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說，希臘人生活在友誼跟忌妒之間，而基督徒—我們在此把它換成以色列人或許會更恰當—則生活在自我藐視跟驕傲之間（《朝霞》第69節），不論古希臘跟以色列的思想性格差異有多大，兩者都共享了一種「我/他者/第三方」的申辯結構，一者要求仲裁，一者乞求原諒。

我們都知道，希臘悲劇的原型是對法庭的模擬（這一點由Franz Rosenzweig指出來，被班雅明接受，後者又被Bernard Williams所吸收），方型劇場上的兩個演員加上圓型舞台上的合唱隊，構成了三位，這是悲劇的最基本結構。合唱隊未必是公親（如索弗克里斯），也可以是事主。在《復仇女神三部曲》最終部《和善女神》裡的合唱隊就是復仇女神，她們和奧瑞斯忒斯構成訴訟的兩造，最終場景在戰神山議會（Areopagus），也就是仲裁血仇之古老處所，而雅典娜在此則是第三方仲裁者……至少在表面上維持中立的角色，實際上則站在新神族的那方再為戰敗的舊神族補上最後一刀。

我們發現，希臘悲劇的申辯性是直接繼承史詩而來的。或許爭執女神（Eris）才是史詩真正的主題。若有人說整部《伊利亞德》的主題就是環繞在阿奇力斯的憤怒，那麼他為何憤怒？就是出於對阿加曼儂的不服而已，而人間英雄之間的爭執又只是天上諸神之爭端的延續而已。同樣在赫西俄德那裡，詩人藉由本身與兄弟Perses的爭執引出早在神代所註寫的人類生命的處境。在神代故事中，普羅米修斯就是個申辯者的角色，雖然還很曖昧不明，但就被悲劇詩人們接手繼續處理了。

有趣的是，如果說希臘人是在友誼、聯盟、競爭、忌妒與爭端的關係中引出第三方—神—而構成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那麼以色列的模式剛好倒過來：人面對神是既謙卑又高傲的，而唯有引入第三者，也就是其他人，才構成政治生活的。亞伯拉罕面對神，這裡沒有政治，唯有服從（或用齊克果的話叫做信仰的跳躍）。甚至引入一個以撒也並不構成第三方，因為全部的事情就圍繞在神與亞伯拉罕之間。當神命令亞伯拉罕殺以撒為獻祭，他並沒有為後者抗辯；不過，當他為索多瑪城的人民抗辯時，政治生活就出現了。也就是說，他認為這不只是、也不能只是他和神之間的事。

這種以色列導出政治生活的思考方式完全被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繼承，並用哲學的演繹來證成。也就是說，我對於他者（人或神）唯一的回應方式就是無盡的回應，不管這個他者比我高貴還是比我卑賤。但是當一個第三方（la tiers）闖入時，我的無限回應被打斷了，我不得不想到其他的、整體的人類。此時我不得不以代表者其他整體人類的姿態去做考量或行動，所以亞伯拉罕不能在保持緘默。這時，相對於他者的「我們」出現了，我有時必須考慮站在第三者那一邊，政治生活於焉成立。

殺人犯/被害人家屬/旁人，不就也構成一種三元結構？那麼，誰在乞求仲裁，誰又在乞求原諒呢？

不過我其實要談的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的顛覆性在於，他認為人與神之間必須引入一個公正的第三方，那就是觀念自身。這就是「引進新宗教」這個罪名。試問，在當時居然有人認為存在著，或至少想要找出是否存在著有別於神與人之外的第三者，誰能不驚恐萬分呢？我們順著蘇格拉底的精神繼續往前推進：有誰可以證明神是不朽的呢？有誰可以證明整個宇宙消失了神還存在呢？有誰可以證明神創造存在的一切呢？這些神本身跟第三者（如果有的話）都不能向我們證明，因為我們連做證人的條件跟能力都沒有。結論：蘇格拉底的激進與危險從來沒有減輕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