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感謝大家在這幾天的時間中，一起討論與分享關於「文學的普遍性？」這個主題。如我在上一篇中所提，這個想法是延陵季翁與道維在對翻譯泰戈爾的《漂鳥集》的討論中所延伸出來的，然後我也就到一些以前所認識，可能對這樣的題目感興趣的格友處邀請他們一起來分享看法與觀點。雖然部落格不太像Facebook那樣容易建立討論的群組，但是目前看來效果還不錯。相信以後應該還是可以有機會再有類似的討論機會，讓我們彼此學習了解與傾聽，以及許多可能未聞的觀點或知識。

        在讀了幾乎每一個格友的回應兩三遍後，我覺得這些討論沒有白費，似乎有一些交集與不同子題間的關係慢慢浮現出來。以下就讓我用有限的了解來作一些些整理吧。為了避免誤解，我就直接用自己的話來敘述，負起這個責任，雖然其中很多思想是來自於許多格友的觀點。

首先在我們的討論中，文學裡最被常提出來的是詩，因為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詩都可能是最難翻譯到另一個文化中的。相較起來，大家似乎對散文、小說、或戲劇就沒有太大的分歧。也就是說，當我們談到文學的普遍性時，不可避免地會與文學的表現形式有密切的相關。

事實上，我個人認為這正是文藝與科學最大的不同之處：科學的語言是數學，所描述的對象是我們所共有的物質世界，所以享有著無庸置疑的普遍性。但是文學與藝術所使用的語言與所關注的對象卻與作者所處的時代環境背景密切相關。任何一個真誠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會盡量使用自己最熟習的語言符號來寫作。所以「任何一種文學都必須是紮根於自己生命所處的土壤中」是不論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的一件事。

但是這樣的角度一直延伸下去就會有一個傾向，就是原作者的思維或是情感是如此深刻地依附於所處的環境，所以這樣的文學作品即便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也不可能完全被另一種文化的人所了解。但如果這就是所有的考慮範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流彼此的思想與情感時，怎麼還有真正互通的可能？甚至我們會發現，即使在同一個文化傳統或語言系統中的作者的心意還是很常無法被若干年後的讀者所了解，原因是一樣的，那就是時代環境的改變。

但是我們也發現，時代環境或是文化背景似乎並非是完成一份文學作品，特別是好的、偉大的文學作品的「唯一」必要條件。以所談到的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作品，《戰爭與和平》，為例：該書是以十九世紀初拿破崙領軍攻入俄國為大時代背景，描述在戰爭中三個俄國貴族家庭成員間彼此的關係與生命的經歷如何在其中掙扎與成長。在書中，托爾斯泰一反歷史小說的傳統，不再以政治人物的生平作為小說描述的焦點，反而著重社會中上階層淪落至中下階層所經歷的許多生命淬煉與人性掙扎為主角。從中反思看似渺小的「普通人」在大時代中所具有超越性的生存意義與盼望。

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拿破崙或是這場戰爭的史實背景，恐怕是不會出現這部偉大的小說；如果沒有十九世紀俄國貴族的特殊生活方式為媒介，恐怕也出現不了許多精彩的對話與反省。但是我們也應該反過來思考，如果沒有托爾斯泰極特別的人道關懷角度，寫出了更多人在自己內心裡也曾存在的疑惑與期待，這樣特殊的歷史或文化背景本身並無法造就出這本偉大的小說。也就是說，從外表來看，《戰爭與和平》是一部俄國小說，有其特殊的語言與歷史背景，但當我們深入其中了解其精神內涵與真正不可取代的價值時，卻又發現有著幾乎是普遍人性中所願意共同關懷的主題。

同樣的方式也可能可以用在詩的解讀。若以谷德兄提到，李白的樂府《悲歌行》為例。這首詩與孟浩然和王維的詩一起被德國大作曲家馬勒所寫入其第九交響曲，《大地之歌》，中。以下是《悲歌行》的全文：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 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 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 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 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 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 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 悲來乎!悲來乎!鳳鳥不至河無圖，微子去之箕子奴。 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卻放屈大夫。 悲來乎!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 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 劍是一夫用，未能知姓名。 惠施不肯千萬乘，卜式未必通一經。 還須黑頭取方伯，莫謾白首為儒生。

        很顯然地，這首樂府雖然沒有近體詩的嚴格平仄或字數的規定，卻也有許多大概只有熟讀中國歷史的人才知道的典故。翻譯成德文顯然不可能完全表達出其中的意思。如果我們只想強調作者李白當時是如何的仕途不順或是中國古代君臣之間的複雜關係，恐怕也失了主旨。我相信任何人若把全詩從頭到尾讀幾遍，就算有許多地方還不甚明白，但一定可以感受到那超乎歷史典故或是語言用字的悲情與孤傲之感。也就是這些超越語言文化背景的情愫，才能感動一個像馬勒一樣的德國音樂家(不過嚴格來說，馬勒是猶太人)，然後用他所熟悉的西方音樂語言來回應出來。這不但是跨時代背景、跨語言文化、也是跨藝術形式的表達。很難說這樣是否是夠精準地反映出李白原作的意境，也許也不能被我們現代的華文讀者所認同。但這至少代表了一種普遍精神的傳遞是可能的。

        所以，當我們再仔細思想時，就會發現文學的表達形式(語言文化)與表達對象(時代環境)縱有許多的不同，但是組成一部好作品或是寫出一首感人的詩詞的背後原因仍是出自於全人類共有的一些基本關懷，包括生命的意義、價值的追求、人際的情感、孤獨與存在、靈魂與信仰、永恆與超越等等有關。這使得讀者即或不能完全了解原作者所處的生活環境或語言文化背景，也都是有可能以適當的想像力與共同的生命關懷而體會作者的內心。這樣的普遍性是更為內在與深入的，也是更為真實與永恆的。讀者與作者因之可能在超越文化與時空的普遍性中得到彼此的真正的共鳴與同感。

當然，這一切也都不能抹滅另一個雖然比較外在或是次要的事實，就是我們讀者仍有必要盡更多努力來還原作者的本意，從一個普遍性的簡單感動更深入地了解其表現形式的多彩與豐富。這是為何一個好的作品永遠是值得一讀再讀，甚至可以更多挖掘探索的原因。其實從這裡我們還可以延伸出另一個在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上的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藝術的美感是否有普遍性的問題。這與文學本身是不是有普遍性是不太一樣的。因為文字固然有表達上的藝術形式，但是仍然是為了要說明或闡述一個抽象的思維與情感。這些思維與情感本身如果有普遍性或一致性，那即便用不同的形式表達也不會有太多的差異。但是這些表達方式本身是不是也有某種普遍性卻又是另外的問題。從藝術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似乎是肯定的，但是其有效性不但不如科學般普遍確實，甚至也不若思想或情感般的能夠被翻譯而接受。這是值得另外一個研究思想的主題。

除了讀者本身的角度以外，從另一方面來說，作者也是在追求普世的理解上有責任的。他不但應該紮根於自己所熟悉的語言文化傳統，表述真實的情感思維，也應盡力在這樣的土壤上向外開花結果，藉由探索普遍性與深入性的人性本質而寫出超越文化表層的深度作品。這樣才能感動引導讀者回到更為真實的生命本源，體會一些在表層語言文化現象背後的另一個世界。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好作家所不可迴避的責任。

最後，我謹以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一位知名的捷克作家的話語為結束。昆德拉早期的作品都是用捷克語寫的，如《布拉格之春》，但在1968年以後，因為他已旅居法國，就都改以法文的翻譯本來發表，包括《笑忘書》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兩本偉大的作品。他認為雖然捷克語的婉轉輕巧不可能完全被法語翻譯，但是他這樣對後世的作家期許說：

「如果一個作家寫的東西只能令他本國的人了解，則他不但對不起世上所有的人，他更對不起他的同胞。因為他的同胞讀了他的作品，只能變的目光短淺。」

        雖然有點言重了，但是也的確值得我們每一位有興趣寫作的朋友反省深思。願華文的寫作市場裡，不會有這樣的作家與作品缺席，因為那可以帶給全世界的人類一些最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