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陽明：修改文資法的幾個基本問題（文資法修改問題之二）
本文刊登於自由時報
  
過去二十年台灣的政治改革，使台灣的戒嚴、黨禁、報禁全部解除，國會全面改選、總統也直選了。然過去把文化當做政治化妝品，政治、商業強勢擠壓文化空間的情況，卻尚未因政治的改革而得到同等的改善。當政治改革進行到此一階段的台灣，下一階段也就是下一世紀，我們將以何種內涵來充實我們的政治、社會與歷史，將是另一個無可逃避的「世紀工程」，所以「文化資產保存法」的重要性也應該要逐漸顯現。因此本文擬藉此次為因應921震災而來的文資法修正，進一步探究文資法的幾個基本問題。

文化資產的形成，一方面是「以人為本」的歷史、文化與藝術所累積之有形與無形的資產；另一方面則是以「自然為本」，保存那些記錄地球演變與生物演化的見證物，或保存因特殊之地理與環境，所形成之特殊的天然物與自然景觀，這些人文與自然的資產累積起來，即成文化總資產。文化資產有些是具有普世價值的，可以成為人類共有的「世界遺產」。不過具有普世價值的世界文化資產，不論是人文或自然，幾乎也都是具有在地性與特殊性的。其實簡單的說，世界性的文化資產，往往都是先具有特殊的在地或地域性質，然後再受到普世的認同與肯定。例如菲律賓的Cordilleras梯田，中國的紫禁城、平遙古城，日本廣島的原子彈和平紀念館、京都二條城，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像、美國獨立廳----等等，全世界已經有超過五百個，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指定為「世界遺產」，而獲頒外圓代表自然，內方代表人造物的「世界遺產」標誌。而在這個時代，台灣的文化資產，如果沒有先獲得自己的肯定，是不可能得到普世認同的。

但現行文資法的宗旨是「以保存文化資產，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中華文化為宗旨」（第一條）。在這以「發揚中華文化」的文化保存概念中，不但與這幾十年來政治、社會改革的本土化方向背道之外，過去甚至有以中國大陸的歷史為思考，忽視台灣歷史的事實，而認定台灣日治時期日人之建築不能成為文化資產的謬誤邏輯。從這樣的宗旨來看，文資法上的「民族藝術」到底指的是什麼？「民俗及有關文物」又是指什麼？這些法定文化資產的名稱，有沒有隱含「中原、漢民族中心文化主義」的偏見在內？在這種「發揚中華文化」的宗旨下，蘭嶼的「飛魚祭」算「民族藝術」？還是「地方特有之藝術」？還是「什麼都不是」？依過去的情況而言，當然是「什麼都不是」。所以文資法修改的第一件事，當然就是要以台灣的歷史與地理為經緯，將過往所有人的努力，所累積珍貴文化的果實或自然的禮物，有系統的保存下來。所以文資法的修正，首要之務應是將第一條的宗旨修改為「發揚本國文化」。
　　
文化資產的保存，需要一套實質有利的獎勵，也需要崇榮的名器來配套，更要整個社會、政治氣氛轉為尊重文化。政府經常可以花上百億徵收土地來大展宏圖，但是從來就沒有高比率的政府預算，來做文化資產的指定、保存、維護與發展之用。以首善的台北市文化相關的預算為例，只佔預算的百分之一點多，真恰似點脂抹粉的化粧品費用。因此對文化資產的保存投資，與對文化資產擁有者的獎勵，絕對是文資法必須明確而強力規範的。雖然文資法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有古蹟之容積率的轉移，但是卻只限定指定為「古蹟」的「民宅、宗廟與宗祠」，其他則沒有容積轉移的補償。結果像台北市「北投文物館」、「北投吟松閣」，這些博物館與旅館的「其他類」直轄市定古蹟，這些具有公共性質的私有文化資產，由於非上述的三類古蹟，竟得不到這種制度的肯定與補償。「北投瀧乃湯」溫泉浴場古蹟雖經台北市民政局古蹟審查通過，也是因非上述三類古蹟而無容積率轉移補償，故至今無法協商出一份古蹟同意書。所以談到容積的轉移，也不禁要讓人質問，到底有多少的文化資產，實質上得到這種補償的？除此之外，被指定為古蹟之後的私有文化資產，常因私人無經費修理維護，而政府也不聞不問，致任其頹壞而令人扼腕。私有文化資產一旦被指定，其實就可說變成是全民之資產，因此對私有文化資產，更是要擺脫「小鼻子、小眼睛」的狹隘心態，超越斤斤計較於「私有」的概念，也才能產生一些進步的保存制度。而這次文資法的修訂，對於歷史性建築、紀念性建築的容積轉移補償，或其指定為歷史建築後的義務，也沒有著墨補充。如果這樣則災區眾多的「未指定為古蹟，但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古建築、傳統聚落、古市街及其他歷史文化遺跡。」除非只有權利而沒有義務，否則有可能順利指定為文資法修訂後的「歷史建築」嗎？
　　
文資法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把一堆「普通名詞」當作「國家榮譽」來使用。文資法所稱的文化資產，例如：「古物」、「民族藝術」、「民族及有關文物」、「藝師」、「珍貴稀有動植物」。這些其實是非常普通的名詞，不但無法凸顯其在法律上專有的特殊地位，更無法表彰其作為國家珍貴文化資產的尊榮。試問如果有一件珍貴的文化資產被指定為「古物」，您會覺得這與「古董」有不同嗎？從這一名詞的稱呼上，會不會感到「驕傲與尊榮」？如果「一個對於重要民族藝術具有卓越技藝者」被教育部遴聘為「藝師」。請問「藝師」此一名詞，會被社會認同為「國家珍貴無形文化資產」的擁有者嗎？ 而論到「珍貴稀有動植物」，其中的「珍貴稀有」更是任何人都可使用，再普通不過的形容詞，依這樣的名位來指定，一般民眾又能有特殊的珍惜與愛惜感嗎？以鄰近的日本來看，其所用的名詞：「無形文化財」、「重要文化財」、「特別文化財」、「國寶」；類似我們文資法所稱的「藝師」，日本則稱為「人間國寶」；珍貴稀有的天然物，日本則稱為「天然紀念物」。相對而言，日本的這些稱呼，都不是「普通名詞」，當然才會有比較特殊的「榮譽感」。

過去文資法中，在珍貴稀有的自然物中，只有動、植物，而沒有礦物。這樣使世界首度發現於北投溪的珍貴稀有國寶礦石「北投石」（Hokutolite），缺乏法源列為國家的文化資產。日本政府則在七十幾年前即將其指定為「天然紀念物」，戰後又特別為日本的「北投石」指定為「特別文化財」。相較之下，我們的文化資產保護之體系委實落後甚多。這次文資法的修正，除了呼應筆者與北投鄉親所推動的，將「北投石」指定為國家的珍貴稀有礦物，而在文資法第三條與四十九條中，明文增列「礦物」，行政院版又將「動植礦物」三種改稱為「自然紀念物」，這可說是一個正確的修改。然而其他的如「藝師」之類的庸俗名稱，則是依舊沒有修改。
　　
台灣文化資產的保存路，其實是一段令人傷感的坎坷路。自己的文化資產要獲得自己的肯定，才有可能保存下來，這是人民「自我的認同」與「自我的再發現」。然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可說距離還相當遙遠。依筆者這幾年的經驗，很深刻地感受到，文化資產並沒有成為一般人民的榮耀，不但大多數的人民，不知文化資產的重要與珍貴，連文化資產的擁有者，也怨聲載道少有感到尊榮的。而普遍的認知是，建築物一旦被指定為文化資產，往往就是災難與噩夢的來臨。在這種情況之下，要論文化資產的保存無異是奢談。所以文資法要能真正運作起保存國家文化資產的重責，必須賦予文化資產與文化資產的擁有者與創造者，得到崇榮與尊貴之地位、名器與表徵的肯定；也必須讓國家珍貴文化資產的擁有者與創造者，從國家優厚的容積轉移、修護補助與納稅減免，或優渥的獎勵制度上，感到驕傲與榮譽，這樣文化資產保存的格局才能可大可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