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主要生活工作於浙江，年代是民國７年到民國３８年，受的教育是私 塾．小學及警官訓練，階級屬性應該是無產階級，無地．無房．無廠．無資金。在大陸主要的身分就是國民黨警官及小販。到台灣的身分先是記者．發行人，後來淪落為街頭小販及三輪車夫。父親喜歡讀書，但受正規教育的時間不多，也缺乏現代的閱讀訓練，他喜歡讀古書，比較受到古書影響，主要特質是邏輯性不強．分析能力不高，比較是一種感性思考，從自我感覺出發，先有結論後找理由。另一種特質就是國家情懷比較強，總覺得中國受外國的欺壓不可忍受，必須強國，必須反抗外國的壓迫。

父親受到五四思想很大影響，也受到無產運動的影響，堅持無神論，窮人要翻身，國家要強大，籠統說來與毛氏的宣傳很般配，為此他強烈認同毛氏及其政策，經常在家裡宣揚毛氏論說….。

父親在台灣當然經歷許多事，許多是我不知道的，這裡只談點我知道的:

1.某次，時間約在民國５０年左右，那年代查戶口是在半夜１２點以後進行。某天深夜１－２點間，兩個警察來查戶口，一為當地派出所，另一為外地派來。碰．．碰．．碰敲門。白天勞累一天，夜裡正好眠的父親被吵醒，滿臉不悅的取戶口本與身分證明待查，那時點的是煤油燈，外地警察看了父親的怒氣，似乎很不以為然，看了身分證後他說：“你這身分證是假的！”

正在火氣上的父親，立刻找到發洩口：“你說是假的嗎？那我們立刻去法院！到法院之後你不要改口，不要賴！”這一招給警察震住了，當地的警察立即把外地的拉到門外講悄悄話，可能是說這傢伙當過警官下來，不好惹…。不久，警察進來立即道歉“皮先生！對不起！燈火暗，看錯了！”

2.大約是民國５６年，父親在台北市擺地攤賣衣服，被警取締，大約與警爭論一番，被送到台北市第四分局。該巡官先進去通報，父親在門外聽到內部值日警察說，“這樣的小事情你們派出所處理就好了啊！”，該巡官說“不行啊！這是個刁民！”。於是叫父親進去，要罰新台幣９０元，父親沒錢罰，就得坐牢三天來抵。父親同意照辦，那警察卻想出更好的辦法。他說：“既然一時繳不出９０元，那讓你分期付款怎麼樣？”，於是父親簽字走人，回家後提起訴願，由上級部門查核此案，後來還是要罰９０元。父親還是繳不出，但要求雨天去坐牢，晴天要做生意，不能坐牢。警察都同意了，可是父親一直拖著不去，後來警察局來文相催，父親去信表示本案已超過３個月，不能再追訴，於是了結。

3.父親因為擺地攤．拉三輪車，經常與警察有磨擦，所以經常告警察。另外他喜歡與一些退伍軍人在村口巷弄聊天，聊天中總難免罵蔣介石，這樣累積的“罪行”多了。大約民國５２年間，被派出所移送到調查局〔或者警總〕，移送時警察說“送你到火燒島，反攻大陸再放回來”。經過三天三夜疲勞審問，主要取向就是父親早年在台中有個報社同事王恩松，後來查出是匪諜被槍斃了。現在他們就是要設法將父親與王恩松搭上關係，以便判刑。雖然特務的主觀願望是如此，但卻也沒有亂攀污，通過軍法審判，得到不起訴處分。

4.大約是民國５８－６０年間，家裡的房子因為積欠房屋稅，被移送法院，房屋被查封．傢俱被查封，鬧騰了一番。父親到處陳情上告，去信罵財政部長．地方法院院長，說他們巧取豪奪。其中也找了三重稅捐分處的周雲程主任，周主任是江西人，倒頗有儒者的悲憫情懷，他跟父親講，基於老兄的困難，房子也小，以後的房屋稅就給你免除，但是以前積欠的你得設法解決，或找上級處理，他做為一個小小主任沒有免除的權限。另外他問府上有沒有十多歲的女孩？父親說女孩還太小，男孩倒有一個。周主任說，那也可以，安排做個臨時員吧！就這樣我進入三重稅捐分處工作三年，擔任周主任身邊的小弟，為他做打掃．端茶．跑腿．送公文的工作。

不論有關人員說國民黨怎麼壞，但是依我們在台灣底層生活多年的經驗，與大陸相比國民黨的官員，人性人倫人道情懷都比較強，願意同情人，會盡量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人。但是大陸官員卻不是如此，悲憫與同情心特別缺乏，總喜歡欺侮人看人笑話，對上級畏懼順從，對下級狐假虎威，氣燄囂張。

Ａ．大約１９９２年冬一個黃昏，我與幾位台商朋友在廣東虎門龍眼廠區附近散步，看到許多人在小河邊圍觀紙箱裡被丟棄的嬰兒，這樣人命關天的事卻沒人管，也真怪，於是我們到派出所報案，誰知接案的人竟說：是不是你們的，不然怎麼這樣熱心？如果有同情心就抱回去吧！那時我們都剛來此工作，實在無能力沾染此事，只好退避三舍的回來。第二天再去看，棄嬰還在，只是身上多了許多紅點，想系晚間蚊虫叮咬。第三天還在，第四天不在了！可能死了！真遺憾這麼一條生命！

Ｂ．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底，我在北京前門，國務院上訪接待站附近探訪上訪者，看他們破爛得有如乞丐，看他們手寫冤屈材料到處送。看他們到飯店討剩飯，回來用鐵罐磚頭弄火燒過。天冷看他們喝白酒取暖。晚間他們買短程票進火車站避寒….。我當時不理解，以北京的權威及力量，為什麼不能處理他們的冤屈，以致常年流落在北京？後來知道毛氏以仇恨為出發點 ，無法無天幹了多年，所累積下來的冤假錯案如山如海，實在無能力處理地方村裡說不清，數不完的冤屈。以後改革開放的各種拆遷徵地繼續製造冤屈，上訪從來沒停過，各地還派截訪者長駐北京，對上訪者拳打腳踢，私自關押，送回原地繼續整。反正地方多的是土皇帝，一手遮天，整你沒商量….。問題是老百姓受了冤屈，連個講話出怨氣的方都沒有，你還讓不讓人活命呢？

Ｃ．大約1993年，那時有規定，員工宿舍不可與生產車間在一起，於是我們就租用虎門龍眼管理區蓋的房子做為宿舍。大約5月間的某一個晚上8點左右，我在廠裡看電視，員工跑來找我，說兩位員工被自保會捉去打，要我趕緊去救。員工說他們在宿舍玩水，不小心把水潑出窗外，灑到一位老頭身上，這老頭是宿舍門衛，就上樓來捉人，把兩位員工銬在門衛鐵欄杆上，用啤酒瓶打手，如此還不解恨，再把兩員工拉到自保會。自保會其實就是鎮政府與派出所聯合組建的非法組織，羅致地方爛仔，做為地方黑手套，幹一些鎮政府與派出所不方便幹的事，後來的孫志剛就死在這些人手上。自保會就是不講法也不講理的暴力組織，一進去就是毒打，打得哀哀叫，外面都聽到。我進到辦公室要求保人，他們說澆水是很嚴重的事，我說我讓你們澆，你們放人！他們仍然拒絕。在交涉中，員工來了二十多人聚在門口，不放人我們就不走。我們這二十多人是有男有女的，自保會仍然依照其不講道理的暴力思維，叫來三十多個大男人，來打我們。我們只好四散奔逃，有三個男子追我，我甩掉拖鞋，赤腳狂奔到廠裡，打電話到虎門分局告狀，他們說不接受直接報案，你找派出所，派出所處理不了自然會找分局。你想，自保會與派出所是一伙的，找派出所豈不是自討苦吃？正徬徨間，看他們開來一輛吉普車，跟著一輛卡車，卡車上載有十多位全副武裝帶鋼盔長槍的武警，無奈何我就坐在工廠門口地上，看他們如何？他們把我團團圍起來，把我的頭推過來推過去，之後自保會主任說了一句話:　”你要不是台灣人，現在就逮捕你！”　，然後他們走了！隨後我清點人員，又有四人被捉。隔天由當地台商出面疏通，六位員工被放出來，身上都傷痕累累，公司還得出錢送醫院，還得給他們休養時間。

Ｄ．大約1999年某一天，我從海南乘大巴回廣州，大巴是過路車，我招手問有沒有座位，售票員說有，上車後竟沒有，但他說不久有人下車。車到海口渡輪碼頭，因風浪大輪渡不開，大家都只能等著。之後一位女乘客堅持要退票下車，爭了一陣，售票員想出一個投機的辦法，不退錢，但寫張紙給她，下次再乘本車時，抵扣一次車費。女士拿紙下車走人，我就過去坐，售票員竟很凶的說，這位不歸你，你不能坐！我想沒有辦法只能出示台胞證找公安，公安上車先拔車鑰匙，然後告訴車上這位歸我。沒想到公安走後，售票員竟惡狠狠的說: “你找公安，你囂張啊！到廣東我找人斷你手腳，看你囂張！”，一個人在他車上，只能不吭氣。但心想天下那有這樣的事，如此小事就要斷人手腳！

近年來大陸一再提倡“和諧社會”，希望通過友好互助，建設一個和諧而溫暖的人間，這立意可謂十分良好，可是前３０年的階級仇恨，以及鬥爭掛帥的暴力思維，其思想及行為慣性一時還難以消除，而且“和諧社會”的口號缺乏實質內函，僅僅所謂八榮八恥，遠遠不足以感動人引導人。真正能強化“和諧社會”，挺立“和諧社會”的精神資糧，正是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可是政府對於傳統文化的提倡總不夠熱心，若即若離，猶抱琵琶，天安門廣場邊的孔子像才及百日就匆匆移走。現在很多地方還逆向行駛大唱紅歌，做為懷舊，做為個人的情懷愛好，都還無傷。但是，以政府力量組織就很不好，大家知道紅歌是革命年代的產物，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其實就是殺人放火。紅歌的背後代表血與火的鬥爭，代表著鎮壓與專政，代表著人民公社的瘋狂．毛氏的獨裁…。如果唱紅歌的意思是要恢復這樣的革命鬥爭，恢復這樣的仇恨與瘋狂，顯然與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的理念存在嚴重衝突，不但不足以增加社會的和諧與安定，更將適得其反，增加社會的不安份精神。我真不明白，難道中華民族的文明真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要追求和諧與文明，除了紅歌竟拿不出像樣東西麼？

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創造許多驕人成就，但也累積許多矛盾，改革如何走下去，如何深化，如何解決改革所造成的問題…等等都越來越不可迴避。我以為解決之方，只能是更加深入的改革，更加擁抱正義與民主，更加建設法治與誠信，卻絕不可以走回頭路，以為用紅歌，用革命鬥爭的無法無天，可以救治當前的問題！

我對紅歌現象很不理解，有人對我說專制權力總是封閉的，封閉的結果就是近親繁殖，越來越愚蠢。滿清未年的親貴內閣，就盡出昏招，很快的把江山斷送了！….。

我想事情應不至此，現代資訊氾濫，當權者，應該還會有基本智慧才是吧….。

孔子2562年6月16日[11]  皮介行 寫於 光文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