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本身是沒有強制力的，在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制度下，司法制度本身沒有一丁點的強制力。有強制力的，只有行政體系，當一個犯了罪，司法唯一能作的，只有寫出一件判決書，將人犯抓起來並且關入大牢的，是警察或是其他隸屬在各行政體系的「執法機關」──注意，可不是司法機關喔！

當一個人欠錢不還，債權人去強制執行時，法院再怎麼樣也都只能出一張紙，是誰可以讓債務人一定要搬出被拍賣的房子？答案同上，一樣是執法機關，因為行政權才擁有實質的武力，這才是強制力的真正來源。簡單來說，司法只有一個功用，提供一個標準化的作業程序，以一個標準化的規範，處理所有提交到司法面前的爭議事件，不論爭議是民事、刑事，人民與人民之間，或者行政權與人民之間。

原來「司法」也不過爾爾？沒錯！「司法」就只有這一項基本功能而已，但司法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制衡了民主體系中兩個真正有權利的體系──「行政」及「立法」機關，如同漢瀰爾頓的設計，沒有一種權力可以獨攬統制權力。然而司法權的存在，與其說是三權相互制衡，還不如說是來自於其他兩權的自我退讓；政府或國會，大可以不理會司法權，甚至建立一個為其所用的司法權，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有一個再準確不過的詞彙來歸類這種情況──法西斯。

司法權無法創造法律（至少在正常的狀況下不可以），司法也沒有實質強制力，但也就因為司法即沒錢，也無權，司法要在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只有透過一種方法，那就是說服。每一張判決、每一張起訴書，陳述的不僅僅是對個案的判斷，更重要的是在闡明規範；司法透過它的書類，向社會宣揚，我們社會認可的法律規定、公平正義與基本價值。司法或許是透過行政體系獲得執行判決強制力；但唯有透過說服人民與社會輿論，司法才能獲得人民的支持與尊重。

人民可能無法不遵守司法（因為背後站著行政權），可是當司法文件無法說服社會時，人民並沒有義務要信服司法；不論司法人員用多高的聲調倡言司法獨立，皇后的貞操不容懷疑。如果司法喪失了核心價值，司法就會淪為行政權的附屬品。

台開案、Sogo案，國務機要費案的起訴狀，剛好提供了臺灣社會一個鮮明的例案，告訴人民，司法不是不可挑戰的「權力」，司法的作為必須符合人民的期待──不是起訴、不起訴任何人，而是判決書、起訴書的內容必須有其說明力；但司法的獨立及公信力，不會因一只起訴書就永遠的確立，司法依然隨時受到挑戰，不論是來自於政治或自己。

而對司法、對政府，人民將自有其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