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取自www.ontariopalliativecare.org)

秋日的午後，溫哥華的氣溫竟然異常地高達攝氏三十度，空氣中除了溼熱，一切靜止、凝固，逼得人們幾乎窒息。

我停好了車，進入有空調的醫院大樓，頓時覺得周身舒暢、暑氣全消。電梯很快載我到了帕德森大樓北面的第十六樓。出了電梯門，只見金魚缸裏的幾條小金魚依然不知人間幾何、在稀鬆的水草間自由自在地戲游著。整個安寧病房靜悄悄地，走廊上看不到一個人影。護理站值班的行政助理潘美拉看起來有些疲累，卻仍然一如往昔，笑盈盈地和我打招呼：”Hot, eh?” 那個聲調上揚的eh? 有”isn’t it? (可不是?)”的味道；是加拿大英語的特點。聽她這麼一問，我也回了她一句，而且故意加強語尾的語氣：”but pretty comfortable inside, eh?” 惹得她大笑。

在志工辦公室裏，我整理、更新資料時，看到有位姓名都好像日本人的病人，我淺薄得可憐的日語知識告訴我他的姓漢字應該是”黑田”(非真姓)；其旁還加註了”Dr.”。我想大概是醫師吧？因為根據經驗，在這裡對於”博士”的病人是不會特別如此加以註解的。根據病歷表，黑田先生是七十一歲，是肝癌末期的患者，而且同時染有B型與C型肝炎。由於我爸爸就是因C型肝炎導致肝癌而往生的，因此，我對這位黑田先生竟然生有無限的親切之感。忙完了例行公事，我第一個去探訪的就是他。

黑田先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落腮鬍：銀白稀疏的長髯給人瀟灑、飄逸的印象，只是無神的眼睛、消瘦的面頰以及枯黃的臉色洩漏了他正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真相。剛見面的時候，他精神不錯，除了偶爾談累了必須休息一小陣子之外，他非常健談。他告訴我他是位醫學研究者，本來在日本從事癌症研究工作，後來被Sloan-Kettering Institute挖角，而去了紐約。在那個舉世聞名的癌症研究機構待了一陣子後，他因嚮往加拿大的生活，於是又搬到多倫多，在當地的癌症研究中心繼續他的工作。

聽到這裏，趁著他停頓休息的時候，我自作聰明地笑著說：”後來，你到溫哥華的癌症中心來，是因為這裏是世界上最適合人居住的城市之一？”

想不到他竟然搖搖頭、又點點頭，用他帶日本腔的英語說：”No, and yes！”原來他沒去溫哥華癌症中心服務，雖然搬來溫哥華是為了它良好的生活環境。

看我有點納悶，他笑著說：”I came here to enjoy life.”接著解釋說滑雪和美食是他的兩大嗜好，因此，他到溫哥華來之後，找到滑雪教練的工作，並且也開了一家餐館。

“哇！你真會享受喔！”我由衷地讚嘆著，”過了這樣多采多姿的一生，你該沒什麼遺憾了吧？”

聽我這麼一說，黑田先生竟然輕輕閤上了眼睛，又重重嘆了一口氣。接著，由他扭曲的表情，我可以感覺到他正在努力掙扎地忍著，不聽話的淚珠卻還是噗噗地由眼角滲了出來。

對這個轉變，我有些驚愕。他在嘆息著自己在世的時日已經寥寥無幾？感傷難過是絕對正常的反應。

我清咳了一聲，再停了幾秒鐘之後，輕聲說道：”生老病死，萬物之常情…”話沒說完，黑田先生睜開眼睛，搖頭打斷我的話：”不！不！我對於即將來臨的命運一點也不害怕，對我的生命更不會婉惜。我難過的是…她怎麼不來看我？”不等我回答，他緊接著解釋說他指的是他的獨生女。

“也許辦理手續需要點時間吧？更也許機位難訂也說不定！” 我試著找理由安慰他。

他看了看我，一臉的尷尬難以形容。接著，他緩緩說道：“問題是她既不用辦手續，也不用訂機位 – 因為她就住在溫哥華。”

顯然看到了我有些不解的表情，他說：”我留了無數個電話，讓她知道我已經病入膏肓，但是，她卻音信全無，一個電話也不回，當然影子更沒有了。就這樣，讓我天天巴巴地等待著、盼望著。”

“也許…”我還在為他女兒找理由，但見他揮揮手，不讓我繼續，而自己接了下去：”她恨我！”聲音細弱得幾乎聽不見。

“女兒恨爸爸？不至於吧？而且你…”我本來想說”你已經快死了”，但是，沒說出口，趕快改成”你這麼想念她！”

“是啊！我真想念她！不過，我知道她恨我，就因為我和她媽媽的離婚。”說著，他又把眼睛閉了起來，把頭別過另外一邊，我可以想像他流淚的樣子，但又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有拉起他靠近我的一隻手，他的手枯弱得讓人心疼。我將它緊緊地握著，希望黑田先生可以感受到我的同情與慰藉。整個病室寂靜得令人難受，什麼都停止了，只有他用我沒握著的另一隻手不斷地在擦拭淚水。

過了好一陣子，他轉過頭來，還有著淚痕的臉擠出一絲苦笑，問我：”能為我弄一杯茶嗎？”

“沒問題，我就去煮開水。但是這兒只有紅茶。你不介意吧？”

“紅茶？那就不用了，給我杯水吧！”我給他倒了一杯水，同時答應他下次給他帶來台灣的烏龍。並為他做了能量調整，方才離開。

那天，我下班前，又到黑田先生的病室去，意外的，有一位四十來歲的東方婦人在場。打了招呼，我直覺地問她說：”你是黑田先生的女兒？”

只見這位面貌姣好、氣質高雅的婦人搖搖頭說：”但願我是。不過，我只是他的朋友，我叫芳子。”顯然她也知道黑田先生苦等女兒的事。

黑田先生與這位芳子都沒再談這件事，我也不好追問。第一次的訪談就這麼結束，可是，我心中的難受卻一直伴隨我到一個星期後的訪談時間。

那天，我預先打電話給潘美拉，問她黑田先生的情形。她告訴我說他還在病室裏，只是腦子已經有些混亂不清。

當我拿著帶去的烏龍茶進到黑田先生的病室時，一位平時笑容可掬的韓裔護士也在那兒準備藥片，但是，那天她凝重的臉色間接告訴我黑田先生情況不好。只見黑田先生雙眼緊閉，已成了皮包骨的臉頰黄中帶灰，了無生機，我不禁心中一沉。試圖用玩笑打開空氣中的嚴肅，我揚了揚手中的保溫瓶：”看我們台灣烏龍茶的功力…。”但是"韓國妹"搖頭阻止了我：黑田先生不能嚥下純流質了。她一邊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餵黑田先生濃稠的糖水，一邊還要叮嚀、鼓勵他嚥下去。因為他是在半昏迷的狀態，常常含著糖漿不曉得吞嚥，一小杯的糖水竟花幾乎半個鐘頭。護士走後，我坐在他床邊，靜靜地看著這個昏睡的老人，他還走不開，為的就是等他鍾愛的女兒來見他最後一面麼？為他做了能量調整之後，他依然是半睡半醒著，偶爾發出呻吟的聲音，而且兩手不斷地在空中揮動著。我伸出手去握住他們，想不到黑田先生卻把我的手拉近他的胸前，嘴裏喃喃地重複著我無法分辨的話。過了一陣子，見他他又昏睡過去，我輕輕脫了手，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離開他的病室。

約莫一個鐘頭之後，我在電梯前遇到了那位黑田先生的友人芳子，她正要離去。我對她說黑田先生的病情轉劇。她憂心地點點頭，說她也剛去看了他，他依舊昏迷著。我告訴芳子他抓住我的手的事，她說同樣的事也發生在她身上，只是她聽清了黑田先生喃喃重複的那句話是：”我很抱歉！”我有些納悶：”難道他是針對女兒說的？是他曾經得罪了她？” 聽了我的疑問，芳子告訴我她和黑田先生是三年前才相識的；他家庭的情形，包括他的離婚以及與女兒的關係她都不很清楚。她又告訴我前一天晚上黑田先生病危，醫院試著給她女兒打了電話，不料，一位接電話的男士說她旅行去了。說到這裏，芳子很肯定地加了一句：”but I don’t believe it！”我沒有追問。剛好電梯來了，她微微鞠躬，就轉身步入其中。

那天下班前，我又去看了黑田先生。他依然昏睡不醒，只不過喉嚨時時發出”噶噶”的聲音。我一手按在他頭頂，一手把著他的腕脈，虔心祈求宇宙能量進入黑田先生危在旦夕的病體，讓他身心平安，以便自在地上路。

做了一陣子的能量調整，黑田先生情形還是沒有變化，接著，我趴在他耳邊輕輕地說：”你已渡過了美滿的一生，雖然還有些缺憾。尤其你女兒沒來看你這件事一定讓你傷心欲絕，不過，請你不要太難過了。你已盡了你的全力去愛她，她一定有她不來的理由，請你就尊重她這個決定。你也無須悔恨，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你要準備你的心靈，好好地走上你最後的一段旅程。”他還是沒有反應，我立起身來，閉上眼睛，默默地為他祈福，眼淚卻不聽指揮地奪眶而出。我一方面為他感到難過：是什麼樣的恨，使得他的女兒竟然絕情到讓老父在垂死的病床上眼睜睜地盼望著，也將帶著缺憾與悔恨離開人間？另一方面卻為我們兄妹幾個感恩不止：爸爸也曾經對不起媽媽，我們幾個卻能告訴自己要常想到爸爸對我們的好處，在他的晚年盡量回去陪他，也讓他走得自在自如。

根據病房的記載：翌日凌晨，黑田先生走了，在孤寂、絕望中結束了他璀璨輝煌、卻被憎恨折磨至死的一生。

奧修大師說：愛不是一種自由，因為在愛裡面人已失去控制；恨何嘗不然？而且，恨比愛更容易叫人發瘋。恨可以叫人忘了曾經愛過的滋味與溫情，恨更可以讓人不顧一切地報復 – 包括剝奪了那垂死的老父安祥上路的權利。就算老父是萬惡不赦的罪人，當報復過的快慰消失了之後，我不相信黑田先生的女兒能夠無憾無悔且輕鬆寫意地終其一生！

當然，愛與恨都是我們感情中極其自然、而且幾乎無法避免的一部分。要想能夠一生中盡量不被這兩種感情所苦，對於愛，我們應該學會及早表達，更要知道它緣起緣滅、強攀不得的道理；對於恨，我們尤其需要早日處理、設法彌補，以免重演類似黑田先生父女的悲劇，而空留無法挽回的餘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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