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說他對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尊敬超過柏拉圖（《朝霞》節168），我一直在斟酌這句話。我其實接觸修昔底德甚早，在碩二那年的希臘文課被他折磨個半死，只把他當成是功課上的一個大麻煩，遺憾的是我離當年的閱讀能力又越來越遙遠了。我是這兩三年才發現他帶給我的真正樂趣，還有一些陰鬱。

我覺得修昔底德在中國的對等人物並不是司馬遷和班固這等史家，而應該是羅貫中。就描述與探究的對象，以及就運思與組織的方式，羅貫中都比史家更接近修昔底德。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只要把陳壽修昔底德化，《三國志》就會變成《三國演義》了。如果說《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政治史學，那麼《三國演義》就是政治文學。這裡的政治我指的是真正有挑戰性的那種，涉及到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明智與審慎判斷的那種，而非刻板的文以載道。當然，《三國演義》吸收了中國史學的紀傳體傳統，加上章回小說對讀者與看官的設定，其對人物的刻劃遠比《戰爭史》來得生動有趣。《戰爭史》的聲調畢竟是嚴肅的，關於人物，它只在乎人品、言辭、判斷、執行，其餘無關緊要的貪嗔癡能不去看就不去看。

修昔底德與羅貫中所面對的對象在某方面非常相似，套用今天大學教育的話，那是有「問題意識」的東西。也就是說，那個對象既不是呆版的編年，也非相對鬆散的那些人與那些事，而是一個問題，一個關於整體始末的問題：人世間最大的、也是最恆常的兩種狀態是怎麼發生的？對修昔底德來說，那就是變動（kinesis）與靜止、戰爭與和平；對羅貫中而言，那就是天下的分與合。問題要求理解，有了問題主體，描述當中自然就會負載了探究、分析和解釋。更重要的，整個書寫會構成一個論述整體，以正面回應那個問題整體。如此一來，敘述本身會更緊密地跟對象交織為一體，一同變動與停止、一起分裂與統一。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絕對是最高的主題，我們並不是刻意把戰爭放到最大，而是它本身就是那麼大。唯有瞄向那人間最巨大的事物，我們才有充分了解人性的機會，Leo Strauss認為這跟柏拉圖在《理想國》對城邦靈魂這個大寫字母的考察方式是一致的。

在希臘，修昔底德並非用問題意識去處理歷史的第一人（所以更凸顯出羅貫中的橫空出世），開路先鋒當然是希羅多德（案：並非希臘史學都有這樣的問題意識，修昔底德之前存在著許多地方志跟編年史）。希羅多德要探究（此即「歷史」一詞的原義）的對象也是一個整體，即波希戰爭，只不過他把人類學、制度研究、戰爭史三者鎔鑄為一體（Arnaldo Momigliano語），加上那旅行家的愛聊天說地的本色，不厭其詳地讓波斯人、埃及人、斯基泰人等陸續登場並繞出去交代他們的來歷，整個敘述是由主題跟離題的來回擺盪構成（這其實更符合班雅明所謂的說故事者的精神與形式），較難讓主題一直懸置在總是可見的緊迫性當中。

關於《戰爭史》與《三國演義》的可比擬性，或許我們還可以注意到一點。就時間的跨度來看，《三國演義》縱貫從了漢末黨錮之禍（公元168）到司馬氏一統天下（公元280）約莫一百一十年之久，其時間漫長以及局勢變化之複雜遠遠超過只鎖定在伯羅奔尼撒戰爭（431–404 BC）的《戰爭史》。不過，事實上《戰爭史》有稍微往前挪，也就是在第一卷第24節開始先交代了戰爭的近因，那就是科基拉（Corcyra）及其母邦科林斯（Corinth）之間的紛爭，雙方同時派遊說團到雅典尋求支援，雅典為此召開兩次公民大會，最後決定有條件地站在科基拉那邊，時間是435BC。修昔底德曰：「從這的時候起，人們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只是時間的問題了」（I. 44）。

但《三國演義》真正最缺乏的（當然這樣比較不太公平），也是《史記》《漢書》等最缺乏的，其實是修昔底德第一卷1至23節所做的事情：論證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遠因。這裡我們看到修昔底德為後世歷史寫作設下了最高典範的組織能力，只用了23個段落的篇幅分析了希臘人之所以為希臘人那最本質性的東西，也就是希臘諸邦集體的身世與造化。在這裡，修昔底德把技術、經濟條件等納入政治的視角，描述了希臘人如何從海盜蛻變為海軍民族，以及如何在和平中累積財富與力量而逼近戰亂以及退化為野蠻的臨界點，最後預先導出一個有待證明的結論：「雅典的勢力日益增長，這引起拉克戴蒙人的恐懼，從而使戰爭成為不可避免的了」（I. 23）。接下來整本著作的展開就是要證明這個命題。這種既集中一個大主題又把發生環節全幅展開的處理方式就是中國傳統史學比較缺乏的。

其實修昔底德某方面的確跟寫章回小說很像，許多人物的言辭都是自己腦補的，司馬遷不也如此？讀〈蘇秦列傳〉〈張儀列傳〉精彩的策論時，我們遇到很像修昔底德筆下那些說客的大段言辭，讀《戰國策》時也是如此。可惜的是我們缺乏那種由主題的統一性組織起來的史書。倘若劉向有羅貫中的腦袋，或許就可以完成一部《戰國史》，剛好把春秋末到秦統一天下這一段做個整體的、有機的描述。

最後稍微提一下我對讀史與現實關係的一個小心得。修昔底德不愧被喻為國際關係理論的始祖（我覺得這方面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都沒有正面回應他），他不斷邀請或要求我們去思考國（城邦）與國之間是怎樣的遊戲規則。我認為，同樣是政治問題，共同體內部與國際事務最大的不同就是，後者的基本運作似乎是四者彼此牽制才玩得起來，即一個國際局勢可以構成，ABCD四方是對低的人頭門檻（而且通常是兩強兩弱），三方似乎還不夠。以《戰爭史》為例，當科基拉跟柯林斯兩方在拉攏雅典時都是在一個前提底下進行的：雅典與斯巴達簽有三十年休戰條約。雅典與斯巴達彼此忌憚，所以雙方的一舉一動無不考慮到事情變動的走向。其實，這種四者的局面屢見不鮮。比方說在秦昭王時代，楚國出兵韓國，秦國考量到楚若是吞併了韓，必聯合魏國來打秦國，所以就決定出兵救韓（《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隋末唐初的中國、高句麗、新羅、百濟也是如此（然後再加上日本），而今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北韓、南韓、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