1933年到1949年十幾年里，他牧會的基督徒會堂受浸信徒總數不過570多人。王明道認為教會要盡量地簡樸，因此他的聚會沒有詩班，沒有牧師，不搞募捐，不傳奉獻袋。也不慶祝聖誕節，他認為慶祝聖誕節是沒有意義的。不隨便請外人來講道，不參加社會關懷，不參加教會的合一運動。他主張政教分離，在日本統治時代他拒絕參加日本組織的”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 ，1950年代，他也拒絕參加三自教會，因此受很多恐嚇跟災難。

1949年，國民黨政府被推翻，共產黨接管政權。在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的領導下，教會內部掀起了規模空前的控訴運動，控訴“帝國主義傳教士，及其在中國教會的代理人”。西方傳教士被全盤否定，中國各教會和機構的領袖和傳道人多遭批判和整肅。王明道堅持兩條基本的原則：

–         神是世間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上的一切權威都出於他。信徒因為順服神，所以順服地上的掌權者。

–         政治與宗教分立，不應彼此干預。他指出：“掌權的人所發的命令如果與神的旨意不相沖突，我們應當為順服神的緣故而服從他們；但他們的命令若與神的旨意不合，我們便只能順從神，卻不能順從人了”

他稱三自為“不信派”“猶大的門徒”，並且堅決拒絕與他們合作。分別與吳耀宗和丁光訓等三自領袖進行辯論，堅持“信與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軛”的立場。1955年8月7日主日崇拜聚會上，王明道最後一次講道，題目是“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當夜凌晨，王明道與妻子劉景文被捕，控以反政府的罪名。

起初，王明道被判刑十五年。由於懼怕被槍斃，王明道竟否定了自己所堅持的信念。1956年9月底，在北京舉行的一次特別集會上，王明道作了題為“自我審判”的檢討，承認自己是一個犯過許多罪的反革命分子。之後，王明道獲得釋放。在釋放前，王明道簽署了一份悔過書並立功贖罪計劃，保證出獄後，帶領基督徒會堂參加三自愛國運動。

由於嚴重的精神折磨與摧殘，獲釋後的王明道精神幾近崩潰。他時而說自己是彼得，曾多次否認主的名；時而說自己是猶大，出賣了愛他的主。無時無刻不受著良心的譴責。一年多後，他的精神漸漸復原。最後在良心的催促下，他與妻子自動走進公安局，否認先前的悔過書，否定所加給他的罪名。1958年4月，夫婦二人再次被捕下獄。王明道被判處無期徒刑，劉景文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1979年11月，由於政治形勢發生變化，政府決定釋放王明道。但當他看到釋放證上注明他是反革命罪犯時，他不肯走出監獄。他堅持說：“在上帝面前，我承認自己是個罪人。但在國家的法律面前，我從未犯過任何罪。”

1979年12月29日，山西省監獄當局使計，叫他搬到監外三間房居住，如此將他誘騙出監獄。1980年1月，其子王天鐸趕去山西，將他接回兒子家同住。至此，為了信仰和良心的緣故，王明道共度過長達近二十三年的牢獄生涯，其妻劉景文也付上了十八年的牢獄代價。

1988年4月23日，美國著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在香港宣道會滕近輝牧師的陪同下，特地到上海看望了王明道。在講述受苦經歷時，王明道引用啟示錄2：20節的話“你務要至死忠心”。

            1991年7月28日早晨，王明道為主耶穌基督忠心至死。

3. 倪柝聲

倪柝聲（Watchman Nee，1903年11月4日－1972年5月30日），是少數在西方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華人基督徒。他將中國基督教新教早期福音的性質轉為追求屬靈生命經歷的階段。他寫的代表著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和《屬靈人》對很多基督徒產生重要的影響。

倪柝聲的祖籍爲福州，出生在廣東汕頭。出生後父親給他取名叫“述祖”，即“光宗耀祖”之意。但他信主後，即改名爲“柝聲”。“柝”，即當時更夫手中敲打的梆子，“柝聲”，即喚人警醒的“更梆之聲”。他以此明志，要做一個時代的晨更守望者，以喚醒世人沈睡的靈魂。倪家是福州地區最早皈信基督的家庭，到倪柝聲這一輩已是第三代基督徒。其祖父倪玉成是美國公理會的牧師，可說是中國最早的華人牧師之一。爲閩北三大名牧之一。

倪柝聲從小就表現出其過人的聰明才智，調皮、好動的性情，以及組織與領袖才能。1916年，他進入英國聖公會所創辦的福州三一書院（Trinity College）初中部讀書。1920年非基運動和教會內的一些現象給他帶來負面影響，從心底裏看不起這些“牧師”和“基督徒”。直到他參加了女佈道家余慈度女士的佈道大會，他的生命才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倪母只是一個掛名的基督徒，每天熱衷於梳妝打扮，沈溺於打牌等享樂。在余慈度佈道會前不久，因家中她所珍愛的一隻花瓶在孩子們玩鬧中被打碎，她錯誤地認定是倪柝聲幹的，並且在怒氣中重重地責打了他。但就在這次佈道會上，她深深地被余慈度的講道所打動，回家後，她放下長輩之尊，抱住兒子痛哭，真誠向他認罪悔改。此舉讓倪柝聲大受震動，心中不禁納悶是什麽力量使母親發生如此之大改變。於是第二天，倪柝聲隨母親一道前往佈道會聆聽余慈度的講道，因聖靈作工，他內心大受感動，悔改認罪，真心接受基督，並決志放下一切，立志做個傳道人奉獻自己來跟從主。

倪柝聲在三一書院時，熱心向同學們傳福音，領人歸主。他還把許多同學的名字一一列在自己的本子裏，每天爲他們禱告。因此他被人嘲笑爲“傳道先生”。但他不以爲意，繼續祈禱傳道不止。結果，到他畢業時，在他所列70名學生中，除一人外，其他皆受感歸主。對倪柝聲靈命成長影響最大的當屬來自英國的自由傳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不久，倪柝聲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如王峙和王載兄弟、王連俊、繆紹訓和陸忠信等人，他們不僅僅在學校內傳福音，還經常敲鑼打鼓地到街上去佈道、唱詩及散發福音單張。自1922年起，他們在王載家裏開始了定期的禱告和查經聚會，並且舉行“擘餅”聚會以記念主耶穌的受死。因人數不斷增多，以致王載家容納不下，他們就在福州租了房子作爲聚會場所。

1924年，由於在教會觀與教會實踐諸多方面的看法不同，倪柝聲與王載分手，各自按著自己的領受，走上不同的事奉道路。倪柝聲離開福州，分赴中國各地主領奮興聚會，並且還到南洋和日本等國佈道。1926年倪柝聲不幸染上嚴重的肺結核，在無錫臥床休息靜養期間，他閱讀了大量教會歷史上屬靈偉人的著作，特別是那些神秘派、敬虔派和弟兄會的屬靈作品，醞釀出的第一部著作《屬靈人》。1927年底，倪柝聲來到上海，與同工李淵如、汪佩真和祝康寧等人在汪佩真家中聚會。在倪柝聲領導下，聚會人數迅速加增，於是他們就在哈同路文德里租了房子開始聚會，稱“基督徒聚會處”。倪柝聲堅持建立不屬任何宗派一地一方的教會，設立不受薪，完全“過信心生活”的使徒，使徒的責任是宣道和建立教會，而各地方教會則由長老來治理。受其影響，許多信徒脫離原來的宗派教會，加入到地方教會，因而引起一些西方傳教士以及宗派教會的不滿，甚至稱他們爲“偷羊者”。

由於倪柝聲無論是在解經、組織與領導能力上都十分傑出，無人望其項背，他在國際、國內聲望日隆，聚會處各項事工發展蒸蒸日上之際，卻在四十年代 “生化藥廠”的問題遇到打擊。倪柝聲之弟倪懷祖為化學家，創辦生化藥廠但不擅經營管理，於是倪柝聲就接下了經營藥廠之責任，漸漸把時間和精力投入到事業上，教會事奉的時間就越來越少，造成教會同工和信徒對他的不滿與疏離，上海聚會處的幾位長老於1942年底決定革除倪柝聲的會籍，倪柝聲將此視爲神的管教而默認接受，停止了一切事奉，且一直没有参加任何地方教會的擘餅聚會。

1948年4月，倪柝聲重新回到上海聚會處，在衆長老面前，他承認自己過去的失敗，受到衆人的接納與歡迎。此前此後，倪柝聲推出“耶路撒冷模式”，使徒握有更大的權責以及強調會眾對教會權柄的絕對順服；同時他推行“福音移民”的主張。所謂福音移民，就是有計劃的派遣成批的同工或信徒，去福音未達之地，拓展新的領域，建立教會。倪柝聲宣講“交出來”的信息，倡導信徒依“耶路撒冷模式”把一切都交出來，供使徒們調遣使用，倪柝聲首先把生化藥廠交出來，作爲教會公産，福州和上海教會的同工與會衆紛紛把自己的工廠和産業交出來，教會的財産因之劇增，在教會中造成很大震撼，也造成一些地方教會的反感和分裂。1949年聚會處信徒人數達七、八萬人，占全國總基督徒人數的十分之一。這一階段可謂基督徒聚會處的黃金時期。

1948年共產黨將要接管政權似已成定局，倪柝聲與其同工們面對教會可能遭遇的困難已做最壞的準備，指派一些同工移居臺灣、香港和東南亞國家。1950年中國政府開始土地改革，倪柝聲和主要同工發動信徒32782人簽名，要求保留聚會處在鼓嶺的房產土地，但倪柝聲基於教會要在新政府取得‘合法’地位和宗教自由的考量下，沒有經過眾人同意，擅自決定把3萬多人的簽名作為教會決意加入三自教會的簽名。1952年4月，倪柝聲在去往東北處理生化藥廠事務途中，被公安人員逮捕。被捕後並未被立即判刑，直到1956年6月，他才以多項政治和經濟罪名被起訴。在正式宣判之前，由宗教局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組織發動各教會信徒對倪柝聲進行控訴和批判，上海以及全國各地聚會處凡不妥協的負責同工系遭整肅或監禁，聚會處教會遭到沉重的打擊。1954年底，上海聚會處正式表示，要改變倪柝聲參加三自的決定，退出三自並宣布再次革除倪柝聲會籍。

1956年6月21日，倪柝聲被作爲所謂“倪柝聲反革命集團”首犯，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並在全國各地舉辦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罪證展覽會，揭發其在政治上和個人道德（玷污二位女同工和生化藥廠的財務問題）的罪證。到1967年十五年期滿之時，倪柝聲沒有被釋放。直到1972年6月1日，經過二十年的牢獄生涯之後，有消息傳出，他死於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當其親屬前往農場善後時，該農場官員向她們出示一張發現於倪柝聲枕頭下的字條，上面寫著：“基督是神的兒子，爲人類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因信基督而死。”

1949年李常受被派往台灣發展事工，15年內拓展至四萬多人，自六0年代末期開始，教會分裂導致許多主要同工（如美國的江守道、王國顯、香港陳則信、台灣的林三綱、邵遵瀾等）脫離李常受主持的聚會所，成為獨立教會。

參考資料：聖經簡報站；蘇文峰「中國教會史」 ；靈命日糧梁家麟「福臨中華」；李亞丁「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中華福音神學院教牧博士論文 莊百億 著「倪柝聲事奉生命中的缺失對今日傳道人的鑑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