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由於是民主國家，總統不可能每件事都懂，但他必需經常要做重大的決定。而由於官僚體系不可能對政治哲學、理念、或經濟思想等，提出深入鑽研的結論；此等結論一旦被總統採行，勢將影響到國家的安全，外國關係以及國內的經濟、社會各個層面。智庫因此就應運而生。

它們常年接受政府或民意機關或政黨，甚或大型跨國公司的委託，來研究特別的個案；尤其是涉及政府與國外有關戰爭、政治、經濟、貿易的大事。美國有名智庫如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美國經濟研究院（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這些智庫，它們有的是幫民主黨，有的則是幫共和黨。

中國當然相應的也有智庫，如中央黨校、中央編譯局、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軍事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國際戰略學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天則經濟研究所，另外如北京、清華、復旦、廈門、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所及知名學者等。

知名學者包括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主任，有多本國際安全著作)、王小東(民族主義者，論文超過250萬字)、汪暉(清華教授、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崔之元(清華教授、新左派領導人之一)、胡鞍鋼(清華國關中心教授、新左派領導人之一)、房寧(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王紹光(港大教授，新左派領導人之一)、姚洋(北大教授，專研選舉)、潘維(北大國關中心教授，擁護目前政經體制)、鄭必堅(前中宣部部長，前中央黨校副校長，外交政策及政治改革思想家)、楊毅(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中國安全政策理論之主要發言人)、秦亞青(中國外交學院副院長，對外主和派代表人物)、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關學院教授，對日主和派)、辛旗(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是對台灣認識最透澈的學者， 1994年他應臺灣政治大學邀請擔任客座教授的三個月。主張「一個中國、兩岸統一、漸進過渡、社會融合、民族振興」，1985年進入中央對台決策諮詢名單)、章念馳(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大陸素有北嚴南寬的說法，章即南寬的主要代表人物)、余克禮(中國社科院台灣所所長，對台重要咨詢人物)。當然，不能不提的是林毅夫(國際知名經濟學者，北大教授、博導，他早就進入咨詢名單內)。

外面人常說，大陸是沒有民主的，它的一切做為都是專制獨裁的。這是將複雜事情簡單化的說法。也是以前歐美各國及國民黨、民進黨一向用來愚民的說法。因為不論如何，要想治理13億人民，讓它在30年間，以每年至少8%的年增率上衝，不是一句專制獨裁可以解釋得過去的。

事實上所有重大關鍵時刻，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個人，可以一言定局的。政治局的壓力是非常大的。它一方面要應付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強大勢力，另一方面要養活13億人民走向小康。事實上，它必須廣納眾家之言，也就是中國它實際上是一種菁英份子式的集體統治。前面提到美國，不也一直的依靠著少數菁英份子在治理國家嗎？兩個國家，在治理方面都同樣的大量仰仗智庫。美國有任何一任總統，他可以不經過智庫的研究討論，逕直下令政策定案的？

所以本質上，大陸與美國一樣，都是菁英份子在統治國家。只是美國統治的形式是經過民主的包裝。然而坦白說，民主國家的所有選民，只有在投票那一天是主人，其它日子，都是被統治者，難道不是嗎？馬英九願意接納廣大人民的意見嗎？大家其實都是被極少數的菁英份子所統治的，明白嗎？

當然這些智庫的研究人員，他們並非一般人物，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博學的學者，也有少數是原來就是負責政府事務的高層技術官僚。這在中國與美國都是一樣的。他們通常都是專業性的在研究各種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問題。總之，大國若沒有智庫，碰到問題，是無法運作的。也可以說，智庫它就相當部份的代替了民意。因為，老百姓能想到的，他們早就想到了。所以你能說，中國政府的決策，沒有將民意考慮在內嗎？那你就大錯特錯了。當然，這並不說它等於西方式的民主。

現在的中國網民越來越對政治有興趣，大陸有上億的網民，他們的聲音，政府要閉眼不管，是不可能的。這些其實智庫也都看到了。所以，南斯拉夫的誤炸事件、西方人對中國人權的挑戰、海南島的EP-3迫降事件、中國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態度、伊朗的禁運、菲越在南海的騷擾、中國的援外政策、社會的貧富差距、房地產的炒做、兩岸的來往、大國的崛起等等，政治局的常委們，若沒有充份的智庫意見的提供，他們是不敢隨便的做出決定的。

大陸在1979年以前的狀況，我就不評論了。但改革開放後，則是大大不同的。看倌們需知，僅僅社科院，就是擁有50個研究中心，4千名全職研究員，研究世界上260個學術流派的龐大研究機構。更不用說，中國尚有一大堆我前面所說的智庫及列入政治局咨詢名單的學者了。這樣龐大的腦庫，是否可以稍微明白何謂菁英份子式的集體領導呢？我們也知道，大陸有些研究機構，它們的經費是獨立的。因此它們的研究結果，是與官方不同調的。例如上海的東亞研究所，它們的研究結果，就經常與北京不同。

得過三次普立茲新聞獎的湯馬斯‧佛里曼對中國的行政效率是非常欣賞的。他以美國與中國大陸對比，他說：「我們相信，中國有九十％的潛在利益來自二流的政治制度；但美國的潛在利益只有五十％來自我們一流的政治制度。我們所得到的遠遠少於我們可以、應該、也必須從我們的民主體制裡所獲得的。」「假如美國能做一天中國」，更是佛里曼最勁爆的理論。

我突然想起了馬英九的決策模式，是否有智庫可以咨詢還是由盛傳的小圈子提供意見呢？證所稅復徵、瘦肉精美牛以及油電雙漲三案，究竟是如何決定的？一國兩區、東海和平倡議，又是如何決定的？我是深感興趣的。按：東海和平倡議這麼重要的政策，何以軍方都完全在狀況外呢？民調只有15%，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