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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個“歷史發明家”
2011/03/11 05:33:17瀏覽187|回應0|推薦1

      袁騰飛老師是一個出類拔萃的“歷史發明家”,他講課時自我感覺超好,發明歷史起來可以信口開海,如入無人之境。然而實際上還是有人的,有很多人對他的歷史發明產生了質疑和責難,比如有個人寫出了《七問“歷史發明家”袁騰飛》,將袁騰飛稱為“歷史發明家”,這實在是讓袁老師的名至實歸了。

  對袁騰飛老師來說,自己的名聲通過其緋聞野史版的歷史發明而如日中天,並通過網絡傳播蠻聲海內外。而那些上袁老師課的正處思想啟蒙期的少年會對中國及近代歷史產生什麼樣扭曲的看法,於袁老師確實是無所謂的。

    (以下是轉帖)
  
  袁老師打的是“普世”的旗號,自以為深不可測卻實在顯得如此淺薄。比如袁老師說:“農民都是痞子(而毛澤東就是個農民),有哪一個出身高貴,受過良好教育,上臺之後搞獨裁的?沒有,是吧,沒聽說過,準都是這麼一幫,之前寒酸,我可有了今天,我折騰死你們,包括現在那些貪官污吏都是,?四歲之前沒穿過鞋,窮怕了,一有權就亂來。”
 
      這句話包含了袁老師全部的思想實質,袁老師關於歷史關於毛澤東的一切結論,也都由此句話推論而來。
 
    “有哪一個出身高貴,受過良好教育,上臺之後搞獨裁的。”這個我不太清楚,我記得歷代皇帝除了劉邦朱元璋是從農民起義而坐了寶座之外,似乎都是出身高貴、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這個暫且不論,高深的理論在細節上把握反而不好,要都在細節上較真叫袁老師怎麼活呀。 

       袁老師這句話的意思是--領導者或者統治者一定得出身高貴--出身高貴的人不會搞腐敗搞獨裁--出身低下的人由於其本身痞子的本性--一旦參與政權就胡來。袁老師寫過一本書叫做《歷史是個什麼玩意》,把歷史這個玩意講的風生水起,不過就是沒有很充分的闡釋這個主導思想,很是遺憾。那我們今天就把袁老師這個偉大的理論成果放到浩浩歷史長河中去考量一番。
 
       古代社會的社會架構基本是“士農工商”,當然在士農工商之上還有個最高統治者皇帝。商的社會地位低於農民,但其經濟地位是農民絕對無法比擬的,在社會中佔得比例也不高,這兒暫把工商忽略不計。在皇帝、士大夫階層、農民階級三者之間,士大夫的出身比農民高貴,受教育也比農民高,所以士大夫階層對農民的統治是合理合情合法的,同時對於皇帝來說,其出身自不待言,那是高貴中的高貴,從受教育程度來說,其授業恩師都是全國最最一流的文人,所以以此推論,皇帝對士大夫階層的專制統治繼而對整個社會的統治,變得合理合情合法,真正“天授皇權”。一旦農民對自身的合理合法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不滿而妄圖參與政權,就必然會帶來獨裁和貪污腐敗,給社會帶來災難,所以是應該遭到天譴的“大逆不道”。袁老師在這裏,以他深邃的理論完美的詮釋了封建君主制的合理性!
 
       那麼接下來繼續分析,按照袁老師的思想,這個世界最完美的社會形態應該是奴隸社會,即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統治社會的一切官僚都從奴隸主貴族中選出,社會秩序等級森嚴,自然不會出現底層“痞子”亂政的現象。當然,社會不以先賢及袁老師的意志為轉移,總是處於一種“倒退”狀態。

       中國社會的第一次“倒退”應該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孔老夫子說的“禮崩樂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新興的不屬於貴族的地主階級竟然對奴隸主貴族的統治提出了挑戰,進行挑戰的商鞅、吳起皆死於非命,實在是大塊人心。到了魏晉南北朝,這個時期的社會秩序整體上還是符合袁老師的思想的,封建貴族代替了奴隸主貴族,在九品中正制下,社會統治官僚由“貴族”士族地主門閥控制。到了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出現,又造成了第二次“倒退”,科舉制度促使一部分社會統治官僚從非貴族的庶族地主中選拔,打破了九品中正制下的貴族門閥壟斷統治權的局面,實在是可悲可歎。
 
       至於毛澤東領導一批最最不“貴族”的底層的“痞子”奪取統治權,竟敢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竟說底層痞子“造反有理”,那不用說,更是亂臣賊子大逆不道無君無父,實在是應該被打入?八層地獄的。袁老師說:“那個讀過書的人要是覺得毛澤東偉大的話,那你的書讀到狗肚子裏去了 ”,應該就是這個原因,袁老師的肚子既能撐船,也能裝書,是狗肚子中的戰鬥機。
 
       我們可以看出,在袁老師“普世”的幌子之下的,是一些孔老夫子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充分闡述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偉大”思想,這個思想,放在古代,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統治秩序,放在資本主義是社會,是資產階級的資本家--工人的等級統治秩序。
 
  (轉貼)袁騰飛扯得都是什麼淡
  
  數月以來,本來已經對袁騰飛這位曾經牛氣沖天的“歷史發明家”失去興趣了。不想,在凱迪社區近來又看到了一篇據稱是袁騰飛老師發表在《看歷史》雜誌上的最新文章《歷史老師應該教什麼》。筆者不禁又如骨鯁在喉,於是決定再寫一篇文章與袁騰飛先生商榷一番。  

  在一開篇,袁先生便大談特談“學習歷史和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然後又引用其本家前輩袁偉時的大話“比掩蓋真相更可怕的是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而這恰恰是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最大弱點”來壓人,擺出一副不容置辯的姿態。  

  古人云:授人與魚,不如授人與漁。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確實應該是教學工作的一大要務,確實值得我們教學人員在此方面多下功夫。然而,誰要說袁先生在授課過程中真的做到了“以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為教學目標,筆者還真就不敢苟同。袁先生的授課視頻筆者有幸觀摩過,見到的只是一個教學者如街頭藝人一般進行表演,從沒見他去如何引導學生、啟發學生,也沒見學生與他進行互動,與他當面交流,更沒見到那個學生和他進行激烈的爭吵。說實在話,筆者從沒見到袁先生去指導學生獨立思考,只看到他滿堂灌輸自己的思想、主張、見解了如果指責別人,或者指責教科書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袁先生恐怕與人家至多只有五?步與百步之遙吧?  

  袁先生又拿出了歷史教科書來說事,只是不知袁先生編纂的北京市歷史教科書中是否有指導學生進行獨立思考的內容。當然,見識了他的講課風格之後,筆者便不再對他抱有幻想了。  

  接著,袁先生又對 “造反有理”的革命史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並再次列舉了“文革”時期學生毆打老師之事例。見到這段文字,筆者不禁浮想聯翩。原來,袁先生曾經煞有介事地以當事人的身份告訴學生:1972年出生的他在上中學時親歷文革,見到校園的牆上塗滿了挨打教師的鮮血,足有一寸厚,到夏天都長毛。看來這段經歷確實讓他刻骨銘心--至多三四歲時親歷的這段經歷讓他三?餘年後仍然心有餘悸,且經常掛在嘴邊。  

  筆者以為,如果我們認定他中學的那段經歷還算大體可信的話,那麼他所提出的“四個凡是”恐怕就經受不住推敲了(按他自己的話說,那很“扯”)。  

  他說:“按歷史教科書的觀點,中國的歷史其實很簡單,主要有四條:1、凡是推動統一的,就是進步的,反對統一的就是反動的;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進步愛國的,反之就是反動賣國的;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4、凡是擴張了領土的,就是進步愛國的,反之,就是喪權辱國的。”  

  筆者只能說,他的這些話不是無理取鬧便是無中生有。  

   “凡是推動統一的,就是進步的”,教科書持有這一觀點難道就讓人無法接受?試問:古今中外,除了別有用心的人物,誰會對國家、民族的統一說三道四?至多會對戰爭的殘酷性有些意見罷了。  

  教科書真的宣傳過“(凡是)反對統一的就是反動的”的嗎?客觀地說,屈原、文天祥、鄭成功等人均可被歸入“反對統一的人物“之列,可是哪部教科書指責他們反動了?在筆者所見到的任何一部教科書中,他們可都是被高度讚揚的對象。  

  “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進步愛國的”,我國教科書如此宣傳,就沒有道理嗎?如果抵抗外侮不是進步愛國的,難道那些勾結異族、賣國求榮、認賊作父、罛顏事敵的秦檜、洪承疇、汪精衛等漢奸賣國賊是進步愛國的?不唯我國教科書,任何國家的教科書都是這麼宣傳的。須知,直至今日,希臘的斯巴達三百勇士、法國的貞德、朝鮮的李舜臣還是各該國推崇備至的英雄人物。  

  “反之(不抵禦外侮)就是反動賣國的”,是嗎?在歷史上,因為各種原因,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抵禦外侮鬥爭中的戰士總是居於少數,其他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如農民、手工業者、商人等)一般是不會直接參戰的。據筆者所知,中國教科書嚴厲譴責的從來都是那些千夫所指、民憤極大的漢奸賣國賊;據筆者所知,從來沒有哪個在淪陷區戰戰兢兢討生活的農民或被鬼子抓到礦區的勞工被教科書指責為反動賣國。袁先生如此下結論,恐怕是找不到有力論據的。  

  “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中國教科書真的都是這麼寫的嗎?七國之亂、八王之亂、安史之亂、三藩之亂都是做大做強的軍閥發動的造反活動吧?哪部教科書把它們奉為革命之舉了?不知袁先生是以何為論據得出如此結論的。  

  “凡是擴張了領土的,就是進步愛國的”,教科書上真的全力支持如此觀點嗎?不見得吧。應該說,中國的傳統觀念是堅決反對窮兵黷武的。就中國教科書而言,對外擴張也未必會被認可為進步愛國之舉。為消滅勁敵,隋煬帝曾經三次征伐高麗,而此舉並未得到教科書的認可--不少教科書甚至將其視為煬帝暴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其加以嚴厲批判。  

  “反之(不對外擴張),就是喪權辱國的”,教科書真的有類似表述嗎?筆者真的沒有看見過。在中國史籍中,在中國教科書中,筆者還真就沒發現一個歷史人物因為沒搞對外擴張而被斥責為喪權辱國的。相反,許多反對開疆拓土或沒有擴展疆土的歷史人物(如漢文帝、宋縖、明孝宗等)還被樹為典型,被視為傑出的政治家。  

  不能否認,中國歷史教科書確實是存在一些問題的,但絕不是袁先生說的這樣。  

  筆者以為,袁先生關於教科書提出的的“四個凡是”不是無理取鬧,便是無中生有,就是沒有能站住腳的。  

  “四個凡是”以後,袁先生又將板斧掄向義和團運動。在正式下手之前,他還祭出了外國學者,煞有介事地說:“外國學者說中國人對歷史是‘有選擇地記憶’,或者叫‘有選擇地遺忘’。”  

  先不說洋人的話是否適用於所有中國人,但不能不說,這話絕對是適用 於袁先生的。  

  袁先生滿懷自信地引用陳獨秀於1918年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來批判義和團運動,卻絕口不敢提陳獨秀在六年以後發表於《嚮導》週刊上的《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沉重地說:“義和團,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減於辛亥革命……義和團誠然不免頑舊迷信而且野蠻,然而全世界(中國當然也在其內)都還在頑舊迷信野蠻的狀態中,何能獨責義和團,更何能獨責含有民族反抗運動意義的義和團!與其憎惡當年排外的義和團野蠻,我們不如憎惡現在媚外的軍閥、官僚、奸商、大學教授、新聞記者之文明!……我讀八?年來中國的外交史、商業史,終於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  

  面臨祖國民族危機的加重,陳獨秀等先進的知識分子逐步認識到了義和團愛國運動的重大意義,最終徹底改變了對義和團運動的認識,這也反映了陳獨秀思想的進步,是值得我們後人肯定的。但不知為什麼,袁先生卻不敢承認陳獨秀的這種轉變,而津津樂道於陳早期的觀點,確確實實反映了其本人對歷史是持有“有選擇地記憶”“有選擇地遺忘”之態度的。抱歉,袁先生在這裏搬起了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關於義和團運動,筆者還想說一些。  

  不可否認,義和團運動包含許多愚昧、蠻干、落後的因素,但我們絕不應因此而對其持全盤否定的態度。雖然義和團運動失敗了,可是中華民族濃烈的血性、不屈的民族精神還是深深震撼了那些圖瓜分中華大地的帝國主義者。已掌控中國海關四?年的“中國通”、老奸巨猾的帝國主義分子赫德說:“許多人曾經大談特談,大寫特寫,把瓜分當作是最得策的解決辦法……因為中國人被認為是很容易統治……但事實並不是這樣……中國如被瓜分,全國就將協同一致來反對參與瓜分的那幾個外國統治者……由此早晚會在各地發生突然的叛亂,表現出民族感情的存在和力量。這樣划得來嗎?從厲害得失的簡單道理來考慮,這樣一種解決辦法應予以譴責。”侵略軍統帥瓦德西也說:“至於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萬人數加入此項運動。彼等失敗,只是由於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於並火器而無之。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正因為優秀的中國人敢於與侵略者做殊死搏鬥,帝國主義者才放棄了瓜分中國的企圖。  

  我們不應忽略這一事實:義和團運動以前六?年年間,帝國主義者發動了五次大規模的侵華戰爭(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而義和團運動之後的三?年間,雖然中華大地戰亂頻仍,帝國主義者卻從未敢發動一次旨在滅亡中國的戰爭。僅就此而言,我們怎樣高度評價義和團運動的積極影響都不為過。  

  筆者以為:在中國,只有那些與洋人一個鼻孔出氣的漢奸分子才會出面全盤否定義和團運動。  

  在批駁義和團之後,袁先生又用更大的篇幅對太平天國運動大潑污水,說什麼“然而在過去極左思潮一度氾濫的時期,出於狹隘的意識形態原因,國內學者大多失去客觀性,他們對馬克思、孫中山、李大釗等人有關太平天國的評價視而不見,只是從簡單的“階級”立場出發,對太平天國大唱讚歌。”不能不說,這段話暴露了袁先生的無知。  

  客觀地說,國內許多學者絕不是因“過去極左思潮一度氾濫”才“對太平天國大唱讚歌”的。其實,“對太平天國大唱讚歌”這一現象早在太平天國運動初興之時便開始出現,如英國友人呤唎就曾著有一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熱情謳歌了天國的革命志士。辛亥革命前後,歌頌太平天國運動的更是大有人在--無論是孫中山、黃興這樣的革命家,還是柳亞子、黃小配這樣的文人。就是南京國民政府,也是旗幟鮮明地肯定這次革命運動--蔣介石政權甚至明文規定不許攻擊太平天國,還曾將否定太平天國的《清史稿》列為禁書。就是在最近半個世紀,治太平天國史最有成就的大家羅爾綱、簡又文、蕭一山等三人也都對太平天國持肯定態度--注意後二者是港臺學者,從沒受過什麼“極左思潮”的影響。袁先生應該知道,“對太平天國大唱讚歌”其實是有其傳統的,絕不是什麼“極左思潮一度氾濫”的結果,也絕不是因為什麼“從簡單的‘階級’立場出發”。  

  至於說到“馬克思、孫中山、李大釗等人有關太平天國的評價”,筆者不禁又要說:袁先生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為什麼?因為這再次體現了 袁 先生“有選擇地記憶”“有選擇地遺忘”的功夫。  

  馬克思評價太平天國有兩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袁先生引用的《中國事件》,另一篇是《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不知為什麼,袁先生竟然對馬克思高度評價太平天國的後者視而不見,卻把否定太平天國的前者拿出來大書特書。其實,由於時代的局限(如當時通訊極不發達,馬克思不可能全面了解中國情況,所獲取的信息可能只是一面之詞),即使睿哲如馬克思這也難免出現失誤--比如說“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就不夠準確,我們知道太平天國發布過《奉天討胡》等檄文,頒布過《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等重要綱領,其中反映的口號和目標都?分明確。其實,我們絕不應因為馬克思曾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高度評價太平天國就對太平天國加以拔無限高,也絕不應因為馬克思在《中國事件》中對太平天國不滿就對太平天國加以無限貶抑。袁先生緊緊抓住《中國事件》,無視《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不知所為何故。  

  至於李大釗評價太平天國,袁先生也是斷章取義地加以論述的。李大釗確實批評了太平天國,但他主要還是肯定太平天國的。他說,太平天國起義“實為大英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後第一次中國國民革命的大運動”。又說:“太平天國雖然滅亡,可是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並未即此而中斷。太平天國滅後二年--一八六六年孫中山先生誕生……他承接了太平天國民族革命的系統,而把那個時代農業經濟所反映出來的帝王思想以及隨著帝國主義進來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淨盡。”應該說,在李大釗眼中,太平天國雖然有很多缺點,但不失為是一場民族解放運動,不失為一場民族革命,其領導人也不失為中 山 先生革命事業的先驅者,是完全正面的形象。袁先生只抓住李大釗的只言片語就對太平天國加以簡單的否定,確實無以服眾,至少說服不了筆者。  

  至於自稱“洪秀全第二”的孫中山對太平天國的態度,世人皆知,筆者不打算再多浪費筆墨。筆者只想強調一點:雖然批評過太平天國,孫中山還是始終把自己視為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繼承者。袁先生只抓住孫中山批評太平天國的局部材料,卻沒有從孫中山肯定太平天國的主流觀點入手,未免是有些不厚道吧。  

  曾經縱橫?八省、堅持?四年、絕不向中外反動勢力妥協的太平天國政權在八旗軍、綠營軍、湘軍、淮軍、地方團練部隊以及洋槍隊、英法正規侵略軍等各種力量的聯合絞殺下走向了失敗,然而其不朽業績絕對是不可抹殺的。旨在推翻清王朝腐朽統治的太平天國革命已經得到了國人的廣泛認同,相信其豐功偉業還將繼續為世人所傳頌。  

  綜上所述,袁先生就是這樣有選擇地利用了一些材料,同時又有選擇地遺忘了一些材料,不知他的“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體現在哪裏。  

  袁先生最後又舉了徐友漁的事例來說事,筆者也頗不以為然。按使館人員、徐先生的意思,外國人知道的就一定是真實的歷史,而中國人知道的則根本就是偽造的歷史。欣賞到如此奇文,筆者不禁啞然失笑:為什麼一切都要以西方為準繩,憑什麼說中國人知道的歷史就一定是偽造的,而西洋人記載的歷史就一定是真實的?且不要說歐美人士很可能存在根深蒂固的基於意識形態而產生的傲慢與偏見,就算這些學者真的有秉筆直書的良好初衷,他們也不見得能寫出真實的中國現當代史--別的不說,他們根本就沒有在中國長期生活過,根本就不曾親身體驗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甚至於做不到完全利用第一手資料全面地描摹中國社會。應該說,他們所寫的中國歷史,以偏概全、捕風捉影、錯謬不實的地方不在少數;我們可以將其作為參考資料,但不應將其奉為圭臬。袁先生挾洋自重,卻又洋洋自得,且又上升到“中國融入世界”的可怕高度--對此,筆者只是覺得有些滑稽。  

  說了許多,筆者還要強調一點:袁先生將大量的篇幅用於批評教科書和“造反有理”的理念,卻始終沒有扣題,始終沒有探討“ 歷史 老師應該教什麼”這一中心話題,其實已經是偏題萬裏了。最後,筆者決定就歷史教學問題向袁先生提一些建議。  

  首先,筆者希望身為中國人、站在中國的土地上的袁先生能以中國為本位,向學生不斷傳授愛國主義思想。據說他曾經教導學生“千萬不要做憤青”,而筆者則希望他能教導學生“千萬不要當漢奸”。  

  其次,筆者希望袁先生能摒棄媚外思想。某超級大國目前是很強大、很先進,甚至還很囂張,但我們絕不應該以它為準繩來論斷是非,也不應該挖空心思地為它辯護。筆者要告訴袁先生:帝國如曇一現,公義與日同輝。  

  再次,筆者希望袁先生能耐住寂寞,不要嘩眾取寵,不要為趕時髦而迷失了自己。“學高為師,身正為範”,但願袁先生能深味其詞,並以此來規範自己的舉止。  

  第四,希望袁先生能坐住冷板凳,能安下心來做學問。但願他不再談論文革時上中學見老師挨打之事,但願他不再讓生於1166年的李心傳認死於1155年的秦檜做義父,但願“成祖的帝位來得不正,他是搶建文帝,搶朱棣,所以他總是心中有愧”這句話不再從袁先生口中講出。  

  第五,筆者希望袁先生當真能著力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袁先生說:“學習歷史和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的力。”但據筆者觀察,他在講課時總是在竭力灌輸自己的觀點,很少與學生互動,這恐怕是不利於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筆者以為,鑒於學生涉世未深, 袁 先生應該在講課時將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材料提供給學生,讓他們自己去思考問題。  

  關於袁先生的《歷史老師應該教什麼》,筆者就說到這裏。如有不妥之處,還望讀者加以斧正。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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