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有罪、無罪層面看，「有罪嫌當然應起訴，無罪嫌當然不應被起訴」，這是至明之理，絕不可因被偵查對象的身分地位而有所不同。這點除李登輝與陳水扁外，包括二○○六年陳水扁在擔任總統時，總統夫人吳淑珍就因國務機要費案遭到起訴；而現任總統馬英九，在擔任國民黨主席時，也曾因在台北市長任內涉嫌特別費案被依貪汙罪起訴，但馬英九先生在一、二審均獲判無罪確定，並於二○○八年三月當選總統。就法治發展的進程來看，這正顯示近二十年來所進行的各項民主法治改革已初見成效。

然而「有罪嫌而應該起訴的時間點」，在起訴李前總統的這種令人矚目的案件中倒是值得討論的。媒體報導檢察總長黃世銘指出「選舉期間不是法律真空期，難道案件要繼續擺到追訴權時效過期？」「法律沒有假期」，固然沒錯，但是檢察機關難道就沒有可以反省的地方嗎？據媒體披露，最早承辦國安秘帳案的薛維平檢察官，當年從涉嫌侵占國安秘帳孳息而潛逃海外的劉冠軍身上抽絲剝繭，查出李登輝可能涉案；但長官有意見，連想傳喚李登輝都不准。上級的黑手，一直如影隨形，就這樣空窗了八年。

請問，誰是上級？陳聰明檢察總長嗎？檢察總長黃世銘應該給人民一個交代。也就是除了起訴李前總統外，也應該發動刑法「濫權不追訴罪」的偵查，才能讓檢察官知所警惕，不敢迎合政治而縱放罪犯。

事實上，起訴李前總統與否不是問題所在，檢察機關在已違法失職，空轉了十年之後，何時該起訴補救呢？

在法治信心健康國家，檢察官只管依法辦案，至於媒體、社會大眾要如何解讀，那是社會輿論問題，他們不該管、更管不著。但是，在仍有濫用起訴（或不起訴）作為「政治廣宣」疑慮的台灣，卻無法迴避以下的疑問：在法律上，此案後續發展，不論法院是判決有罪、或是無罪，都有法定的機制，來確保國家刑罰權得以適正發動，並且兼顧到當事人權益之保障。但是，在政治層面，臨到選舉前，選民還得不到有關李前總統嫌涉犯罪的充分資訊，就必須在投票日前面對是否信任檢方（在延宕十年後）的起訴正當性的題目，的確容易引起政治上的議論，進而不當的影響人民對檢方（以及政府）的信心。

就像匯率變動時點，往往會考慮在連續假期之前宣布，以預留給市場較長的應變時間一樣。匯率早該變動卻遲不變動，固然該被檢討、追究責任，但是這與現在要實施的補救措施卻是兩回事，絕不表示，因為匯率已經太晚調動了，因此，現在就要不顧一切的，立即調回來，即使會造成市場嚴重波動危害也在所不惜。

李前總統的案件曝光迄今，算一算也超過十年，除非有即將罹於時效的特別因素，否則，十年都任令蹉跎（或包庇）過去了，現在要加以補救，只要避開選舉時點（提前或是延後幾個月起訴）起訴，不但於法治沒有妨礙，還能讓法治不被政治語言掏空淹沒，有何不宜！換言之，或謂前朝壓下，此時不起訴等待何時？「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此話在法治信心健康國家完全正確，不會是問題。然而我國離此境界尚有努力空間，對於重大矚目案件的處理亟需更周延的考慮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