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方夜譚與德勒茲】2014/6/13

關於巴塔耶「文學是獻祭的後裔」這個古怪的講法，我想可以從《一千零一夜》和希臘智者派身世的比較來得出一個更寬廣的詮釋架構，而德勒茲為此架構提供了模型。《一千零一夜》是一種透過不斷延宕死期而不斷獲得新生的進行中的敘述，它正是誕生於戰爭機器與國家裝置的緊張中。娶一個就殺一個而連續殺了一千個老婆的Shahryar王，既非魔法師，亦非祭司—立法者，是「戰士—王」，他逆寫了亞里司多德式的和平是戰爭的目的的命題。作為絕對主權者（souveraine），對他來說和平是為了戰爭，娶妻是為了殺妻，對生命的掠奪不是讓對方活著以供剝削，而是至高無上的殺戮。然而，內在於戰爭機器的不安就是在短暫的和平狀態享受征服的成果，而Scheherazade就利用這個破綻，以說故事來換取苟延殘喘的一日生機。班雅明所說的說故事者的義人形象，在波斯—阿拉伯背景則變奏成與原初暴力相伴的智謀家。而在希臘，那是另外一種變奏，也就是智者派的誕生。

我認為，不管是自然論，還是存有或變化學派，只有當默觀沈思與智謀遭遇，即當logos自覺地與自身及他者的權力位置展開結合和分離，才產生真正的理性主義反思，也就是哲學的現代性。而雅典的現代性是智者派開出來的，由蘇格拉底承轉。這當然首先不會發生在智者身上，而是發生在他們之前的主權者，也就是王的身上。希羅多德筆下的波斯王大流士（又是波斯！）正好預示了從赫拉克力圖斯到普羅塔哥拉斯的轉變，套用德勒茲的話，那就是從戰爭機器到國家裝置的過渡。「戰爭是萬有之王」這個赤裸的法則在短暫的承平狀態必須隱藏自身，偽裝成習俗（ethos），而習俗需要言說的偽飾，言說的條件就是和平。大流士展現出對言說高度的興趣，這表示在某種程度上承認理論的快樂大於爭伐的快樂，卻又不完全肯定理論對權力的分離。在一個普遍廢黜王政的希臘世界，智者派自然不會去依附不需要理論的斯巴達，而在僭主與民主的空間去創造logos自身的利益，如Stanley Rosen所謂的：智者派所作所為乃是「分享政治權力而又不交出理論家位置的嘗試」。

波斯，做為世界帝國，作為戰爭機器和國家裝置的矛盾體，不但刺激了文學的出現，也刺激了哲學理性，更激化了猶太教的二元論。這筆債務，如何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