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生於民國三年（甲寅）農曆六月初四。

據母親說我們家本是家鄉的殷實家戶，但因祖父嗜賭，而將絕大部分的家業輸在賭桌上。父親也曾對我說過，他一直記得少年時，到了年除夕，債主坐在老家客廳惡行惡狀的討債印象；也因而他對賭博一直是深惡痛絕，終身不近賭桌

—— 1982 年父親赴美，姐姐與我特別同攜雙親去Las Vegas 遊玩。臨出發時，因爲知道那兒是賭城，父親本已老大的不願意，實在是坳不過姐姐與我百般說詞，方才上車跟去。到了之後，母親、姐姐和我三人均興致勃勃的、急急忙忙想去看那聞名已久的花花世界，但父親是堅持不進賭場的門，並說他會坐在旅館門口的臺階上等我們；最後，好不容易，他才答應站在進門處的大廳等。也因此，我們三人不敢久待，趕緊的在賭場中遊晃了一小時便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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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家道的中落，父親於高中畢業後，曾輟學了一段時間。之後，家裏舅公看父親實在是一好學的青年，不讀書太可惜了，特別濟助川資。得此，父親才能趕往上海，攷入同濟大學。

據母親說，父親在校讀書非常用功，不常出外遊玩；但他也曾喜歡上校園内的一位女同學，卻因不擅交女朋友，給對方的印象是個木佬佬，因而對他沒什麼好臉色。最後，女同學放假囘家，他又主動追到上海火車站，卻被丟下一句「神經病！」。彼時，父親才猛然醒悟——母親也每以此自感欣慰的說，父親當時雖在十里洋場，卻沒丟棄她。

抗日戰爭時，學校跟著政府遷往大後方，一路上數度移遷是非常艱苦。父親先是因學費、路費籌措不易，囘到家鄉一段時間，因此沒有跟上學校的隊伍。幸而那年又是因一位鄉裏同校醫科的同輩相約，父親才遂得辭別祖父母、母親，奔往後方。據母親轉述，這一段“奔追著學校”的辛苦，真是一步一個腳印；身上沒錢，多是靠在外地的鄉親臨時接濟，跋山涉水，最後終於追趕到位在四川李莊的學校，那時候的樣子，真可用“衣衫襤褸”來形容。

父親的德文相當好，因爲凡是進同濟的新生頭一年是全部都要上德語班，德語班不過，不能繼續進專業班。他說那時候同學們真是日夜都『a、bei、cei、dei、ei；ä、ö 、ü 、äu,，ß (愛死崔特ss)』，還要去記各名詞的性別——千萬不能把 der、das、die 放錯了。他沒想到：以後在民營單位，為了安裝一部德國的鍋爐，他還成爲來台德國技師的翻譯與專陪。（1986年左右，我看過一部大陸拍的『黒炮事件』影片，内中那位男主角工程師，其造型像極了父親——機械專業，脾氣執坳，帶黑框眼鏡——重要的是，也曾由於德文專長，被指派接待德國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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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以後，父親投入五十兵工廠。據父親說，工廠車間的師傅特別怕見到他，因爲別的工程師（技術員）多半時間都在辦公室，難得來到生産綫；而父親不但常往車間跑，還隨時抓著師傅問東查西。師傅見到父親走來，不但不能偷閑，還得應付這位年輕技術員一大堆的問題。其實，據父親說，他多數時間是想汲取工廠的實際操作經驗，而且車間的一台台機具都有其不同的設計和功能，對於剛從機械系出來年輕人，既是想對抗戰盡一份心力，也想在『寶山』中，不空手而返—— 他們那一代真是『生於憂患，長於戰亂』，每一個熱血青年，都希望對國家有所作爲，有所貢獻，無私無畏。

勝利以後，父親轉至南京的兵工研究院。本來可以藉此覓機囘家鄉一趟，卻因戰禍又起不得成行；母親說由於國共戰事緊張，公務特別忙碌，生活又非常艱苦，家鄉親戚來奔，也僅能招呼一下，絲毫沒得一個『閒』字。結果在南京白水橋兩年，卻連中山陵和南京四處名勝都沒去過。

接著，才沒兩年，又因爲整個的大變動而隨單位遷台，就再也囘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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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身為技術官科在軍中不容易有升遷的機會，好不容易那年國防部舉辦了一次成功嶺的訓練班，將一群校級技術軍官集中操練，等同取得某種程度的軍事教育資歷。這之後父親才終於掛了上校階。

然而因爲父親的脾氣與耿直的態度，在單位裏並不是很容易相處，加之有些親友、鄰居在民營公司謀得高職，待遇相差一大截，所以民國五十五年父親便設法退了下來。

退役後，父親先在民營事業領域服務了十年，接著又相繼為幾所大學，工專延聘教授機械製造，機械製圖，夾具設計等大二、三的課程。科目雖然簡單，他卻絲毫不苟，除了仔細準備講義，還頻頻親手製作模型。每次去講課時，總是臂彎裏夾著一曡講義，手裏提著一包的模型去擠公車。我記得他囘到家時，除了一身疲憊，還帶囘一身粉筆灰。

對於考試出題，他也注意到將學生們會在未來實務上面臨的狀況設計在考題内。每在期中考，期末考完，他也很細心地批改一份份的試卷，即使是錯答，但如果看得出該學生是用心答的，他還是作些朱批。他給分非常大方，他認爲每個來上課的學生都是可造之材，分數只是學習階段的一個標記。學校的課業分數僅代表學習的方向對錯，他的成績只有給『過』與『不過』。『過』就是80分以上；『不過』，就是50分——絕對讓人有補考的機會。他認爲每個人的未來不是單看讀書用功與否，而是在未來社會的投入、歷練。他一直認爲社會大學才是人生的真正養成場所。

由於多年在工廠，加之當年軍中的電話信號不清晰，父親講話時常都得大聲嚷，他自然練就一付大嗓門，加上又深恐學生們聽不懂家鄉的蘇北海州口音，上課時他講得便特別仔細，還特別有時講幾個笑話，去確定學生們聽得懂。所以每一節課後，都消耗許多的體力。可是晚年之後，他卻常回顧以此為樂，他說，這一段上課教書的階段是他最快樂的時光。

教書這段期間，他也參與為國家培訓最早期數批機械製圖的選手代表，參加國際技能大賽獲得相當好的成績。據此心得，他與其他三位同事合著了一本《機械製圖概要》，為這一科目提供了基底扎根的心得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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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其實書讀的很好，小時候私塾教育很嚴，國學的底子也很厚。或許是家傳，祖父、大伯，父親、三叔對詩詞，書法、金石都有所涉獵；慚愧的是我們這一代卻沒人接過他們的棒子。可能因著有機械圖學的底子，父親對畫畫，雕塑也略有接觸，且有很濃厚的興趣；他曾說過：内心有一願望，只要有機會，他想要再到學校去讀美術系。

在教書的那幾年，他同時花了許多時間研究燈謎，甚至與幾位同好共組『集思謎社』。燈謎要通上下古今中外，出題、答題時常用到古詩，古文，再加上一些謎格的規矩與排序，如沒有幾分底子，簡直是在那白瞪眼。而那時他們謎友更是迷到：最大的樂趣是先出個謎底，大家絞盡腦汁去如何對出比較通順的謎題，並互相揣摩彼此對出的引據。每年元宵節，他們一群謎友年年受邀去到各燈會出謎；只見他早兩天便開始提筆寫謎條。當天下午便抱個大包趕往龍山寺等處，與同好們各自擺攤，和觀燈的民衆共同歡度新春。（巧的是，我婚後得知岳父當年也是每年都要去龍山寺逛花燈，看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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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過年，就記得每年他都是穿棉袍過年。早年，還有鄉黨擧辦「遷台海屬五縣市同鄉會」活動，於是每到過年便會與父親一同去參加同鄉會的團拜，父親的長袍在當年都已是罕見。只見他穿梭在都是西裝革履的大人間，我那時覺得他很不搭調；加上他永遠只剪個大平頭，總讓人感到他很『古舊』。小時候我總是心裏想：「唉！別人的父親都是帥哥，我老爸就像個標準的LKK！」

父親雖説是一位受洋式教育出來的工程師，但本質上卻是一個思想很傳統的讀書人。他是完完全全的服膺『待人寬，律己嚴』的觀念，對家庭的照顧也是以家裏長輩和叔叔、姑姑為先；由於大伯留在家鄉沒來得及逃出共區，為著照顧祖父母，以及當時散居在臺灣的三叔、大姑、小姑，父親便完全擔起了『以次作長』的責任；更爲了不要離開祖父母的身邊，甚至放棄了選派赴美受訓的機會。在對各種突發狀況的照護先後次序上，他總將個人身邊或是自家的事情置於最末。

也因此，為了爭取自家的地位，母親常與父親起口角衝突。我們從小也一直不能理解：爲何明明家裏沒什麽錢，自家日子都過得非常緊湊，卻還要先去濟助叔叔、姑姑呢？曾經那一年父親為了先貼助堂姐上私立的專校，即使姐姐考取公立初中，卻差一點就因而無法就學，還是母親趕緊在鄰居間標了個會才得以繼續讀。

爲了這些，我們與叔叔、姑姑們的走動一直不是很和，父親很難受，但是無奈何。最後幾年，他每次都是自己一個人悄悄的與叔叔、姑姑聯絡。

——想起來，無論如何，我們的自私讓老人家無法在餘年享受手足之情的溫暖；現在我們四個子女也都是當年父親的年齡，自己該如何反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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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對子女的管教可說是非常『放任和放心』，只要不爲非作歹就好。以前小學書本上老是說『嚴父慈母』，我卻感覺不出，記得小時候一直都是母親在督促我們的課業。那年，我初中考的還很好，他卻對親戚說，「我不要期望太高，大双未來念個私立大學便可慶幸的了。」當時我還不服氣，以爲他爲什麽在我剛考上一個好初中，便來澆冷水掃興。

結果，六年後高中畢業，我卻真的連兩年聯考失利。六十一年第二次聯考的前夕，母親適巧因事在美國，我可能是精神緊張，當夜突然發高燒，父親趕緊背著我去看醫生。那時我已比他高且重，他是硬撐著揹著我，一步一步到百公尺外的診所那裏去的—— 這是我對他最歉疚的事。

第二天，燒溫還沒全退，他又是憂心忡忡的請假陪著我去考場（那時候他公事非常繁忙，加上祖父身體也在病著）。考場校區内的樹蔭都讓人佔滿了，他居然是很不簡單的找到一個樓彎人少的角落陪了我兩天。

第二次失利後，六十二年二月初我去頭份斗換坪入伍當兵，雖然我一直說要自己去報到，但他堅持送我到台北火車站。我知道，他是為了要給我打氣，希望我不要灰心。報到完畢，當我隨整個隊伍即將被帶進月臺時，我才轉頭看到他眉宇間的一份不捨；至今，我也仍記得他當時扭身的失離樣子

—— 我知道他不是為兒子沒考上大學難過，他是為兒子要去當『兵』而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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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在民國七十六年，等於是被兒女們『綁架』到了美國定居——他不喜歡那兒，但母親偏是喜歡那兒寬闊的馬路、整潔的住屋、乾淨的超市等種種恬適環境。而那時母親和我們四個子女都定居在美國，如果父親一人在台，就沒人能在他身邊照應。事實上，曾有一段時間他一人在台，就因爲缺人照顧，全身發腫，狀況很不好；後來，我們把他接來美國，並為他與母親申請到老人公寓，就再也不讓他自個兒囘台了。

那時他曾自嘲在美國是個：「沒嘴沒腳沒用人！」但是後來，他學會自己搭巴士四處跑；居住的老人公寓裏幾家老中組成個『樓外客長青會』，也辦了許多活動。有一位樓友吳伯伯，對於吟詩作對也極有興趣，兩人不時互相切磋，如此他才在生活上稍爲自在些。

晚年，他也花很多時間鑽研【多邊型與多面體的關係和模型製作】、【七巧板的排列圖形與組合變化】。我曾見過他用各式各樣的廢紙的另一面將以上心得作成筆記。父親用東西非常的節省，所有的紙張——不管是廣告單、日曆、月曆等等——他都要留下兩面用。他將這些“剩紙”裁剪成等大，然後用背面書寫。

他過世以後，我們只能將這些零散的筆記湊集成箱，由於他用的是各式廢紙背面，加以都是寫得密密麻麻，實在很難去整理；我個人又因事業的安排而被調到加拿大的多倫多，以後便一直無暇為那些資料整出個頭緒，這是小子心頭的一個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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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叮嚀我們最多的一個字便是『恕』，拆開來是『如心』二字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衍申爲人處事的原則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小子謹以此文來紀念我的父親——楊永然先生——

［此文稿本來作於四年前的七七事變紀念日，現略作增改。今天已是過了一個星期，就權且仍當作是一篇紀念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