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主張引發台大教授張亞中．黃光國．以及佛光大學謝大寧等人《六問聯合報》的系列反駁。他們認為：西德以“國家核心理論”做為追求國家統一的基礎，所谓“国家核心理论”是指：1949年的西德与分裂前的“整个德国”为“同一”（identity），只是其治权仅及于现有的邦。為貫徹此一憲法理念，西德在基本法上建立兩個基石。1. 延用原有1913年的国籍法。西德基本法第116条表示坚持只有一个统一德意志国籍的立场，并未藉基本法创造出西德国民的国籍。2. 加入条款。在基本法第23条中，明定西德的有效治理范围包括当时的12个邦（这12个邦是核心），但是也保留了“德国其他部分加入联邦时，应适用之”，即尔后东德各邦可以自由选择加入西德。這種追求統一的法政設計，以及堅定信念，終於在萬般艱難的情況下實現了德國之統一，這是值得兩岸中國人深思的。  三位學者進一步提出“两岸统合共建新中国”的主張，就是在整個中國的立場上推動兩岸共同體。以“一中三憲”．“一中同表”的方式，追尋統一的未來。[註]

以上兩種觀點放在一起比較，我們可以看出，聯合報是現實主義，面對台獨意識已經成為台灣主流意識的現況，他們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維持現狀為基礎，以求現狀的實體化．長久化。而張亞中等人則屬於理想主義，在不否定現實困難的條件下，想方設法，尋找國家統一的合理道路。其主張令人耳目一新，相當突出，但他們只是依據台灣的現實情況，以及心態立場提出的論說，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大陸主流民意的認可，還是很大的懸念。

自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已經走過22個年頭，雖然中國大陸始終高調的呼喚統一，雖然兩岸交流越來越多，越來越密切，但是台獨的情緒與主張卻未見削弱，反而奪取意識形態的制高點，成了台灣朝野共識，成了政治正確與否的判定標準，這其中的弔詭就很值得思考。

以筆者個人思考的角度看，改革開放之初，大陸面臨經濟體制轉軌的戰略調整，百廢待舉，實在沒有能力執行統一之國策，所以說得多做得少。成立“台灣事務辦公室”，也只是應急性專責處理對台事務。意識上仍擺脫不了敵我意識，或者理所當然的以中央處理地方的心態對待台灣。雖然宣稱“血濃於水”．宣稱“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但政策上始終不能體現，“血濃於水”的“一個中國”。“台商”屬於外商，“台灣人”屬於外國人，這種區別對待，內外有別，當初也許是必要的權宜之計，但行之既久，卻成了一種路徑依賴，成了意識形態上的政治正確。這種心態．意識與政策上的區別對待，雖然自認並無惡意，但卻非常有力的昭告天下，你是你，我是我，我們現在不是一家人，我們的未來也必會是一家人。既然不是一家人，“統一”只是裝點門面，羌無實際的口號而已，台灣人當然也不是笨蛋，也就心知肚明的，講講統一的門面話，做做各求其利的生意經。所以“統一”盡管叫，生意盡管做，兩岸的心理距離卻始終無法拉近。

北京政府如果覺得這樣的政策很適當，這樣的情勢很滿足，那麼，自無需其他人來說三道四。假如北京政府真的想統一，真的願意有所調整，那麼，我做為在大陸生活的台灣人，倒不妨略說個人觀點以供參考：

1.     北京政府必須調整心態。中國統一是中國是否真正崛起的試金石，兩岸的分裂始終成為帝國主義制約中國的有力工具，中國要揚眉吐氣，要大國崛起，就不能無所做為的讓分裂長期化．固定化。以往因為經濟建設為中心，將統一問題置於邊緣位置，今後必須做出有力的戰略調整，將國家統一問題，移轉成為國家核心戰略之一。因為北京政府事實上已經是中央政府，是中國統一大業的主導力量，因此在心態上特別應該扭轉黨派性的私利私見，應該扭轉國共鬥爭的冷戰心態，應該要有天下共主的立場與氣度，視天下人為赤子，視台灣人民為自己的人民，赤誠相待，同舟共濟。台灣人心也是肉長的，不會不感念大陸的真誠與德愛。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兩岸如果真的形成兄弟之情與兄弟之心，統一大業那有不成功的麼！

2.     中國和平統一之願景規劃。如果統一問題成為國家戰略目標之一，就不能頭痛醫頭的放任自流，也不能再蕭規曹隨，延用30年來的邊緣策略，必須通過廣泛交流，深入研究，拿出一整套戰略規劃出來。對於兩岸現況及國際情勢，做出有力的判定。對於國家統一的政略．目標．原則．方法．策略，做出指向性的規劃。其基本內容甚至可以昭告天下，讓天下人共議．共知．共信．共守，以大中至正的氣魄，凝聚天下的人心與智慧，為中國的統一及復興，做出無可撼動的拼搏！

3.     建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做為研擬“統一規劃”，執行國家統一政略的最高專責機構。除將“台灣事務辦公室”劃歸其下之外，其他對台宣傳．對台經貿．對台政策．對台人心攏絡，對台政略．戰略，都統一由其負總責。以求策略靈活，行動有力，高屋建瓴，統觀全局的推動統一工作。

4.     兩岸共建中國。缺乏海島中國的大陸不是完整的中國，在宣傳與言說上，應該時刻注意這一點，不要自我麻醉式的以為建國建政都已完成，海島中國無關大局，可有可無。也不可認為國家統一只是一黨一派之私事，由一黨一派說了算。應該體認到，中國統一是中華民族的無上命令，不容任何懈怠。既然和平統一是最合理的選擇，那就必須重視兩岸共同的合意，必須盡可能理解與尊重台灣的主體意志，必須盡可能調動及擴大台灣傾統的力量，不可予智自雄，不可有單幹意識，不可有衙門官僚心態，應該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共建統一的中國。

5.     建立共同的認同感，調整危害統一的舊政策。和平統一的核心在建設共同的統一意志，在泯除差異，擴大認同。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其一：解除正體字的禁令。除政府部門繼續使用簡體字外，聽任民間自由使用正簡兩種字體。正體字既是二千年文化中國的核心標誌，又是台灣朝野的基本認同，為了國家統一，根本就不應該歧視正體字。再說在文字學上．在文化傳承上，簡體字問題太多，實在也無法取代正體字。老實說，堅持改變中國固有文字，根本是一個錯誤心態所造成的錯誤政策，現在應該有所調整。最好的做法就是承認海島中國．文化中國所固有的字體，是中國合法文字。承認與接受台灣法定字體的使用地位，也是兩岸共建中國之必要。其二，拉攏台灣人心，大陸現在財大氣粗，卻對拉攏台灣人心欠缺興趣，這是很奇怪的。雖然在對台採購及經貿上確實對台讓利，但這只是一種買賣關係，其實很難有明顯的拉攏作用。建議更明確而廣泛的拉攏個人。比如大陸的地方職位很多，為什麼不任用一些台灣的相關人員呢？再比如大陸的文教體系也是非常龐大，為什麼不擴大吸收台灣學者前來任職呢？反而小雞肚腸似的，給台灣人心一個負面教訓。一個台灣納米專家程曜教授任職清華大學，卻因為簽證爭議，限令其離境，這是很令人遺憾的。[註2]。其三．建立共同的文化歷史觀。文化歷史是中國人精神皈依的家園，是中國五千年道統之所繫，其詮釋與信持，自有天心民意共同的信持與長久的歸趨，斷不可用一黨一時的階級觀點，加以顛覆與否定。以往在階級鬥爭政策指導下，任意破壞，這是非常錯誤的作法，現在應該積極改正，大力補救。這可以有一些辦法，比如政府加大對儒學的支持力度，吸引兩岸文化精英共同投入文化復興，文化建設的大流中，大陸政府做為儒學的護法，必將吸引海內外中國人的認同。另外可以建立〔中國歷史研究院〕，邀請海內外適當人士，共同研究及討論，逐步確立國家歷史基本論述，以凝聚天下共識。這比夏商周斷代工程更為根本，更為必要。北京政府如果真心追求統一，那麼現在就應該逐步弱化一黨一派之歷史詮釋，尋找一個兩岸主流民意的歷史共信。其四．國共鬥爭是不幸的內戰，是敵意與分裂的核心，應該盡可能的淡化．超越，建設兩岸．兩黨新的關係與新的想像。當前兩岸已經走向新的關係，可是電視台仍然樂此不疲的一播再播國共鬥爭的片子，繼續醜化及敵視國民黨，這既是時空的倒錯，也是冷戰心態的不肯放下，顯得很不適宜，應該趕緊停播。其五．應該效法西德基本法，盡可能視台灣人為同胞，盡可能給予國民待遇，盡可能調整視為外國人的簽證與居留待遇，以符應“血濃於水”．“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策宣示。

6.     恩威並濟。易經有陰陽同在，乾坤並建之哲理，中國的統一政策也應如此，對於長久主張統一，為統一事業盡心盡力的人物，應該設立獎勵措施，給予公開而真誠的獎勵，以鼓舞更多人投入。對台獨死硬派，對勾結外國分裂中國的人物，應該有打擊措施，甚至應該進行司法控告，發佈逮捕令，以收威嚇之效。

◎結語

儒學思想一向推崇大一統，中國的歷史文化也一直相信國家統一是天命人心之所鍾，以中華民族的歷史戒命，用天人共愛的心靈力量來推動國家統一大業，應該是無堅不摧，必定成功的。只是這些年來，北京政府的促統措施很不得力，我做為台灣統派人士，的確深感失望，現在不過借〔全國台灣研究會〕徵求論文之機，說說心理話，可乎不可乎？聊供關心統一的朋友參考而已！

孔子2561年5月12日[10] 皮介行 寫於 光文講堂．莫干山

◎   [註1]: 依據張亞中等人的說明，“一中同表”即“一中三宪”。因為北京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台北堅持“憲政地位平等”．“主體性”。為找到雙方交集，以建立雙方長期和平發展的基石，可以在兩岸都是一中憲法的現實上，特別突出“一中”，將“一中”逐步實體化，处理的第一步，就是在两岸未来签订的“和平协定”中明确约束双方对“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做出条文式的保证。

[註2]: 據２月５日【聯合報】報導“任教於北京清華大學的台灣學者程曜，日前因簽證逾期到北京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辦理延簽時，被境管局人員指責態度不好，當場被以「妨害公務」罪名扣留近一日，公安局並勒令他在一個月內離境。”．“清華當局也已要求程曜必須認錯、道歉，否則難再續聘”。在美國之音對程曜的採訪中，程曜說他人身自由受到傷害，公安的訊問筆錄任意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