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衡》三大家中，最感性的人物，應該要屬吳宓。一九一七年，胡適在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上首倡新文學運動，他旗下的文人，更是以「反孔非儒」、「打倒孔家店」等口號，獲得胡適的推崇。新文化運動因此風助火勢，就此勢燄薰天！同年，吳宓赴美，開始在哈佛大學研究歷史、文學與哲學，並且成為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最得意的中國學生。

吳宓在美國閱讀由中國寄來的各種刊物，其間白話文字夾雜英文點評，各種詭異現象，使他讀之欲嘔！不由得在日記裡憤然寫道：「我儕學問未成，而中國已亡不及待！」「我儕以文學為專治之業，尚未升堂入室，而中國流毒已遍佈。」「今國中教育界情形，一至於此，茫茫前途，我憂何極？中國運數如此，夫復何言？」

吳宓受到白璧德教授的鼓舞，於一九二O年冬寫下〈論新文化運動〉一文，傳達白氏希望聯合東西方的儒者，協力研究國學，以達淑世異俗之功。一九二一年，吳宓在回中國的船上，又寫了一篇長文〈再論新文化運動——答邱昌渭〉，更加明確地表達他自己的看法。並且在下船之後，為了與梅光迪一同主辦《學衡》以抵制新文學運動，他連續拒絕北京師範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聘請，毅然來到南京，立志守住思想文化的最後戰線。

吳宓開始研究《紅樓夢》的時間，幾乎是與胡適同時。他第一場關於《紅樓夢》的演講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天，地點是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今天重新閱讀他當年用英文撰寫的〈石頭記評贊〉，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他與胡適對待《紅樓夢》的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吳宓首先認識到曹雪芹寫作的用心：即使人類的文明一再地進步， 但是人生的幸福卻不見得增加，因此，智者往往會心生返璞歸真的思想。整部小說裡，吳宓最常引用的是教人領悟繁華皆空的〈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着，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長生果。」

吳宓也以研究西方小說的嚴格理論來檢視《紅樓夢》，例如：全書的最高峰應出現在四分之三處，而《石頭記》的頂點就出現在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段癡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大約就是四分之三處。再以結構來判定《石頭記》的佈局，這部小說如同一串同心圓，寶、黛、釵為核心，之外有大觀園諸姐妹以及丫頭們，更外圈便是賈府。再往外擴大，就是全中國、全世界。而作者的敘事原則是對於外圈之大環境，僅是偶然吐露，並不詳述，例如：由賈政出任外官，而寫到國內地方胥吏舞弊等情事，另外還有透過薛寶琴的經歷，寫到海外經驗、西方美人等事情，基本上，愈趨進圓圈核心的故事，愈為詳盡，離中心愈遠的，便較為舒略。這樣精心的佈局，即使在西方著作中，也難找到與之媲美的經典。

更難能可貴的是，《石頭記》是一部真正包含中國文化、社會、生活的大書。內容既富且美，既真且詳。「今日及此後之中國，縱或盛大，然與世界接觸融合，一切文化、思想、事物、習慣，已非純粹之中國舊觀，故《石頭記》之歷史的地位及價值，永久自在也。」

吳宓更進一步以純文學的觀點欣賞《石頭記》文字之美，他稱讚這部書是「中國漢文之最美者。蓋為文明國家，中心首都，貴族文雅社會之仕女，日常通用之語言，純粹、靈活、和雅、圓潤，切近實事而不粗俗，傳達精神而不高古。」這部小說所呈現的文筆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因為包含了詩、詞、曲等各種文章於一人一手。僅就回目而言，吳宓就舉出了「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等許多例子來說明曹雪芹的對偶是如何地自然而且工麗！

有趣的是，吳宓對賈寶玉的評論也可以讓我們看作是他作為一個出色的文學家的自我寫照：「凡想像力過強之人，易攖瘋疾。詩人多言行奇僻，人以為狂。莎士比亞云：『瘋人、情人、詩人，乃三而一，一而三者也。」（見《仲夏夜之夢》V.I）盧梭晚年，即近瘋癲，寶玉平日舉動，常無倫次，又屢入魔。寶玉嘗有「意淫」之說，此意字即為想像力之謂也。」豐沛的想像力，是文學與藝術的沃土，也是愛情與詩歌的搖籃，吳宓以及所有具備浪漫情懷的詩人，都在這裏著魔，那是他們終其一生的理想，也是人生最大的悲劇。

反觀胡適對於紅學的貢獻則完全不是從文學的造詣上去鑽研，而是以各家版本校勘、訓詁、考據的方法來指明《紅樓夢》是一部自傳性質的小說：「它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傑作。」這樣的評論對於曹雪芹的文學創作實在不公，若以吳宓的文章與之相較，則無疑凸顯了《學衡》派的學者們是多麼地敬重文學與推尊文化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