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媒體人徐新漢去世

丁果

徐新漢月初離世，卸下新聞人重擔

畢生以新聞為職志的三民主義信徒徐新漢因癌症在加拿大過世，享年83歲，實踐了他《中央日報》前輩陸鏗的話：一日記者，終身記者。

參與創辦溫哥華《世界日報》編輯部的老友、前總編輯徐新漢因為癌症過世了。對我而言，這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去世前五天，我再次去列治文救世軍的臨終關懷中心探視他，他瘦得厲害，但意識記憶都十分清楚。我們暢談因著《世界日報》的因緣際會，他精神十分不錯。《世界日報》的前記者張宜中一直參與照料，我心中十分感動，這是超越了過往老總與部下的關係，是一種令人羡慕的忘年交往的友誼，美麗且充滿人性的光輝，這也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到，新漢兄與編輯部同仁的關係，遠遠不是僱傭或者工作關係可以定義的。

由於新漢兄表達強烈的為做事而生存的願望，我鼓勵他不妨跟治療單位要求取得任何針對性新藥的情況，爭取「柳暗花明」的奇蹟。我知道徐是三民主義信徒，就用國民黨總裁孫文耳熟能詳的金句激勵他與癌症糾纏的鬥志，那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剛巧，徐的女兒也到了，我又對她重複了一遍。這些對話，張宜中都按照徐新漢的願望作了錄影。張說，「徐總最高興你來聊天」。其實，並非是我有什麼激勵人心的能力，而是新漢兄一生都是一個典型的「報人」，可謂為報紙而生、為報紙而鞠躬盡瘁。聊起他為之奮鬥和貢獻過的報紙，他有說不完的話，有無盡的回憶。

我跟他開玩笑，我一生唯一主動遞過的求職履歷，正是給他的，卻杳無音信。那時候，我剛從東京來溫哥華定居，與《世界日報》邂逅，很喜歡這份報紙，想去那裏工作，就遞了履歷表，但卻沒有回音。我認識徐新漢之後，提起這件事，他常常認真解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世界日報》很難僱用大陸來的記者。不過，儘管沒有在溫哥華《世界日報》工作，但我在一九九七年應邀進入台北《世界日報》主筆陣，成為主要社論撰寫者，一寫就是十七年。由於台北總主筆的信任，我在選題上就有了相當大的自主權，因而將加拿大的重要事件開創性地在社論中一一表達出來。而在以往，加拿大議題從來不可能成為《世界日報》的社論選題。事後，徐告訴我，他很早就向台北總部要求，加拿大不應該受到美國「歧視」，報紙要追求全球視野，就不能無視加拿大。當加拿大議題的社論出現時，他十分高興。我常常感到欣慰，至少在這個問題上，我無意中完成了新漢兄的心願。

也因為撰寫「世報」社論，我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徐的同仁，彼此有了更多的交集。新世紀初，我在休士頓演講時碰到新聞界前輩、「世報」終身副董事長、在我們接掌社論前負責每日社論撰寫的馬克任夫婦，他對社論的方向變化十分認同，也高度讚揚。會議結束後，他們夫婦邀請我去聖安東尼小遊，途中談及各地「世報」編輯部，他對徐新漢這個政治大學畢業的印尼華僑主持的溫哥華編輯部頗多讚詞。要知道，美國各地「世報」編輯部和多倫多編輯部老總當時大都是台北《聯合報》系直派的，只有溫哥華編輯部是新漢兄從頭開始自己打拼出來、並受到台北高度認同的，而他自己是台北《中央日報》記者出身，並非聯合報系的「嫡系」，這在當時是相當不易的。徐對辦報的認真表現在一件小事上，他可以為一個標題和一句話表達得是否恰當，跟我討論大半天。

但是，徐離開「世報」，並不是很開心的，他跟前社長的矛盾，也是編輯部同仁都清楚的，而大部分人是站在徐一邊的，我也為他在台北說了話。但是，不高興歸不高興，徐離開後，對《世界日報》依然關心，也積極收集他曾經任職的《新民國報》、國民黨溫哥華黨部等各方面的僑社史料，建立網站披露這些史料，給研究者使用。此外，他也積極幫助大陸來的報業人士辦報，實踐了他《中央日報》前輩陸鏗常說的一句話：一日記者，終身記者。

除了華文報刊，徐新漢也對加華文學十分上心，組織了作家協會，跟女兒兩人為此奔走，組織活動、服務作家、參訪各地，並邀請我當顧問，使我們在更多方面有交集。每次跟新漢兄交往，都能體會到他對中華文化的拳拳之心、對台灣和國民黨前景的憂心忡忡。他作為東南亞僑生，對華僑社會始終關心，對中華文化的海外薪傳更是身體力行，他生前擔任的僑社職務無數，包括加西政大校友會會長、僑務顧問、加拿大華文作家協會會長等，都做得開心專注，也拿得起、放得下，展現豁達心胸。

顯然，我在他病榻之前的激勵沒能實現，他在週五（八月五日）卸下新聞人的勞苦重擔，終於可以安息，享年八十三歲。我十分同意好友、前《世界日報》溫哥華總編輯、社長韓尚平的評價：溫哥華新聞界失去一位終身以新聞為職志的前輩楷模。

（文章原刊於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