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是對號入座了，而且還入座得很成功，然而我們能用這類私我的狡慧當成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精神麼？能用天大地大我最大的個己立場，做為歷史的軸線，做為民族大義，用以教忠教孝挺立人倫麼？匹夫匹婦之愛恨悲歡，之生死得喪，肯定是大義所必須關心照撫的，但文化精神與民族大義，卻不能定著於一個個的私己，而必需關切到千千萬萬的私己，關切到不同地域，不同時代，不同政權之中的億兆私己。君子學道以愛人，固然可以獨善其身，但也該有兼善天下的志願，正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所以吃飯的追求不能沒有，但學問道義的追求，也應該有所堅持，不能隨便賣與帝王家的！

所以陈寅恪要說：〝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為保持義理之應與當，學問之是與非，陈寅恪絕不願意悖理的換取衣食，寧可另想謀生之計，這與時時害怕老爺不要，害怕賣不出去的易中天，能相提並論麼？試問像易天中這樣執著於自我利益之謀劃與追求的人，能理解陈寅恪麼？陈寅恪當然也需要生活，但他卻不肯以義理之是非做交易，用來換衣食。對此大義之追尋，陈寅恪是清醒自信的，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诗》里就很自信的說：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對陈寅恪的追尋，葛兆光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註3〉，吴宓所记陈寅恪一九一九年末“纵论中西印文化”的谈话：

「　　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葛兆光評論道：「显然这里所说的“精神之学问”便是吴宓、陈寅恪所谓的“道”，….陈寅恪以其学术，昭示他们的别一种拯世觉世之“道”，一则为中国人重建终极意义的根基，一则为自己寻觅安身立命的归宿。」

葛兆光又說：「在我看来，这“道”仿佛现在所说安身立命的“终极意义”，换句话说即人为什么生存、如何生存的“精神血脉”，正在这一点上吴、陈等人与时不同与人不同。」

談到陳‧吳等人，還經常有人說他們是悲劇，是迂腐！我想這類看法實在有些小人度君子的小心眼在，燕雀安知鴻鶴之志？這問題主要涉及人選擇那一種生命追求？人，你要做一個與群獸無別的一塊血肉？還是要成為所謂類神的存在？人，你認為你行走天地之間，只是讓大地多一種野獸，還是有更高的使命與追求？人，不可能又做野獸，又做神人；人，不可能什麼都想要！人，必須有所取捨。如果選擇了有權真好啊！有錢真好啊！他自然應該去隨俗浮沉，見風使舵，去學習世俗的狡狡獪獪！如果他想做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做弘毅志氣的君子，那麼為了“精神血脉”之不被凌辱與踐踏，志士仁人有時候就必須放棄一切，捨身以取義。這就是孔子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的意指所在。人之一己，不過是一個血肉之軀，人之存在不過是一個渺渺之私我，置之於千萬年歷史人文之大河，實在是何足道哉！但是人可以因大義之信持，無所顧念的追尋自己的精神血脈，以此希賢希聖，以此成仁取義，以此不朽人間！這是一個大寫的存在，也許其命運為世俗所悲嘆，卻可以光前裕後‧遺愛人間，為聖賢所贊佩！畢竟匆匆數十寒暑，總得離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能以區區之我命張大義於天下，真是何幸如之啊！

同盟會的先烈林覺民就明白此義，在與妻訣別書中說：「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馀，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自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這就是尋道者與尋權力財富者的區別，雖然人間絕不缺乏權力財富的追尋者，追尋權力財富也是正當的，但是做為一個民族，一個偉大民族，能夠沒有仰望星空的人麼？能沒有幾個尋道追夢者麼？

三‧至於三綱五常。易中天說：「三纲五常，就是“馊了的饭菜”。」‧「它们之间，其实是纲目体用关系，即三纲为纲，五常为目；三纲为体，五常为用；三纲为皮，五常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纲没了，五常还会有存在的合理性？」‧這已經是反傳統者的老生常談了，易中天不過再唸一次罷了！並無新意，但沖著他名嘴的影響力，我們還是略略一談吧！

一般來說三綱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這裡基本涉及君臣‧父子‧夫婦這六種人倫關係，也就是他們應該具備那些德行。五常指：仁、义、礼、智、信這五種常道常德。對此問題，曹景年先生說：

「三纲六纪是“张理上下，整齐人道”的总纲，三纲的理想是刚柔相济，阴阳和谐，即所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六纪的理想是“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陈立：《白虎通疏证》）这些都是极为抽象的理念和理想的状态，而儒家学说甚至整个中国文化无不是围绕这个“三纲六纪”的理想而展开」〈註4〉

杜维明說：

「《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註5〉

　方朝暉說：

「如果我们承认君主制是古代社会条件下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在这种情况下，“三纲”特别是“君为臣纲”，则可能意味着从大局出发、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意味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意味着忠于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道义。」〈註6〉

另外，龐樸運用地下簡帛資料寫的文章，對此問題有更深的解釋力。他在〈本来样子的三纲 〉中說到：

「我们知道，社会角色当然不止六种，但以这六种三对为基本；它们是社会得以存在、有序和绵延的核心。….履行这些职务必得具备相应的品德，也培养出了相应的品德，是为六德，那就是：率人以智，从人以信，使人以义，事人以忠，畜人以圣，孝人以仁。」

「此前我们都已知道，古代中国最标准的伦理准则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一种专制的、单向的、主从的、绝对的伦理规定，是历史进入中央集权专制以後才确定下来的主要人际关系准则，它最早见于汉代。」

「董仲舒和班固，都以儒家相标榜，也都被推崇为大儒醇儒。可是他们所提倡的这个三纲，其理论来源，却并非儒家经典，而是来自与儒家对立的《韩非子》。….就是保持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绝对的、单向的、服从的关系；倘若反过来，要求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也有相应的义务，那就叫做“三者逆”。这是一典型的法家观念，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正相反对。 儒家把仁爱当做最高原则，认为人人应该相爱；反映到伦理关系方面，他们便强调相互的义务，提倡准则的对等。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这个意思。它要求，国君应该合乎国君的理念遵守国君的准则，臣民应该合乎臣民的理念遵守臣民的准则，等等；」

 「“三纲”必须要在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下才能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也必须要有“三纲”来鼓吹和维护。孔孟时代，三纲观念还不可能出现与存在；尽管三纲所指的那三对社会关系六种社会角色，早就在世多年了。 处於孔孟之间的郭店楚简告诉我们，与後来法家、儒者将这三对关系纲纪化的做法不同，当时的儒家却极力使之道德化。如果说纲纪化的目的明显在於强化统治，那末道德化的目的，则似乎是在引导人们去提升精神境界。」

在〈三重道德论〉一文中， 庞 朴還說  

「儒家只鼓励“涂之人可以为禹”，绝不用禹的标准去要求涂之人；只提倡“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不拿尧舜的境界来责难每个人。人的一切行为都由於自己，天地道德，更是要由自己来一步步攀登的。六德、四行、五行，构成了儒家的完整道德体系。这个体系，始於对人的自然亲情的确认、尊重和人文化，所谓的“男女辨”“父子亲”“君臣义”；然後乃由“亲亲而仁民”，提升为以尊尊为标帜以善行为指归的理性的社会道德；更後再由“仁民而爱物”，超越具体的社会历史情景，复归於大自然怀抱，民胞物与，参赞化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