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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7/17 04:34:26瀏覽9314｜回應3｜推薦11 | |
一寸相思一寸灰 - 談徐志摩的《山中》與林徽因的《山中》二詩 廖鍾慶 一、 德國著名哲學家海德格在1929年寫了一本講述康德哲學的書，書名叫做《康德與形上學問題》（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在這本書中，海德格特別強調了人的認識能力中的想像力（imagination）。依康德，想像力是對知性的先驗範疇能妥實地應用到感觸直覺所提供的經驗對象上去的一種中介能力。海德格在這本書裡非常詳細地論述了想像力既能通向先驗範疇又能通向經驗對象，這大大地補足了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在這方面論述之不足。可是，海德格在該書中卻過度地標高了想像力的“神奇”能力，漸漸偏離了康德哲學的主軸，難免讓人覺得他並不是真正在講述康德哲學，而認為他的真正目的只不過是把康德請出來去為他自己的那一套基本存有論哲學背書罷了！但是，想像力對文學創作言，則真確地可用“神奇”二字去形容，尤其是就英國浪漫派詩歌創作言，心靈的想像力簡直就是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神秘力量！在英國浪漫派的開山祖師華茲華斯與科爾律治兩位的詩歌理論中，尤其是科爾律治，對想像力多所申述，大家可去參閱，在此，我們並不打算進一步去詳述。（注一） 就中國詩人徐志摩與林徽因兩位在詩歌方面的表現言，可說是高度地、謹密地實踐英國浪漫派詩歌理論去創作他們的詩歌的。無疑地，他們同屬於浪漫派，而不是一般所言的新月派。（注二）徐林兩位在詩歌方面創作的特色，我已在《徐志摩〈再別康橋〉試釋》一文中首度指出，他們常在當前的一片“靜”中（tranquility），通過回憶（recollection），讓發生於過去時間、空間裡的客觀的人、事、物，與當前的主觀的感情（powerful feelings, emotion. 徐志摩和林徽因習慣稱之為“情緒”），在沉思想像（contemplation， imagination）中不斷地錘煉消融，直至這主客觀面達到相即相入，而最終緊密結合在一起，並且，將此所得來的情思，使用一種日常語言，將它們活生生地呈現出來，故此，他們的詩歌，往往是自然而流暢，淺顯但感人。這個創作的心路歷程，事實上，根本就可用華茲華斯在1800年第二版的《抒情歌謠集‧序言》上的兩句話來概括，華茲華斯說：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並且，這些好詩都“導源於寧靜中回憶所得來的情感”。（It takes its origin from emotion recollected in tranquillity.）明白了徐志摩與林徽因兩位詩人在詩歌創作的真確背景後，我們便相對地較容易切入他們詩歌的內核。在詮釋徐林各別《山中》二詩之前，讓我們先來欣賞一下原詩： 《山中》 徐志摩 庭院是一片靜， 不知今夜山中, 我想攀附月色， 吹下一針新碧, 寫於1931年 4月1日，發表於1931年4月30日《詩刊》第2期
林徽因 紫色山頭抱住紅葉，將自己影射在山前， 也不因一個人孤獨的走路，路更蜿蜒， 山中斜長條青影，如今紅蘿亂在四面， 寫於1936年秋，發表於1937年1月29日《大公報‧文藝副刊》 二、 徐志摩《山中》一詩寫作於1931年 4月1日，發表於1931年4月30日《詩刊》第2期。它是一首四行節（quatrain）的英國民謠體（English ballad）體裁的抒情詩歌，韻腳為abab。華茲華斯好幾首“露西組詩”都是此種體裁的典型，我們就舉其中的一首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為例來加以說明。此詩形式整齊，每段的第一、第三兩行為抑揚四步格（iambic tetrameter），第二、第四行為抑揚三步格（iambic trimeter）押韻次序是abab。讓我們來看看它的一些特色。 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 by William Wordsworth， 1800 ︶－ ／ ︶－ ／︶－ ／ ︶－ 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 a ︶－／ ︶－ ／ ︶－ Beside the springs of Dove, b ︶－ ／ ︶－ ／ ︶－ ／ ︶－ A Maid whom there were none to praise a ︶－／︶－ ／ ︶－ And very few to love: b A violet by a mossy stone 對照徐志摩的《山中》與華茲華斯的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二詩，發現徐詩在格律上與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一詩是相符順的，只是在metre上沒有完全依循抑揚四步格與抑揚三步格的交替之機械性，因為中文畢竟不是拼音文字之故，他讓每段的第一、第三行用六個中文字以及第二、第四行用五個中文字這樣的音頓去貼近抑揚四步格與抑揚三步格的音步（feet）。《山中》一詩在四行節與韻腳方面則完全嚴格地遵從英國民謠體的基本要旨。 明白《山中》一詩的形式方面的特點後，我們便可以順利地進入此詩的內容方面之探究。《山中》一詩是一首以表達思念與愛意為主題的抒情詩歌，全詩通過我 – 你這一對偶性的架構，再透過“庭院”、“靜”、“松”、“月”、“山中”、“風”、“春”、“松針”與“窗”等景象與意象去展開詩意。以下讓我們進一步去探究這四小節詩歌的確切意旨。 詩的第一節描述詩歌主述人在當前一片靜的庭院裡，思念著遠在“山中”的心上人。《山中》一詩寫於1931年4月1日，當時徐志摩家在上海（因為陸小曼不願意搬北平），他一個人在上海、北平來回地跑，在三所大學任教去賺錢供陸小曼在上海揮霍。在北大任教時則借住好友胡適之先生寓所（應該在北平後門內米糧庫4號），詩中的庭院正是胡先生家的庭院。在北平城裡，雖然在晚上，仍不免存在著城市的各種喧嘩聲音，所謂的“市謠”，但是，詩歌主述人採取的態度卻是任其自然，也就是說，聽任城市中的各種聲音與當前的一片靜自然地和諧共處，雖然不能身處自然，享用那天然的靜 – “更深的靜”，但是，在詩歌主述人的心靈中所呈現出的一片靜卻可聽任市謠圍抱，他的沉思與想像力便能將他帶離市謠之外！詩歌主述人進入了當前的一片靜裡，內心處於純粹的沉思想像中，客觀世界的松與月便與內心深處的情思交融，月色下的一地松影已難分辨這究竟是屬於客觀的還是主觀的，因為他們就是如此地主客交融相織而成，這主觀的情思並沒有歪曲與改變客觀的月色松影，它只是進一步將這當前的景致點化，在一個不斷錘煉升化的歷程中變成既是客觀的景致，卻同時也是詩歌主述人心中的主觀情思，甚至可以斷言，這二者根本就是一！英國浪漫派這樣的一個詩歌創作歷程，經由徐志摩從1921年開始學習，到了1931年4月創作《山中》一詩時可謂駕輕就熟。在當前一片靜中，詩歌主述人想像的翅膀便乘著胡家寓所庭院中的月色松影飄向遠處的山中。 詩的第二節可說是純然的想像。首先呈現在詩歌主述人心中的是一個問題：今夜山中究竟是何等光景？接著他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的答案是：應該也跟他一樣，也就是說，“想也有月，也有松”，所不同的是，山中會“有更深的靜”。因為山中遠離市謠，是天然的靜。這個靜，是人貼近自然的沉思下所呈顯，是自然與人心處於一高度和諧下所共用的境界。這與詩人徐志摩所在城市庭院中的“靜”相比，確然無疑地是“更深”，然而，我們畢竟要問，是不是在這更深的靜裡就越能觸發創作詩歌的情思？山中的“你”是不是也正在創作詩歌？更精確具體地去問是，山中的那個“你”究竟是誰？ 想像的翅膀並沒有停下來。詩的第三節描述詩歌主述人渴望攀附這當前的月色，化作一陣清風，去吹醒春夜裡熟睡如醉的群松，這陣清風決不像“不知道在哪個方向吹”的風，它有明確的方向，它的目的地就是要去山中 – “去山中浮動”！ 詩的第四節繼續描述去山中浮動的一陣清風，僅僅渴望著吹落一葉山中春來新碧的松針，讓它輕輕地掉落在你的窗前，有如細細的歎息那麼輕那麼柔，好讓正在安眠的你不至於驚醒！ 三、 林徽因《山中》一詩寫作於1936年秋天，發表於1937年1月29日《大公報‧文藝副刊》。它是一首四行節（quatrain）詩中的Omar Khayyám Stanza體裁的抒情詩歌，她的《你來了》（1936年12月）、《九‧一八閒走》（1936年12月）與《十月獨行》（1937年3月）都是使用此一體裁寫成。每一行均為抑揚五步格（iambic pentametre ），韻腳為aaba。我們就以Edward Fitzgerald所譯十二世紀波斯詩人Omar Khayyám的詩集Rubaiyat的第二十八首為例來看看這種Stanza的一些特色。（注三）首先，這種押韻方式很像唐詩中的絕句，第三句不押韻特稱為hasi，而就詩意的演進言，四行大體上擔負著起、承、轉、合的作用，第四詩行是結句，將這一節的詩意總合起來，以下是它的一些特色： Rubaiyat of Omar Khayyám XXVIII Translated by Edward Fitzgerald ︶－ ／ ︶－ ／︶－／ ︶－／︶－ With them the Seed of Wisdom did I sow, a （起） ︶－ ／ ︶－ ／ ︶－ ／︶－／ ︶－ And with my own hand labourd it to grow: a （承） ︶－ ／ ︶－ ／︶－／︶－／︶－ And this was all the Harvest that I reapd -- b （轉） ︶－ ／︶－／︶－／ ︶－／ ︶－ "I came like Water and like Wind I go." a （合） 對照林徽因的《山中》一詩與E. Fitzgerald所譯Omar Khayyám的Rubaiyat詩集中的第二十八首詩，發現林詩在格律上與英詩Omar Khayyám stanza是相符順的，只是在metre上沒有機械地一一對應抑揚五步格，這當然是考量到中文非拼音文字之故，所以她是在每一詩行採取意頓去貼近抑揚五步格的音步（feet），由於韻腳是aaba，讀起來非常像唐詩絕句，但事實上是根源於英詩的律格！ 掌握了林徽因《山中》一詩的形式方面之特色後，讓我們來看一看此詩的內容方面之要點。《山中》一詩是一首描述秋日的悵惘與記憶為主題的抒情詩歌，全詩透過客觀的秋景與主觀的想念回憶去展開詩意。以下讓我們深入一步去探究這三小節詩歌的確切意旨。 詩的第一節描述詩歌主述人在孤寂的秋日裡，獨自漫步在山中，當前的秋景觸動了心靈深處的記憶，她竭力地渴望捕捉一點子想念，然而卻引發出人生的無力感與渺小感。詩歌首句揭示時間之急遽飛逝，原先還是夏天的一縷抑鬱熱情象徵的紫色山頭，一下子竟轉換成為秋日繞抱著整個山頭的處處紅葉。詩歌主述人讓秋陽把自己孤獨的身影投射在山前，像一個失去了魂魄的軀體，走過了小石橋，內心興起的是：這一條寂寞的路所指向的方向會是哪里？是山坳的另一面嗎？她的內心又興起了雲與泉水的投影關係，所以她似乎無法不讓自己去回憶、去想念，然而，“是腳步不能自己的走 —/走，邁向理想的山坳子/尋覓從未曾尋著的夢”，但是，“夢在哪里，你的一縷笑，/一句話，在雲浪中尋遍，/不知落到哪一處？流水已經/漸漸的清寒，載著落葉/穿過空的石橋，白欄杆，/叫人不忍再看，紅葉去年/同踏過的腳跡火一般。”（林詩《紅葉裡的信念》，寫在同一個秋天！）在這深秋裡，假如流水已經漸漸清寒，是不是終會乾涸？那麼，我們要問：如此的話，雲浪將會落到哪一處去投影？同樣地，在《山中》一詩裡，那“在深藍天裡鑲白銀色的光轉”的“高峰外的雲”，在這深秋裡，仍有可能尋覓著“泉水”嗎？是不是要親自去到泉水邊，親自目睹泉水徹底地乾涸了，才恍然大悟：現在已經是深秋了嗎？還用得著橋下的黃葉來提醒你夏天早已經過去了，現在已經是深秋了嗎？“才想起夏天”的詩句末加上一個感嘆號，是不是讓讀詩人更體切地感受到“人間的季候永遠不斷在轉變”（見林詩《時間》）？假如泉水已漸漸清寒甚至乾涸，那麼，雲與泉水是不是斷然地不再會有任何投影關係？這樣一來，是否即使想起了夏天也只不過就是一個惱人的記憶？落實下來，難道不就是只剩下在這深秋裡孤單的雲在高峰外在藍天裡空轉嗎？ 詩的第二段描述詩歌主述人孤獨地走在蜿蜒的山路上，誠然，山路的蜿蜒並不因人的孤獨而有所增加或減少，這正像北宋大詞人歐陽永叔在他的《玉樓春》裡所說的相同，“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人的苦惱悔恨是不是正因為你不能忘情？假如你不單止不能忘情，並且進而深深地愛著對方以至於達到了一種癡迷的程度，那麼，失去了對方，自然就會有當前的苦惱與悔恨，試問這又跟風月何干？當前的山路讓詩人林徽因感覺到特別地蜿蜒，事實上，是不是這不正因為雲徹底地失去了泉水，所以她徹底地失去了投影的目標而頓失方向感？失去了方向感的孤獨腳步不由自已地邁向著山坳走，這難道就是“理想的山坳子”？是不是走過了這個山坳子就能尋覓得到“從未曾尋覓著的夢”？（均見《紅葉的信念》）然而，山坳的另一面仍只是像畫一樣的短白牆房舍，一切都不一樣了，只有它仍畫在山坳另一面！夏日的山頭，處處綠葉滿樹的層翠，然而，這卻早已成為了記憶。早已為當前秋日的丹紅集葉所替代！同一個山頭，現在已被或深或淺的紅葉團團擁抱著，人生的無可奈何是不是正在於不能讓美好的時光永恆地停頓？在這深秋裡，綠葉滿樹的層翠已煙消雲散，剩下來的似乎只是詩歌主述人內心的不被人知、不被瞭解、如輕煙般的惆悵罷了。 詩的第三段繼續描述山中秋景。“山中斜長條青影”指的是夏日山林步道上松蘿、蔦蘿交相映照的青色光影，走在秋日山路上的孤單落寞的詩人林徽因卻驚覺現在松樹上、石壁間、這裡那裡的四面青蘿早已轉變成了紅蘿。元代詩人倪瓚《贈嶽松澗》詩上說：“林間蘿蔦交青影，石上菖蒲開紫茸。”這個迷人的夏日景致，如今安在哉？詩人李白所說的“青蘿拂我衣”，也早已成了記憶！像火焰般的百萬紅紅落葉正在山中的山石荊草邊尋找它們的落腳處。在這千變萬化的秋日裡，唯一不變的是：“當時黃月下共坐天真的青年人情話，相信那三兩句長短，星子般仍掛秋風裡不變。”然而可悲的是，這畢竟只永恆地停駐在遙遠的國度與遙遠的地方裡，而變成了詩人在這山中小路上追一點子想念的永恆記憶罷了！ 四、 假如“山中”真的像詩人徐志摩《山中》一詩所言的“有更深的靜”的話，那麼，是否在這更深的靜中就越能讓人觸發出創作詩歌的情思？但是，我們畢竟要追問，徐志摩詩中說的究竟是哪一座山的山中？1931年4月1日徐志摩寫《山中》一詩時究竟又是誰住在山中？依據客觀的資料顯示，《山中》一詩講的是北平的香山，而當時住在山中的人正是在香山山中療養的林徽因。徐志摩在1931年7月7日所寫的《你去》一詩連同這首詩一起寄給林徽因的信正坐實了這一點（注四），而林徽因在同一年6月所寫的《山中一個夏夜》同樣強烈地說明了這一點。我推斷，也許正因為徐志摩《山中》一詩可能寫得有一點“著”，詩中的時、地、人都幾乎讓人容易猜得出來，所以，林徽因的《山中一個夏夜》雖然已寫成，但不敢於當時馬上發表，大概是怕別人誤解他們用詩歌的方式談他們那種高來高去的愛情，所以一直壓著，直到兩年後的1933年6月才刊登。事實上，林徽因最早用“尺棰”筆名發表於1931年4月《詩刊》第二期的兩首詩，其中的《誰愛這不息的變幻》一詩詩末正注明“香山 四月十二日”，與徐志摩《山中》一詩之創作相隔只有十一天而已。林徽因在同年五月所寫的《激昂》與《一首桃花》這兩首詩，也明確地注明“五月香山”與“二十年五月香山”，甚至林徽因在1932年農曆七月半中元節所寫的“悼亡詩”- 《蓮燈》也清楚地注明“二十一年七月半香山”。我確信，林徽因於1931年第一階段所寫的九首詩全都是在北平香山養病時所寫的。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完全確定的是，徐志摩《山中》一詩中所說的“你”正是林徽因無疑，而《山中》的“山”當然就是北平的香山。 確定了以上兩點後，讓我們再來看看徐志摩《山中》一詩的真正要表達的深層意旨。首先，我們來看詩中的這個“靜”字，依英國浪漫派開山祖師詩人華茲華斯在《抒情歌謠集》第二版《序言》中的說法，他認為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並且，這些好詩都是“導源於寧靜中回憶所得來的情思。”（It takes its origin from emotion recollectied in tranquility. ）徐志摩《山中》一詩中所指的“靜”字正是華茲華斯所說的tranquility。是不是浪漫派詩人在創作詩歌時必須進入到當前的一片靜中？是不是當人進入當前的一片靜中便能通過回憶讓心靈的想像力將自然的景致消融鑄煉成主客合一的情思？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山中》一詩首先揭櫫出“靜”以及“更深的靜”，似乎正是提醒並且邀請在“山中”靜養的林徽因：“你應該進入這一片靜中了”，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你應該開始創作詩歌了。”徐志摩《山中》一詩的深層意旨除了這一點外，另外的一點深層意旨是，在當前的一片靜中，那渴望攀附著月色，去吹醒熟睡如醉的群松，要去山中浮動，要吹下一針新碧的那一陣清風，它的真正用意是什麼？也就是說，那要化作一陣清風的徐志摩，難道僅僅只是如詩中所說的那樣，要讓那一針新碧的松葉跌落在林徽因的窗前，如歎息般輕柔，唯恐驚醒她嗎？細心的讀者肯定已讀出詩歌主述人深藏於內心的刻骨思念以及其中無限的憐惜與愛意。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徐志摩這一首透過自然的景象與意象之描述的浪漫派抒情詩歌《山中》一詩，它所隱含著的深層意旨不外就是以下兩點：一、創作詩歌，二、落實愛情。這兩點不正好就是1921年四、五月間他們在劍橋拜倫潭前指水為誓的盟約中的兩點誓言嗎？（注五）1931年4月1日徐志摩寫這首詩的真正用意是不是就正好是用這兩點誓言再次提醒林徽因？徐志摩《山中》一詩發表在1931年四月三十日《詩刊》上，在同一個刊物上，林徽因初試啼聲也發表了兩首現代詩，《那一晚》是其中的一首。在這首詩裡，林徽因針對他們當年的兩點誓言，她如此回應說：“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頂層，/蜜一般釀出那記憶的滋潤。/那一天我要跨上帶羽翼的箭，/望著你花園裡射一個滿弦。/那一天你要聽到鳥般的歌唱，/那便是我靜侯著你的讚賞。/那一天你要看到凌亂的花影，/那便是我私闖入當年的邊境！”意義可說明白不過，我答應過的從事浪漫派“詩歌創作”，我一定會戮力以赴，至於“落實愛情”這一點，很抱歉，我已不是當年十六、七歲的林徽因了，我能做到的只能是“私闖入當年的邊境”而已。也就是說，我不會再往前跨進一步的。這等於婉拒了徐志摩向她展示的無限憐惜與愛意，而詩中的“當年的邊境”，就極堪玩味！ 依照上面的分析，可以見出，1930年秋，徐志摩將在東北瀋陽感染了肺結核病的林徽因接回北平療養恐怕即已開始遊說林徽因從事浪漫派新詩創作，林徽因也終於答應了，在翌年的四月己開始發表了她的作品。透過對《那一晚》最後一段的表達，足以清楚窺見，在1930年秋冬至1931年春這段時間裡，徐志摩恐怕不止一次舊事重提，所以才有《那一晚》的明確回應。徐志摩《山中》一詩，只不過是透過詩的方式婉轉地舊事重提罷了。事實上，徐志摩在193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寫的長詩《愛的靈感》、1931年四月一日的《山中》、七月七日的《你去》以及逝世前一個多月所發表的《雲遊》，這一系列的詩歌，其實都在剖析他自己對林徽因那永不會改變的愛意。遺憾的是，現實世界裡的林徽因是根本無法接受他的深情的。她在1931年九月發表在《新月詩選》中的《深夜裡聽到樂聲》一詩表達得更為明確，她說：“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樣，/太薄弱/是人們的美麗的想像。/除非在夢裡有這麼一天，/你和我/同來攀動那根希望的弦。”畢竟現實世界就是現實世界，而不會是“夢”，那麼，在現實世界裡根本就不會出現“有這麼一天”豈非明確無疑？ 林徽因這一堅決的心意直至徐志摩在1931年11月19日飛機意外遇難後兩個半月仍未曾動搖過，這可以從她在1932年正月一日寄給胡適之先生的信裡窺見，她說：“這幾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著，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實上太不可能。也許那就是我不夠愛他的緣故，也就是我愛我現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確證。志摩也承認過這話。”“愛他”，但“不夠愛他”，也就是說，她對徐志摩的感情再也無法回到1921年他們在英國初戀時那種無間的靈質程度，她愛她的家在這一切之上！但是，1932年夏天，當林徽因寫出《別丟掉》一詩後，她重新面對了徐志摩的誠摯真情，她發現自己內心深處原來也從沒有改變過一直深深地愛著徐志摩，只是在現實世界裡的她一直不曾真正去面對過罷了！於是，她感覺孤獨、內疚、自責、傷心與絕望，這在她中後期的詩歌中重重複複地展現出來。她竟完全不能接受怎麼好好的一個生龍活虎的人竟然自此便從她所生活著的現實世界裡永遠地消失掉。正因為徐志摩是為了出席她在協和小禮堂關於中國古建築的公開演講，所以才不幸意外遇難，這讓她更內疚自責，甚至認為導致徐志摩一生悲劇結局正是她一手造成的。因此，從徐志摩去世後，她根本就已失去了詩歌創作的意願，直到她重新定位她的詩歌以回憶徐志摩的種種為主軸，才又真正尋找回已失去的一切，這個詩歌的基調於1933年年歲終她寫出《憶》一詩而徹底確立，並且也是林徽因詩歌從前期進入中期的一個重要分界點。 林徽因《山中》一詩正是在這個相同的基調下完成。詩裡的深層意義是懷想遠逝的人，這個人就是五年前去世的徐志摩！全詩通過“秋天”去凸顯“夏天”，事實上，詩中的“夏天”講的是1931年夏天。林徽因之所以會成為詩人，正是徐志摩的不斷邀約（1930年冬天與1931年春天），以及1931年夏天徐志摩衷誠的啟迪、鼓勵與摯愛的關係。林徽因在1932年農曆新年寄給胡適之先生的信裡便充分地證明這一點，她說：“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 對於我，我難過極了。”“秋天”之所以會讓林徽因特別感傷，無非就是因為徐志摩逝世於1931年11月19日深秋。她在1933年11月上旬寫給沈從文先生的信上說：“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聽聽風知道楓葉又凋零得不堪，只想哭。”當然，假如徐志摩不是在1931年深秋意外死亡的話，秋天，也只不過就像林徽因《時間》一詩所說的“人間的季候永遠在轉變”中的四季之一罷了，何來如此多的感傷？1936年秋天，林徽因在寫她的《山中》一詩時，徐志摩已離她遠逝整整五年了。那一個對她的文學生命產生極大變化的1931年夏天，畢竟早已成為她惆悵的記憶，現在能做的只不過是“渺小的追一點子想念”而已。至於《山中》這一首詩最為奧妙之處則在於全詩通過兩層對比，再經由想像力與記憶，跨越時間與空間逼向最深的詩意。這兩層對比，首先是秋天與夏天的對比，然後是“一個人孤獨”與“當時黃月下共坐天真的青年人”的對比。而所謂的最深的詩意，就是詩中寄意最深之處-“當時黃月下共坐天真青年人情話，相信/那三兩句長短，星子般仍掛秋風裡不變。”“當時黃月下”指的是1921年在英國的四、五月春天，“那三兩句短長”的“情話”除了是“我愛你，愛你”之外，還可能是什麼？全詩最終要表達的正是一切都可以改變，但是，當初對愛情的誓言仍像星星般明亮懸掛在秋風裡不變。自徐志摩逝世後，她首度如此堅定地將內心深處的話說出來！1932年正月一日林徽因給胡適之先生的信上仍說“不夠愛他”，但是，到了1932年夏天寫《別丟掉》時已然轉變，“你問黑夜要回/那一句話-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著/有那回音！”發展到1933年年歲終所寫的《憶》就更清楚說出：“是你在笑，仰臉望，/多少勇敢話那天，你我/全說了，-像張風箏/向藍穹，憑一線力量。”“那天”究竟是哪一天？在哪里？什麼時候？“勇敢話”又是什麼意思？你我兩個人全都說了些什麼“勇敢話”？這豈不是仍像《別丟掉》中的“回音”與“徽音”修辭學的“雙關”同樣模糊？但是，到了1936年秋天所寫的《山中》一詩可說是明白不過地承認他們當時共坐黃月下確曾彼此許下誓言。這在年青時共許下的誓言將永不會改變，這便是林徽因在1932年夏天真正面對了徐志摩對她的誠摯愛情之後，步步發展到1936年秋天，她自己重新面對自己對徐志摩的感情原來也同樣誠摯深刻，《山中》一詩詩末的那兩個詩行正是發自她內心的肺腑之言，她自信她並沒有愧對真情！ 五、 假如創作浪漫派詩歌與落實跟林徽因的愛情是詩人徐志摩短短三十五年所追尋的人生之夢的話，那麼，他在1931年11月19日飛機意外逝世，可說是帶著永不能實現的夢而抱恨以終的。從1921年10月林徽因自英返國起，一直到1931年11月19日止，在感情的世界裡，徐志摩只算是一個失敗者、一個受傷者，他在1928年3月所寫的《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與同年的11月所寫的《再別康橋》，都或顯或隱地指責林徽因欺騙了他的感情而讓他痛不欲生。假如我在《徐志摩〈再別康橋〉試釋》一文中的分析所指出徐林二人在英國劍橋拜倫潭前的誓言與夢想為：一、創作詩歌，二、落實愛情這兩點是確然無疑的話，那麼，從創作詩歌這一面言，他們都實踐了他們的誓言、實現了他們的夢想。但是，從落實愛情這一面言，他們在英國的初戀故事最後卻是以悲劇告終。當然，這並不完全因為任何“誤會”而導致他們分手的，事實上，他們的愛情最終不能落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徐志摩在認識林徽因之前早已結婚生子這一歷史事實！即使徐志摩已跟張幼儀離了婚，假如林徽因最後真的嫁了徐志摩，卻也無法改變林徽因成為徐的“繼室”這一事實。悲傷的正是，林徽因的生母正是“繼室”的身份，並且一直跟林徽因的三娘與弟妹們都處不來！這些都是徐林詩作中所提到的“累贅”。（注六）要與這些“歷史的累贅”切割，年青的林徽因只能選擇離開徐志摩，這就是徐志摩為什麼會在感情世界成為一個失敗者、一個受傷者的主要原因。 假如我們從純情的角度去探究，徐志摩《山中》一詩可說是仍秉承著他對林徽因在英國初戀時不渝的摯愛而發為詩歌的，並且，一直到他逝世前一個多月所發表的《雲遊》一詩，都可說始終未曾改變過，這真是至死不渝的真情！相對去看，林徽因就似乎有一點“絕情”的味道了。然而，這僅僅是表面如此而已！林徽因要等到徐志摩去世整整半年多後，她才真正嚴肅地面對自己對徐志摩的感情，如上一節所述，當她寫出《別丟掉》一詩，她深切地知悉，自己並不能忘情於當初與徐志摩的初戀！1933年她寫出《憶》一詩，除了將自己的詩歌基調確定為通過記憶去思念徐志摩外，她比《別丟掉》詩中“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著/有那回音！”更進而表達了當年他們在英國確然無疑地是兩情相悅的-“是你在笑，仰臉望，/多少勇敢話，那天，你我/全說了”。到了1936年秋天寫《山中》一詩時，林徽因已非常自信地認為當初她對徐志摩的愛，決不因時間的推移、季節的轉變而會有任何改變的，她說：“當時黃月下共坐天真的青年人情話，相信/那三兩句長短，星子般仍掛秋風裡不變。”同樣是秋天，林徽因在徐志摩逝世十六年後寫出了《給秋天》一詩，這真是一首悲傷戀曲！在這首詩中，“秋天”已成為了徐志摩的的代稱（注七），林徽因在詩中坦白承認自己與“秋天”相戀，並且她說自己“可是我愛得多麼瘋狂”，這種與逝去整整十六年的人之畸戀，除了在詩歌的想像世界中有其真實意義外，我想，詩歌主述人想要表達的無非就是：“我一直深深地、瘋狂地愛著你，我從來也未曾改變過！”這首“戀曲1947”，讀之讓人無限悲傷！林徽因常常在當前的一片靜中，通過回憶、想像，進入到一個純然的詩歌世界中，在她的詩歌世界中，與她覿面相遇的似乎就僅僅只有一個人，那一個人就是徐志摩！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抒情歌手Jim Croce在他的名曲Ill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裡說：“Cause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我想，1931年11月19日之後，林徽因已經不可能告訴徐志摩她內心深處要說的話，她只能在詩歌裡告訴他，她仍深深地愛著他！（注八） 我常想，假如徐志摩在1922年年底從英國返國能成功地說服林徽因一起到英國劍橋大學進修的話，那麼，中國的浪漫派詩歌肯定會有一完全不同的風貌。我也常這樣想，假如徐志摩與林徽因他們於1921年四、五月春天在英國所許下的兩點誓言-一、創作詩歌，二、落實愛情-能如實地充分實現的話，那麼，徐志摩會寫得出像《偶然》、《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再別康橋》、《山中》、《雲遊》等深刻感人的好詩嗎？我也曾經這樣設想過，假如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並沒有發生飛機意外而還好好地活著的話，那麼，從林徽因前期的九首詩所展現的風格去看，她會寫得出像她中期的《記憶》、《無題》、《藤花前》以及後期的《給秋天》、《展緩》等這麼深刻感人的好詩嗎？當然，我的設想完全只是一個假然性的問題，根本就不可能會有真正的答案的。可是，常讓我異常困惑的是，為什麼真正的詩人，尤其是中國的詩人都擅長寫失意、孤獨、悲傷、甚至絕望？是不是一個真正的詩人必須親自經歷過幾許不幸的傷心事，他或她才可能從所謂的世俗的歡樂人生中走出來去歌詠人生的殘缺？假如我們認為，人生在世，不管自覺或不自覺，都是以追求幸福（不管幸福如何定義）作為人存在的終極價值的話，那麼，在中國的真正的詩人真是何其的不幸！從屈原算起，下遞漢末的曹子建、東晉的陶淵明、唐代的李太白、杜工部、李義山、五代的李後主、以至宋代的蘇東坡、秦少游、晏小山、李清照等，他們之中有哪一個算得上擁有幸福的人生？現代中國浪漫派的徐志摩與林徽因又何嘗例外？假如我們從中國文學把以上那些詩人的作品抽離出來，那麼，中國文學即使不一定因此而變得貧乏，但難道不大為失色嗎？他們似乎都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文學之光、中華民族之幸。然而，吊詭的是，中國文學之光、中華民族之幸難道不就是建築在他們的不幸的人生之上嗎？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作為一個追求幸福的詩人來說，當他或她去面對自己的不幸的人生，是不是就特別容易興起“人生如夢”的哀歎？是不是詩人的真實生命本身就是跟常人相異而特別容易脫離現實去編織夢與歌？但是，一個在現實上看上去似乎是活得非常幸福的人，假如他或她活到了無夢也無歌的地步，試想想這樣所謂的幸福的人生究竟又有什麼真實的意義可言？徐志摩在他的名詩《再別康橋》中表達了他要“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去“尋夢”- 尋那個“彩虹似的夢”，他曾再尋到過嗎？1928年3月當徐志摩獲悉林徽因即將與梁思成在加拿大結婚這一消息，他寫下了《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這一首異常悲傷的詩，在這首詩裡，他一直重複著“我是在夢中”，是不是這意味著他不願意從夢中醒過來？這個彩虹似的夢，當他在1928年初秋重訪劍橋拜倫潭時，它早已被揉碎在浮藻間且沉澱在拜倫潭潭底，儘管它依然像彩虹似的絢麗迷人。徐志摩仍想“尋夢”，讓這個夢充盡地實現，但是，在他逝世五年後，也就是1936年秋天，林徽因在她最好的一首秋詩《紅葉裡的信念》已明確地說出，徐志摩“尋覓從未曾尋著的夢”，也就是說，這個彩虹似的夢，徐志摩畢竟再也未曾尋獲過！記得郭象在注解《莊子‧大宗師》“真人不夢”中說過“至人無夢”，是不是這樣的一個“至人”就跟莊子在《齊物論》中所說的“旦暮遇之”的“聖人”完全一致的呢？假如是的話，那麼，一個能深切洞悉“丘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女，同汝，“你”的意思）的人，是否就是一位能經由不自覺臻至自覺、進而經由自覺臻至超自覺的人？這樣的一個人，是否就是能實踐地徹悟“大夢即大覺”的聖人、神人、真人、至人？由道家莊子所揭示的此一人生境界去對照上述的中國詩人所言的“人生如夢”，恐怕他們仍停留在不自覺與自覺之間而已！這些詩人中，也許徐志摩可算是最為“癡傻”的一位，他不但不願意承認夢早已破碎這一客觀事實，而且心甘情願地永遠活在“夢中”！事實上，林徽因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試想想，在真實的世界裡，誰又會去跟一個逝世了十六年的人相戀？這難道不是另一種“癡傻”嗎？以此去跟莊子所說的真人、至人相比，相去又奚啻霄壤？可是，我們畢竟要問，在這具體的有情現實世界裡，真正存在著這樣的一位真人、至人嗎？假如是的話，那麼，那又會是誰？ 廖鍾慶寫於瑞典，時維2010年4月1日詩人林徽因女士逝世紀念日 注釋： 注一：參讀Samuel T. Coleridge的Biographia Literaria一書，裡面對Imagination有非常深入的探討。又參閱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by William K. Wimsatt Jr. and Cleanth Brooks，Univ. of Chicago 1983（原著寫成於1957年），Part III，Chapter 18， Imagination：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注二：請參閱梁從誡先生《倏忽人間四月天 – 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一文，《林徽音文集》，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2000，第一版。 注三：可參讀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的Poems and Ballads詩集中的Laus Veneris 一詩，以下節選最前的三小節： Asleep or waking is it? for her neck, But though my lips shut sucking on the place, Lo, this is she that was the worlds delight; 注五：請參閱拙文《徐志摩〈再別康橋〉試釋》一文第二節。 注六：參讀徐志摩詩《火車擒住軌》、《愛的靈感》與林徽因詩《前後》。 注七：請參閱拙文《談林徽因的〈秋天，這秋天〉與〈給秋天〉二詩》第四節。 注八：《小腳與西服》一書記述了文學史上珍貴的一段往事，張幼儀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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