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發的文寫得匆忙，寫畢後即查覺許多疑點和自我矛盾之處，一個疙瘩自己過不去，徹夜輾轉反側，在此先做一些更正跟釐清。對於考古學、歷史語言學、分子生物學這三門學科，我都只是個外行人，但偏偏又愛看熱鬧，從中好發奇想，一旦興趣發作，就難掩知識偵探的天性。很多東西我認為光瀏覽過會留不住，而是要參與思考，整理出一些想法，那些東西才會內化為我的，跟著一輩子。

我昨天在某些地方湊合了王輝（分子生物學家）和王士元先生（語言學家）兩家的說法，其實他們很多觀點不是一致的。比方說，關於亞洲人或是黃種人從非洲遷徙至亞洲的路線，前者主張從東南亞進入，後者認為從中亞進入。關於漢族與藏族分化的時間節點，前者從遺傳訊息的證據推測是距今一萬年前，後者從同源詞數理統計模型推估是距今六千年前，兩者差異頗大。這種專業學術性的問題我自然無從置喙，只能就常識面做一些斟酌。

我先轉述一下李輝所認為的黃種人遷徙以及人種分化的過程，如下。黃種人（Mongoloid）從西亞進入印度河流域，在南亞次大陸的北端經過，進入了東南亞，在那邊壯大了起來，並逐漸分化成沿海支和內陸支。沿海支黃種人在越南、廣東一帶形成，部分南下到了馬來和印尼，部分沿著東海大陸架北上，這些人就是南島語系和侗台語系（Daic）的祖先，也就是民族學上所稱的百越民族。這一支人攜帶著明顯的Y染色體特徵單倍群01。內陸支黃種人形成於緬甸、雲南一帶，並長期居此，形成更複雜的基因突變，這群人是南亞語系（Austro-Asiatic）的祖先，相當於民族學上所稱的百濮民族，他們帶著Y染色體特色單倍群02與03。在末次冰河期間，部分黃種人先行進入亞洲北方，這些人特徵是Y單倍群P，他們與後來到來的黃種人混合型成了黃種人的北亞支，也就是阿爾泰語系（Altaic）的祖先。當末次冰河進入尾聲，黃種人開始大量北遷，再度兵分二路，東部沿海支進入浙江、江蘇、山東，形成了河姆渡―崧澤―良渚的先越文化以及大汶口―龍山的先夷文化。這一支跟南下的沿海支的遺傳結構比較接近，大汶口文化的人種體質跟玻里尼西亞的南島民族極為相似。另外，東北的紅山文化恐怕也是夷越類群的延伸。另一方面，內路支的先濮民族也同時北上，通過雲南、貴州、四川這條路，並且自己又分出了兩支，一支沿著長江往下，發展出城背溪―大溪―青龍泉的先蠻文化，形成了以後的苗瑤民族（Hmong-Mien）；另一支循著四川北上，來到了黃河上游地區，發展出半坡―仰韶的先羌文化，形成了之後的羌華民族（Sino-Tibetan）。

如上是李輝先生的推擬。我們在此看到了一個很明顯的難題，那就是照這樣的推論結果，中國的商民族跟周民族是語言不通的！相反地，根據傳世文獻的說法以及後世相關的文史研究，殷商文明是河南與山東龍山文化的直接後代，即使他們被歸類為東夷集團，也看不出他們跟華夏集團還有周人有語言不通的現象。我們可以把上述的人種分化路徑畫成樹狀圖，那麼漢語跟先夷人（也就是後來的商民族）的語言至少有三次分岔的距離：內路支跟沿海支分岔、內路支二分為苗瑤跟羌華、羌華又二分為藏族跟漢族。也就是說，藏語跟漢語是最近的近親，而東夷語是距離很遠的遠親。可是藏、漢之間已經是兩種不可互通的語言了（not mutually intelligible ），這將導出非常嚴重的結論：那個寫著甲骨文的商民族，居然講著比藏語更加遙遠而不同的語言，可是周民族的文字卻毫無違和感地把這種外語的形音義系統挪為己用並繼續發展！這是可能，還是不可能？

我想問題在於李輝把人的基因跟考古文化太過簡單地對應起來了，我相信他也會避免上述荒謬的結論，只是沒有細談。其實正是體質人類學提供了我們答案：韓康信在〈中國古代人種成份研究〉指出，誠然，如果說公元前五千〜四千年生活在黃河中游的仰韶人可稱為華夏集團，而黃河下游的大汶口人可稱為東夷集團，那麼這兩種民族的確是有顯著差異的。大汶口人有更凸顯的顱高跟面高，面寬也更寬，鼻型稍窄，身高也稍高，並且有顱枕部變形、人工拔牙的特殊風俗。關鍵是進入公元前三千年以後，黃河流域的仰韶和大汶口文化都逐漸被龍山文化取代，與此同時遺骸顯示出人種體質也開始在改變。例如，介於仰韶人跟龍山人之間的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居民，體質特徵跟現代遠東人更接近了，這顯示兩個集團逐漸融合、同化。

而就漢語跟藏語、羌語、緬語更為接近而離侗台語比較遠的演化結果來看，華夏集團的語言更佔優勢，取代了東夷語（應該有吸收跟同化），成為了上古漢語的主幹。所以，我們不敢說從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左右之後，凡龍山文化所及全面講著華夏語，但至少可以確定原本講著東夷語的商民族祖先後來就改講華夏語了，於是後來甲骨文和金文在形音義上有高度的連貫性，這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