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文本分析出發，本論文討論的台灣設計師古又文，我將其視作為一個成功進入全球時尚圈的案例。古又文在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的碩士學位論文《柔軟雕塑概念應用於服裝創作之研究》（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5）中明確地闡述了古又文自己的創作理念，古又文直接將他的創作理念應用到他的碩士畢業製作《Emotional Sculpture》與《Re-Sculpture》中進行實驗，得到三點結論：一、柔軟雕塑概念可廣泛的應用於織品服裝領域；二、立體編織與立體摺疊結合針扎的服裝構成法得以突破傳統服裝構成侷限，創造不同於一般平面或立體剪裁構成法的服裝外觀；三、在足夠的發展過程與創作思考下，挑戰織品服裝既定常規可得到具備新穎與創意特質的服裝作品。古又文的創作研究以柔軟雕塑概念為創作發想起點，同時在他的論文第二章〈柔軟雕塑之探討〉探討歐登伯格、纖維藝術以及當代服裝設計領域中具備柔軟雕塑概念之作品，也特別強調了三宅一生的壓摺系列以及川久保玲2002年的毛衣創作，又由此可見談台灣與全球時尚的問題，日本的設計師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三宅一生與川久保玲甚至直接影響了古又文。

另外，本論文以古又文作為一個討論的文本，《不讓殘酷的神支配──古又文的創作與人生》（台北：時報，2010.07）作為古又文的自傳，此書古又文自述其的成長與創作經歷，並且寫至2010年，剛好與我要討論2011年之後的古又文的進入東京時裝週的作品與創作做一個切割，讓我審視2011年之前的古又文與其起步時的創作理念。

時尚歷史爬梳方面，有辜振豐的專書《時尚考：流行知識的歷史祕密》（台北：城邦，2004.03）與Gerturl Lehnert的《Mode 時尚小史》（陳品秀 譯，台北：城邦，2007.07）。《時尚考：流行知識的歷史祕密》以回溯近代時尚史的方式，發掘時尚的奧妙之處，是作為我這篇論文整個的第二章在敘述時尚由來做歷史爬梳一個重要的參考資料。其中辜振豐介紹了Dior、CHANEL、三宅一生等十餘種品牌的來龍去脈，藉由這些考察，分析出時尚底層的美感元素，詳加說明時尚的文化脈絡，詳細說明世界五大重要時尚中心的發展歷史及文化背景，從歷史及文化角度暢談世界重要名牌故事。Lehnert在《Mode 時尚小史》中則直接提出了幾個基本卻十分重要的問題：何謂時尚？時尚從何而來？時尚的定義是什麼？這些討論都是對於我爬疏關於時尚歷史的資料整理有相當大的幫助。

另外則是討論亞洲作為開始，或者視時尚的全球化發展，時尚如何從單一的歐洲上流社會的活動變成一個全球，我參考了單篇論文由深井晃子[7] 撰，韋曉強等譯，〈日本與時尚〉《時尚的力量：經典設計與文化意涵》（台北：積木，2010.05）[8] 我在前面不斷提到日本的時尚發展連節了全球與台灣，在深井晃子的這篇論文中，她表示從198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急速擴張，攫住了全球目光。在藝術層面，各領域的日本設計師以及他們作品所彰顯的特定文化意義，引起全世界的矚目（特別是建築、平面設計以及時尚）。自此之後，一切發展得如此迅速，因此在討論時尚時不可能不提及「日本力量」。那段時光已流逝許久──不僅僅是時尚界──當時日本還只是個模仿之國。但到了1980年代，出現了完全相反的趨勢潮流：日本時尚開始成為全球各地模仿的對象。在時尚領域，日本起步相對較晚，但是這篇論文中，深井晃子探討過去這數十年來自這個國家的幾位知名設計師：三宅一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等人，以及新一代的設計師，例如渡邊淳彌（Junya Watanabe），為何能贏得全球的肯定和尊敬。是因為他們創作的原創性嗎？若真是如此，他們的原創性何在？透過深井晃子的這篇論文，讓我能夠更深入理解日本時尚的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或許也是台灣時尚所面臨的問題。

以及Polhemus, Ted[9] ，韋曉強等譯，〈地球村的世界該怎麼穿著〉《時尚的力量：經典設計與文化意涵》（台北：積木，2010.05）從全球化時代下的時尚界的狀況來看，在我所謂的這個由西方一手打造的時尚場域中，越來越多非西方的設計師進入這個場域，他們適應或改變了由西方世界主導的時尚遊戲規則，以後現代與全球化的時代來臨作為一個契機，Ted Polhemus也指出非西方設計師進入這個仍以西方為主流的時尚場域時有兩個策略：一是在時裝中融入在地元素、二則是與西方同步的設計，這也是我在討論台灣設計師進如全球時尚場域時所提出的兩個策略，這兩個走向的歸類似乎無庸置疑。Polhemus在他這篇論文的最後認為：非西方設計師（Polhemus的原文稱之為「『其他』『開發中國家』的設計師」，Polhemu並註解強調「他指的是他們的設計師仍未贏得重要國際認可的國家」）必須對自身文化的獨特性有足夠的信心，並深入反思。Polhemus認為非西方設計師必須在地化。但不禁使人要問：單一的「全球」是否只會讓非西方淪落為完全地西化，難道西方不會在這邊也受到轉變嗎？在這個由西方一手打造出的時尚文化，摻入了非西方的異文化元素來強調非西方文化主體性，非西方文化才有可能在時尚中顛覆／反抗主流西方？完全使用西方元素的，是為了迎合西方所以才如此完全使用西方元素在設計中？但有沒有可能過度地使用本土元素其實反而才是掉進了西方的陷阱中？或者如同當西方品牌使用非西方的他者文化元素時被抨擊是「不了解其文化便濫用」一樣，非西方透過時尚在完全地使用西方符號，可以達到一種嬉戲西方的效果，反而能達到顛覆？Polhemus提出的在地性的重要，會不會反而加深了「區別」，而使西方更加鮮明且更囂張跋扈？但我想這些正與反的辯證就是我們必須繼續思考的，西方作為一個霸權是不可否認的，但被視為弱勢的非西方在這個世界的遊戲下的出路到底是什麼？這些我對於Polhemus的論述所提出的質疑跟提問，是作為本論文論述思考出發的基礎，但我不盡然對於直些質疑會全盡答覆，而是依之後文本中所能觸及到的部分去做部分對話。

接著，對於台灣在古又文之前的時尚在全球發展狀況的考察，我主要參考自：孫翠杏，《台灣時裝設計師進軍國際市場動態過程之個案研究：以Csikezentmihalyi創造力系統模式觀點》（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位論文，2007）。以2000年初台灣首批進入國際市場的時裝品牌：洪麗芬的「Sophie Hong」，潘伯勳、簡鈺峰的「Shawnyï」以及賈雯蘭的「Twinkle by Wenlan」為討論文本，他們依序登上巴黎、紐約的時尚舞台。孫翠杏的研究結合Csikezentmihalyi創造力系統模式、與設計師日常事業經營，探討本土設計師時裝品牌國際化的動態過程：設計師如何以服裝設計專業、結合創業營運相關知識，不斷與國際時尚界專業人士與買家們溝通互動，進而使其品牌在國際間佔有一席之地。孫翠杏的研究同時歸納設計師在進軍國際市場時需要哪些能力，以及在進入國際市場不同階段所應注意的管理議題。雖然我的論文的討論比較是回到「時尚」本身的問題，尤其是文化層面，與孫翠幸的研究是以時尚作為產業，討論整個產業結構的一些問題，但是這篇論文的價值仍在它初步討論台灣品牌在進入全球時尚場域的一些問題有很大的不同，而在孫翠杏的論文中也有部分章節提到設計相關的問題，並且孫翠杏也明確指出了台灣在初進入時尚國際市場實的一些問題，是我的討論可以參考的。

最後在方法論上，以符號學為基礎，我參考的主要資料有三：一為專書，為Barthes, Roland. 敖軍 譯，《流行體系》（台北：桂冠，2011.04），如我在研究範圍與方法中所言，自十七世紀時尚成型以降，人們才開始研究「時尚」這件事情，最早的論述是Roland Barthes，在此之間的學者對於「衣著流行」的研究並不熱烈。自從Barthes的《流行體系》（Système de la Mode）一書出版之後（中文版譯者敖軍將此書譯為中譯本後，分別依探討主題拆為上下冊《流行體系（一）︰符號學與服飾符碼》與《流行體系（二）︰流行的神話學》出版），時裝與時尚的討論便跟符號學分不了關係，而符號學牽扯政治。Barthes以服裝為研究對象，分別考察了服飾符號、書寫的服裝、意義的關係、符號的修辭、流行體系、服飾詩學等多方面內容，介紹了服飾流行的話語建構和實體建構，將流行服裝雜誌作為一種書寫的服裝語言來分析，並將這種書寫的服裝看做製造意義的系統，即製造流行神話的系統。這部著作貫穿了Barthes前與後期的思想，具有轉折性的關鍵意義，是一部建構方法論的著作。

二是一篇單篇論文，Calefato, Patricia[10] ，韋曉強等譯，〈時尚的符號體系〉《時尚的力量：經典設計與文化意涵》（台北：積木，2010.05），我的研究方法中，除了參照之名符號學家Roland Barthes的《流行體系》一書之外，Patricia Calefato的〈時尚的符號體系〉也是一個對於我使用符號學應用到服裝上的討論相當有幫助的論文。在Calefato的摘要中，第一句話立刻也把Barthes的《流行體系》一書給召喚出來，Calefato表示自從1967年Barthes寫就《流行體系》一書之後，符號學就被用來分析所謂的「時尚符號」（fashion sign）。延續Barthes的概念，Calefato說Barthes所指的「書面時尚符號」（the sign of described fashion）亦即在特定的雜誌上被形諸文字的時尚。除了這種Barthes式符號之外，還有一種被Barthes稱為「真實」（real）時尚，是指這個體系不單單被銘刻（inscribed）與書寫，同時本身也存在著溝通及社會詮釋的功能，它綜合了其他溝通媒介（如電影、電視、網路、音樂、攝影、電玩等），並以「大眾時尚」（mass fashion）之姿出現在大家面前。在上述的概念之下，Calefato認為符號學的觀點與時尚研究是一致的（Calefato在文中更把符號學作為方法而得到的時尚研究稱之為「時尚理論」），Calefato指出這樣的「時尚理論」的內容是將時尚視為一種生產意義的跨科技體系，衣裝身體的文化與美學展演在這樣的體系之中被產製出來。Calefato在這篇論文中首先釐清了時尚理論相關的一些方法論、歷史和理論性的問題，再對社會與符號學時尚體系的特定面向進行分析──特別是衣裝身體與認同[11] 的關係，除此之外，Calefato也對諸如奢侈品、正式名稱（proper name）與書寫等主題進行檢視。

最後是一部學位論文，林志鴻的《時尚符號的媒體產製與消費：以中國風流行風潮下的本土時尚意識為例》（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2），如同我前面敘述：從Barthes提出的符號學理論應用到服裝時尚上，符號學跟時尚兩者之間已經很難擺脫關係了，在林志鴻的這部研究論文中，他也試圖以「符號」的觀點翻轉時尚舞台的流行趨勢，並將具象的衣飾細節抽象化為概論性的符號氛圍，有鑒於流行時尚擅於將獨特文化與視覺圖騰視為商業載體，林志鴻以中國風的流行趨勢進行解讀：瞭解時尚雜誌如何產製時尚符號，同時探究運作過程當中的媒體生態與時尚文化、探究讀者認知下的時尚雜誌媒體特性，以及讀者與中文版時尚雜誌的互動狀況、探討時尚媒體工作者以及讀者對於中國風流行風潮進行解讀後的時尚文化思考。

-------------------------------

[7]  深井晃子為京都訂製服機構的首席策展人，曾經在京都、東京、巴黎與紐約策劃過幾場重要的訂製服展覽，包括：「Revolution In Fashion」、「Japonism in Fashion」、「Visions of the Body」以及「COLORS Viktor & Rolf & KCI」。她曾引領一個針對時尚與日本風之間的關係為主題的延伸研究，並於2000年獲得日本境內的日本風學院頒發特別獎項。她在1993年獲得日本時尚協會授予一筆輔助金，作為研究日本風格對於法國布料的影響之用。她也在靜岡藝術與文化大學（濱松）擔任教授，並在東京大學開課。晃子曾撰寫與編輯過許多著作，其中包括：《Japonism in Fashion》（Heibonsha, 1994）與《Fashion》（Taschen, 2002）。

[8]  我在本論文中，主要參考的單篇論文幾乎是來自2010年五月由台北積木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時尚的力量：經典設計與文化意涵》一書，這是一本集結目前許多世界知名時尚文化研究者的論文的論文集，在《時尚的力量：經典設計與文化意涵》一書分為：時尚與歷史、時尚與社會、時尚的意義系統、時尚是行為藝術、時尚與全球化、時尚與藝術、時尚理論等七個部分共十七篇論文，由翻譯團隊韋曉強、吳凱琳、朱怡康、許玉玲等人翻譯，每一篇論文對我的論文寫作與研究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9]  Ted Polhemus居於倫敦，為人類學者、作家、記者、攝影師、教師與策展人等領域的自由工作者，同時也擔任廣告與企劃公司的時尚暨風格顧問。其著作有他以1994年與之前幾年的次文化為題出版的《Streetstyle: From Sidewalk to Catwalk》（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4）一書，以及《Style Surfing: What to Wear in the 3rd Millennium》（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6）探討一群不再採用特定時尚風格，而是以自我風格混搭不同設計的新消費者作風，而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關於身體裝飾與身體藝術的《Hot Bodies, Cool Styles: New Techniques in Self-Adornment》（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4）。

[10]  Patricia Calefato為義大利巴里大學（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Bari）副教授，研究專長為社會語言學、電影、攝影與電視。她關注的領域包括語言、時尚研究、社會語言學、社會符號學、文化研究、女性主義與視聽媒體研究。她是《時尚理論：服裝、身體與文化》期刊（Oxford-Washington, D.C.: Berg）顧問團隊成員，著作有《Mass moda: Linguaggio e immaginario del corpo rivestito》（Genoa: Costa and Nolan, 1996）以及許多關於社會語言學與社會符號學的著作，編輯過的作品則包括：《Moda e Mondantià》（Bari: Palomar, 1992）、《El Sentido del Vestir》（with Paola Zaccaia, Valencia: Engloba, 2002）、《Segni di Moda》（Bari: Palomar, 2002）、《Moday y Cine》（Valencia: Engloba, 2003）、《Lusso》（Rome: Meltemi, 2003）與《The Clothed Body》（Oxford-Washington, D.C.: Berg, 2004）。

[11]  Calefato在文中特別註明其所提出的「認同」包含性別認同的部分。

-------------------------------

【文後記】

徐德育，《時尚的全球與在地：以台灣設計師古又文為例》（La Mondialisation et Localisation de la Mode : L'Étude sur Johan Ku le Styliste Modéliste de Taïwan）（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6/07）

 

碩博士論文網連結：

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d/17669013611142253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