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這段對孔子言說的描述只要透過對論語的閱讀．透過對儒學基本義理之把握．應該不難索解．可是朱熹這樣的大儒．卻不肯虛心體味．引程頤之言說：“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簡單而粗糙的改易本來很簡明的意思，竟將儒學核心義理之命與仁．拿來與利比義同歸．類而同之．實在令人遺憾！更遺憾的是．歷代儒者震於朱熹之大名．竟不敢加以質疑！

牟宗三做為現代新儒學之大師，也因循茍且．不加思考一仍舊貫的繼續錯下去．這是很令人遺憾的。

我想這裡可以提出幾點質疑：

１．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這只是子貢個人的看法．並不是孔夫子自己的判斷．怎麼可以拿來做為孔子教學之總判斷？說到底人道不離天道．人性人倫也不離當下之日用百行．因此說人道也是一種對天道的言說．說日用百行也是一種對人性的詮表．關鍵的問題只是聽言者．自己的心靈夠不夠大．有沒有舉一反三的聯想力。正所謂見聖人然後見天地．聖人既是人道人倫之大．聖人之言說怎麼竟不涉及義理主心骨的性与天道問題？這是孔子的問題還是子貢自己的理解有問題？

２．     罕言利．大家有共識不必論。至於罕言仁．根本子虛烏有．不是夫子自道．只是程頤與朱熹聯合編造的想像．論語到處都在論仁．為什麼大家都貴耳賤目．單單聽受朱熹的耳聞．卻不肯面對當前的論語．當前自己眼睛之所親見呢？牟宗三此處的彌縫也真是怪哉！他說“仁只是「作」之事”．這樣就可以証明孔子的“與仁”．不是說仁．不是贊可仁嗎？仁可以做難道就不可以說嗎？言說難道不也是一種做？佈道難道不也是一種行道？怎麼可以將說與做．兩分的隔絕對立起來？接下來牟宗三補充說“雖不空說仁﹐而全部《論語》實即指點仁。”既然全部論語都在指點仁．亦即證明大法可說．性與天道可說．那裡有“罕言仁”的孔子？

３．     牟宗三進一步說“惟其罕言命﹐實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同。不由言說﹐而只由默契以示。”．對此問題我已在〔關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一語之解說問題〕的文章中說明．論語中直接說命．說天．說天道之處並不算少，不能認定為孔子罕言命。現在更可以再加說明，天道大能的繁興大用．創生萬有．也並非是一次性的直接呈現。就以西方上帝之大能尚需幾天的施用啊！因此天道創生萬有之過程．多歷年代．過程繁多．因緣無盡．在此億萬因緣中．許多的方便．許多的舟樑．許多的展轉滋生都是情理中必有之事物。因此萬物都可以是天道的一種示現．正所謂“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要默契天道．也不能捨離尋常之翠竹黃花啊！既然在默契天道的路上翠竹黃花都不能捨棄，那麼做為人類文明重大成就的言說文字怎麼就應該捨棄呢？我們固然可以借翠竹黃花．鳶飛魚躍以默契天道，但是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借言說以契天道？如果言說不能有契於天道．歷代大儒大師的萬般說法．千卷著作不都成了無聊的自欺與欺人了麼？這些問題本來並不存在．只因為牟宗三誤信子罕言命．不得不一路彌縫．一路破綻．以致於不可收拾！

通過以上的簡單質疑，我更深信「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的解釋與判斷是說不通的，此句還是應該標點為「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也就是說孔子很少談功利思想〔暗含不贊同世俗功利觀〕；孔子認同．認可．贊成以“天命”與“仁”為中心的思想觀。

孔子2562年5月20日[11] 皮介行 寫於 光文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