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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3/06 20:44:57瀏覽619｜回應0｜推薦3 | |
從朋友到敵人
——梅光迪立志修身vs.胡適之文學革命
朱嘉雯
「我冒犯了人們的指謫，
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樣欣慰而膽寒呵。」
1922年7月詩人汪靜之寄了一本詩稿給胡適，那時他正熱戀著杭州師範女子學院的符竹因。雖然他還未出生前已與曹豔秋指腹為婚，汪靜之仍然堅決表示：「愛情是絕對自由的，誰要愛誰，誰就愛誰。」因此，即便膽寒，他仍然要在經過符竹因家門口時，勇敢而且叛逆地偷偷看他心愛的人一眼。
胡適非常欣賞這個年輕的小同鄉，他為汪靜之的詩集《蕙的風》寫了一篇序文，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代詩人以康白情、俞平伯為代表，如今第二代少年詩人也出現了，就是以汪靜之為首的這群「湖畔詩人」。汪靜之對胡適說道：「我的頭很硬直，不為他人而低頭；我的笑很天真，不為他人而諂笑。」胡適也直言：汪的詩歌稚氣而且淺露，然而「稚氣究竟遠勝於暮氣」，「淺露究竟遠勝於晦澀」。在胡適與周作人的眼中，汪靜之寫給符竹因的一系列情詩，無疑是發出了「詩壇解放的呼聲」！
然而，《蕙的風》出版之後，當時正在南京東南大學就讀的胡夢華卻連續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文章，批評汪靜之詩集中歌詠愛情之處，流於輕薄；讚美自然之處，又流於纖巧。他認為這樣的作品「破壞人性的天真，引導人走上罪惡之路」。胡夢華的文章一出，引發了章衣萍、周作人、魯迅等人的與之激烈的爭論。胡夢華的文學觀念受到吳宓和梅光迪的影響，從他對「湖畔詩人」情詩流於「墮落輕薄」的批評之中，我們已經窺見《學衡》人士對於新文學的批判主要源於道德意識。那麼究竟梅光迪等人的思想觀念和道德價值為何？這是我們接下來要進一步爬梳的課題。
事實上，梅光迪和胡適在年輕時代求學階段，曾經是互相砥礪，長期書信往返的摯友。梅光迪和胡適同為安徽人，梅家尤其是宣城的望族。梅光迪十八歲入安徽高等學堂，隔年在上海認識胡適，二十五歲進入哈佛大學，專攻文學。當時白璧德先生正在哈佛大學講倡新人文主義，他講述古希臘時期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之學術要義，進而談到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哲人，以及英國約翰生、安諾德，並擷取西方文化的精髓，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卓然成就了一家之言。面對東方學術，白璧德獨尊於孔子。梅光迪在哈佛大學求學期間，深受白璧德學說的影響。
梅光迪在日後寫給胡適的信中提到，孔子之學無所不有，然而中國自宋代以後，因程朱理學僅得修己一面，於政治、倫理各方面都提不出相當的見解，因此國計民生日益凋敝。孔子的學說既已流於極端地誤解，當此之際，國人處於孔教極度衰微的時代，要復興儒學，必須有善於閱讀和理解之人，同時還要能身體力行。否則，「以國勢之不振，歸咎於孔教，從而棄之，而卑辭厚顏，以迎方興之外教，有血氣之男子不為也！」
梅光迪希望與胡適一同振興儒學，而胡適在康乃爾大學由農學院轉入文學院時，梅光迪特別寫了一封信給他，表示支持。他認為以胡適的個性和資質無疑更適合攻讀文學：「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為之，淹貫中西文章，將來在吾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足下之改科，乃吾國學術史上一大關鍵，不可不竭力贊成。」此外，他也表達了文學與哲學相關聯的看法：「治哲學者尤當治文學。泰西哲人之書多艱澀難讀，而文學與哲學有息息相關之處，證之歷史可知。」
胡適留美期間，經常以英語公開演說，令歐美人士刮目相看！然而梅光迪卻向胡適申明自己的志向是將來在美國取得教席，並在高等學府開設中文課程，向美國人講授中國文化，使他們了解中國文明的高深偉大。這個願望後來在1924年實現。然而梅光迪卻始終對於自己到異邦留學一事，感到難以平衡，同時也因為看到許多中國留學生迷戀於西方物質文明，而感到憤懣！
從梅光迪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學衡》人士對於自身傳統知識結構的完足是充滿自豪與自信的。他們亟欲在學成歸國之後，大步邁向復興中華文化與人文主義精神的康莊大道，卻沒想到他們回國後所迎來的是激進的反孔思想，以及積極的新文學與新文化運動。從梅光迪所堅持的中國文化本位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意識到為什麼以他為主的《學衡》一派，會成為胡適最激烈與最固執的反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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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文學賞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