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手與敵人】2014/9/9

所謂的對手，是生活方式的競爭者、吸引者以及困惑的製造者，它讓人想模仿卻又想抗拒，惹人抵制卻又暗中羨慕，而敵人則是武力威脅或衝突的對立者。每個文明必標榜自身的優越，這反映在它們對競爭者與衝突者的認定。戰後的美國傲慢到自認沒有一種生活方式是它的對手，它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人想追求與它不同的生活，而如今的伊斯蘭國則把其他的國度都視為敵人。

對手是個健康的觀念，這是希羅多德等人帶給古代希臘人很好的教育。誠然，希臘人認為波斯人不懂politeias（政治生活），那是希臘人普遍的驕傲，但他們還是不免對這個民族感到好奇，所以波斯對他們而言既是敵人又是對手，這從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的作品也可以看得出來。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希羅多德處在多元文化的世界視野，他生於大陸希臘（相較於半島希臘）的艾奧尼亞南端的希臘人據點Halicarnassus（雖然它不屬於艾奧尼亞十二聯邦Dodecapolis），整個土耳其地區的希臘人向來就熟悉於與許多異族國家為鄰，由南往北依次為Caria、Lydia、Phrygia王國。相對於西亞的亞述、波斯那種世界帝國，這些王國反而為艾奧尼亞諸邦形成一個緩衝區，他們與希臘國家維持著偶有交戰偶有結盟的競合關係，而貿易和文化的交流更是不少，那些國王們的許多軼事都成為希臘人流傳的典故，有的王甚至會去求戴爾菲廟的神諭。希羅多德的《歷史》不只是記載事件過程，還調查了很多風土民俗，所以它也算是一部諸國國風的踏查錄，為希臘人大開眼界。這或許也可以歸功於希臘人愛旅遊的風氣，從索倫、希羅多德到柏拉圖，都曾長年在各地遊歷，對世界也抱持著開放的態度（對埃及尤有好感）。因此希臘人不僅知道世界上有敵人，更有對手存在。我想，後來傲肆的雅典帝國就是走向一個相反的方向，對希臘內部都製造一個非友即敵的戰爭狀態，人家不加入你的同盟就消滅之，其覆敗可想而知。

我看《舊約》，總覺得以色列人不太有對手這個觀念。有的話，後來也都轉成敵人的觀念，尤其是摩西律法時代來臨之後更是如此。有了律法，內外的區別都變成了對立。可是在此之前，就《舊約》對亞伯拉罕等族長與鄰近部落互動的描述，給我的感覺更接近同盟而非敵人，凡事以客為尊，不要輕易猜忌陌生人。族長故事甚至還可以允許冒出一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麥基洗德：有人比你更接近神，權柄也比你大，既是國王又是祭司，然而他不屬於你的族類，他在你看不見的地方過著你無法想像的生活。當然，這未必是對手的觀念，但卻表示對未知的他者的尊重。只可惜，《舊約》後來就走上一個敵我涇渭分明的戰爭式話語，對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很神經質地戒備著。外在的力量不僅霸道，還是罪惡。

相較之下，古代中國的華夷之辨或夷夏大防是個有趣的變動。從希臘人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越年輕的文明越有可能把鄰近的古文明當作是對手，因為後起之秀一定有賴於其他文化的輸入，這是客觀與主觀的一致。就客觀而言，古代中國作為一個整體，鄰近並沒有一個更古老而強勢的文化輸出中心。當然，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華北與內蒙甚至和中亞的交流已經超乎我們想像，但是那些交流大抵是以三代國家境內的大型都邑為中心，所以鄰近並無一個定居型的異邦大國。就主觀上，周人翦商之後所建構的意識型態成功地把地域的差異取代為天命轉移的正統論（《尚書》）以及因革損益的相對論（《論語》、《禮記》），從而模糊了周人向殷人這個對手偷偷學習的痕跡。另外，一些舊封古國不是被消滅就是被同化，比方說在魯地本來有個和商人同盟的東夷國家叫做奄，先後被周公和成王討伐而併入魯地，淪為天子授土授民的私產，我們也不知道那個國家的文明長甚麼樣子，甚至連人種和語言都不能確定，遑論淮夷國家了。

總之，從西周到東周，是個自家人觀念逐漸擴大而敵人觀念逐漸推遠的過程，即從「內其國而外諸夏」到「內諸夏而外夷狄」的尊王攘夷的形成，華夏國家的優越論並沒有對手的存在。對於強大的力量，只有接不接受我的德化的差別，如楚子問鼎的故事所揭露的，後來的王霸之辨就建立在這種基礎上。所以，華夏國家自認沒必要跟其他文明學習甚麼，就像孔子欲居九夷的那種自信。當然，內部的地區差異總是有的，像錢穆指出的，三晉和秦地不太吃齊魯縉紳之士那一套，這或許可以視為內部競爭的對手論。至於敵人，那就是週而復始的游牧民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