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會形式、服裝、審美判斷、人類表達自我的整體流行風格藉時尚而不斷變異，那麼，所有這些事情中的時尚──最新的時尚就僅僅影響較高的社會階層。一旦較低的社會階層開始挪用他們的風格，即，越過較高社會階層已經劃定的界限並且毀壞他們在這種時尚中所具有的帶象徵意義的同一性，那麼較高的社會階層就會從這種時尚中轉移而去採用一種新的時尚，從而使他們自己與廣大的社會大眾區別開來。這種遊戲就這樣快樂地周而復始。較低的社會階層總是向著較高的社會階層看齊，他們在那些服從於時尚興致的領域很少遇到抵抗，因為單純的外在模仿是最易於達到的。相同的過程也在上層階級中的不同層次間運行，儘管這些層次間的差異如同少女與少婦之間的差異一樣並不總是能夠被察覺到的。的確，我們常常可以觀察到：一個階層越是接近其他的階層，來自較下層的對模仿的尋求與較上層的對新奇的嚮往就會變得越加狂熱。貨幣經濟的流行必定會加快這個過程並且使它變得顯而易見；因為時尚的目標特別接近於純碎的金錢擁有，所以，相比於那些要求一種金錢不能獲得的個人價值的領域，這裡更容易藉外在性與更高階層達到一致。

　　在這些社會結構不具有階級分層功能的地方，時尚的本質是由分界功能──再加上模仿功能──構成的這一點特別地明顯，在此情況中時尚向鄰近的階級顯露自己。據報告，在一些原始的種族裡，生活條件完全相同並有著緊密聯繫的群體有時候發展出完全不同的時尚，憑藉著些不同的時尚每個群體建立起它內部的一致性，以及與外部的差異性。另一方面，喜歡從外面引進時尚的偏好廣泛存在，在某些社會圈子里外來的時尚顯現出巨大的價值，只是因為它不是本地產生的。儘管先知西番雅（Zephaziah，公元前7世紀的希伯來先知。）對於穿外國服裝的貴族表示了他的憤怒，但事實上，外來的時尚似乎特別強烈地有利於所採用的群體獲得獨特性。確切地，由於來源於外部，這些進口的時尚通過與圈子外的某一方面發生關係創造了一種特別的、有意義的社會化形式。有時候它像那些社會因素那樣顯現，如同觀察的軸心，把相距甚遠的集中於一點。這樣，在原始種族中，金錢──和它本身的經濟價值──是最強烈的普遍興趣的目標，而這些目標常常是由外部帶進來的。在一些地區（例如所羅門群島和Niger的Ibo）存在著一種生產貝殼或其他金錢象徵物的工業，這些貝殼或其他金錢象徵物在生產地並不用來作為交換的媒介，但它們被出口到鄰近的區域──就好像為著自己獨特目的而創造出來的巴黎時尚常常變成別處的時尚。就巴黎本身而言，時尚顯現了雙重因素之間的巨大的緊張與協調。在巴黎，個人主義比在德國更深刻，那兒有很多只是自我滿足的時尚風格，但同時，我們也可以在那兒發現一種非常廣泛的流行風格的體系，因此，個人主義的風采在那兒從不和流行風格有所衝突，卻又總是能從流行風格中跳躍出來，十分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