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血案是當年國民黨胡作非為的典型案例，但策劃和執行的人都未料到會引發國際風波，甚至牽勳到蔣家世襲統治台灣政治發展的劇烈變軌。江南命案後發起大掃黑行動，也摧生史無前例的本土角頭大聯盟，埋下九十年代黑金政治的伏筆，時局變化就像一串多米諾骨牌效應，開始倒下後誰也無法制止。

    時序進入八十年代，竹聯幫急速擴張號稱擁有十萬幫眾，勢力範圍遍及整個台灣，在香港、日本、美國及加拿大都有分支組織。

    陳啟禮：「夠大的了。台灣最大的角頭勢力大概是一兩百人，一般儘在二三十人上下不超過四五十，可竹聯單單一個堂口都可以達到幾千人。」不惟幫眾多還擁槍自重，警方曾經估計，竹聯擁有的槍械彈藥足夠武裝出兩支旅的陸軍部隊。

    劉岱戡﹙資深媒體人﹚：「各幫派都在擴充，所謂輸人不輸陣，既然竹聯如此，四海幫為何不行？」於是乎因兢逐而導致爭奪地盤，圍事火拼的惡性暴力案件隨之劇增，甚至在兩批人馬廝殺後抬出大老出面協調時，才發現都分屬在同一個幫派。社會治安登時一片混亂，當陳啟禮委身為情報單位所用時，台灣安檢部門和警方正秘密在策劃一場黑幫大掃蕩，這就是後來著名的”一清專案”。1984年9月，陳啟禮帶著陳虎門提供給的劉宜良擋案照片，飛赴美國三藩市準備進行暗殺行動，十月十五日陳等一行三人經多日的蹲點踩線，徹底掌握到劉的作息後才付諸執行刺殺行動。

    陳啟禮：「他是一槍斃命，由吳敦開一槍從眉心進去，董桂森再上去對著肚子補兩槍。」案發後，劉宜良遺孀崔蓉芝向美國當局一口咬定是政治暗殺，矛頭直指台灣的蔣經國政府。這時的陳啟禮一行完成剌殺任務後並未立即返回台灣，而是多留了幾天為自己鋪墊最後的逃生之路，以防遭台灣當局的出賣。

    張安樂：「事發後陳啟禮從舊金山轉至我住的洛杉磯找我，我們不談論案情，但提醒小心遭到滅口，陳說：”這事我也想到了，還預留了錄音帶”。」

    十月底陳啟禮等三人飛返台灣，情報局副處長親自到場迎接。陳虎門後來回憶提及：「在機場我直覺氣芬不尋常，現場見有警官坐鎮指揮，我曉得是台北刑警大隊長礁長江。」

    礁長江，八十年代擔任台北警察局刑事組長，因屢破大案而有”刑警教父”之稱，陳啟禮回台那一刻起由國安局主導、警官礁長江策劃的全台掃黑大行動”一清專案”就已張開口袋等著這一頭獵物回巢。

    記者：「您可不可以說看看，江南案與一清專案之間的連接性，政府當時在想些什麼？」

    礁長江﹙退休資深警官﹚：「兩案沒有關聯，那個時候台灣治安很壞，很多情治首長就開會研討，有憲兵司令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這些長官都到場，我提議就搞個”一清專案”。」

    陳啟禮被捕後很快便供出他的特工身份及赴美暗殺劉宜良的情節，此一情報迅速被美國方面掌握，立刻向台灣施壓要求引渡陳啟禮和吳敦，但台灣方面反而把陳吳二人移送警總軍法處拘押與外面完全隔絕，遠在美國的張安樂多次以手中握有陳啟禮的自白錄音帶為要脅向國安局提出了交換條件企圖營救但不得要領。

    張安樂：「當時我猜測當局有滅口的意圖，警總押人是不准許會客的，而且是獨居一室，他們要做掉你輕而易舉，最後我同意FBI錄音帶交給他們由他們去交涉。」陳啟禮在自白錄音帶上說：”1984年8月14日在陽明山情報局訓練中心基地局長的房間裡面，由汪局長指派我陳啟禮還有助手帥嶽峰到美國剌殺叛徒劉宜良的事情，至於我的身份，我是中華民國情報局情報員，在局裡面我的名字叫鄭泰成，本名陳啟禮，編號730063，我是汪局長吸收進入情報局，直接聽命于汪局長。」

    這捲錄音帶證實台灣當局與黑幫聯手在美逞凶，暗殺美國公民，美國政壇及社會各界極端震怒，國會甚至聲稱要停止對台軍售，美台關係急速降到冰點。

    1985年1月10日焦頭爛額的蔣經國下令逮捕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在陳啟禮案開審前張安樂又在美國宣佈他還有第二捲錄音帶，證明蔣經國次子蔣孝武和情報部門牽涉甚深，他才是江南案的真正幕後策劃者，這一震憾性的消息對已是風燭殘年的蔣經國不啻又是一次嚴重打擊，在海內外強大的壓力下，於1985年8月宣佈蔣家第三代不能也不會繼任總統，第二年春天蔣孝武被外放新加坡為商務副代表，躲開江南案餘波，也永遠失去繼承大位機會，最後在46歲時英年暴病身亡。關於他在江南案中扮演的角色，事隔多年張安樂道出了原委：「當時我第一覺得汪希苓的籌碼不夠，畢竟只是蔣的家臣，該犧牲的就得犧牲，暫時的棄卒保車再考慮棄車保帥，玩象棋該懂得這個竅門，我們上了CBS﹙美國多倫比亞廣播﹚20分鐘節目，之後決定採圍魏救趙策略，我們不能攻擊蔣經國，他是台灣的安定力量，既有顧忌則想到他的兒子蔣孝武，畢竟虎毒不食子嘛！扯他出來說是最高層，相信蔣不可能犧牲掉他，其實我們也沒什麼實質證據。」

    1985年3月和4月參予策劃和執行的五名被告分別判刑，陳啟禮、吳敦、汪希苓依共同殺人罪被判無期徒刑，胡儀敏、陳虎門協助殺人判徒刑兩年半，陳汪等五人判刑後在獄中倍受禮遇，幾乎與居家軟禁無異，陳虎門上校刑滿出獄後還得以復職進入改組後的軍事情報局，數年後晉升少將，2001年退休，2007年底陳啟禮遺體在台北舉行公祭時他到場相送，對於江南案的內幕他堅稱和蔣經國無關，他說：「汪希苓曾表示，”如果為避免國家為難，我們寧願自殺”這等慷慨激昂的話，但被經國先生下令禁止，說如果真這樣做了，外界更會誤會是政府的作為了。」

    江南的遺孀崔蓉芝在1990年和政府達成和解，獲145萬美元的撫慰金，但這宗命案到底有沒有幕後主謀，是誰？迷團依然無解。

    陳啟禮：「江南案有些人替我叫屈，但我認為罪有應得，畢竟殺人本來就是一種罪孳，之前我已經表白了態度，最好由我一人扛下，他們說扛了就得死刑，我則很坦然面對，最好是槍斃了一死百了。」

    另一方面，1984年底一清專案逮捕的三千餘名黑幫骨幹和頭目被當局以一紙行政命令”戒嚴時期流氓取諦辦法”不經法庭審判便直接羈押投獄，作為首要打擊對象的竹聯最多幫眾被捕，一時間台北看守所人滿為患，群梟同囚衝突時起，當局如此粗糙的運作方式引致了無窮後患。

    劉益宏：「角頭原是一方霸主，關到監獄裡受管訓單位執訓總隊的約制，竹聯幫又人多勢眾經常對付不了吃了悶虧，這些角頭心中當然有氣，於是便結合起來組織了”天道盟”。」

    廖正豪﹙前法務部長﹚：「這個”一清專案”事後我們經檢討其實是失敗的，反而促成了幫派的整合。」

    後來當選立委把立法院搞得拳風嗾嗾的羅福助當時身為台北縣文山幫的角頭老大，被當局抓捕和犯誹謗罪的陳水扁關押一起，羅福助透露：當初在監獄內成立天道盟其實是陳水扁出的餿主意。

    蔣經國在他生命的最末一年，也就是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台灣的民主化突然提速，到本省籍李登輝成了台灣總統，那十二年執政把島內致治生態和統獨走向出現重大的變局，這段期間不甘於只被政客利用的各路黑道頭目開始和政黨合縱連橫披掛上陣，兢選晉身各級議會殿堂，這種黑金政治亂象終於全面爆發。

    王建民：「反對派民進黨成立以後，對國民黨政權提出很大的挑戰，國民黨為了鞏固政權，特別是地方權力的角逐，它必須大大的拉票爭取支持，在如此的背景之下，李登輝不惜吸納地方有勢力的黑社會力量為其輔選、助選，然後對選舉有功人員再延攬進入國民黨或者支持在地方參與選舉，使得黑社會勢力逐漸進入政府權利體系，所稱的黑金政治就是從這時候開始逐漸成形。」

    蔣經國逝世百日，李登輝藉口下令施行全國罪犯第三次大減刑，有兩萬兩千多名罪犯因此受惠，包括在”一清專案”中被掃進監牢的三千多名黑道份子，黑道頭目於是看準日益開放的議會及立委選舉，遂努力躋身其中，一張張選票夾帶著腥風血雨飄進了政壇。

    劉益宏：「黑道為什麼從政？因早期經常會出事，要跑警局、出入法院，往往又得拜託民意代表關說，這些政治人物群眾基礎有些也沒他們的好，選舉到時反過頭還得找他們幫忙呢，自己出來若當選了，一以警察對他客氣，二來出面再不用假手他人更方便行事了，於是就多方鼓勵黑道角頭出來兢選，尤其是地方上小型的選舉幾乎能大獲全勝。」

    台灣政治的選舉名目繁多，所有層級選戰都是在拼人脈比關係的較量，這時長期盤踞一方的本省角頭們乃開始爗發出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特有的政治動員能量。

    黃富源﹙中央警察大學教授兼教務長﹚：「這與整個漢文化所謂同鄉同學同宗”三同”有密切關係，幫派或組織份子會透過這層關係去拉票，就以台灣的政治發展生態來說，其”三同”的認同是緊密相扣的，很不幸偏偏某些幫派的角頭他正具備了這方面的濃厚色彩。」

    不管是以什麼方式獲得選票，兢選過程中涉及的宣傅、賄選及後勤動員等每個環節都需要大筆經費，兢選一個縣市議員成本從上千萬到上億元都有，參選的黑道人物大筆砸下投資要求回報，遠遠不只是一張高度司法豁免權的護身符而已。

    蔡冠倫：「台灣的政治生態有一個很恐怖的現象，那就是賄選，如果兢選立法委員你得花好幾億經費的話，你的任期如何在三至四年內板回老本，這以後就牽涉到黑金掛鈎的問題，基本上和角頭都有密切關連，而多數的民意代表、縣市長卻都是或曾經是黑道出身。」

    王建民：「花那麼多錢所為何來？背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經濟利益，可以和政府相關部門勾結，綁標拿到工程，所以台灣議會的議員多少都有大小不同的工程，幾十幾百萬的太多了，這種經濟利益誘因導致他們擠破頭也要進入議會。」

    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驅動下，選戰變血戰，從93到96的四年期間，至少有八名縣市議員或議長遭到槍殺，有的是被兢選對手買兇殺害，有是本身的黑道恩怨遭黑吃黑，有是拒絕向黑幫屈服遭暗算。廖正豪的出身和成長都在中部的嘉義縣，1995到1998年期間先後擔任法務部調查局長和法務部長，對於黑道之介入政治深感痛心，他說：「這期間857名縣市議員當中有兩百多名是黑道或與黑幫有密切關係。」

    王建民：「李登輝這樣做，國民黨內難道沒有人反對嗎？有，當時的法務部長即現任的總統馬英九他就在拼命的掃黑，但李認為不妥，認為是在打擊本土勢力，革了他的職權。」

    接替馬英九擔任法務部長的是廖正豪，他曾經雄心勃勃地組建一個由檢察官、警察、法務部調查員、軍方憲兵等組成的”鐵四角”掃黑部隊，但也只做兩年便黯然去職。

    廖正豪：「事實上這或許是我的痛處，因為掃黑過於積極得罪了各方面人士，以致後來連行政院都沒辦法支持我，導致辭職並宣佈不再接受任何官方的其他安排。」黑道的猖獗已達到連身為法務部長的他都險遭暗殺：「比較深刻的有兩次：一次是他們集會在澳門一家酒店的二樓，商議集資買殺手到台灣來把我幹掉，當時就獲得這個情資。另有一次是他們跟踪我的車子，要在我的座車裡放置炸彈。當然都是老天有眼，讓我還留下這條小命。」

    另一名被視為黑道參政代表人物的是天道盟精神領袖台北縣文山幫頭目羅福助，他在1996年高票當選立法委員，1999年連任成功，先後在任內當過司法、財政、交通等委員會的召集委員，負責掃黑的法務部長必需向羅這位黑道頭目做報告，羅對於他的黑道形象自有一番說詞：「什麼叫做形象差，怎可以這樣講呢！我今天立法委員是被選出來又不是偷來的，對不對？」羅擔任立委期間立法院一時間成為他的演武場，多名立委遭到他的暴力對待，這隻大貓除了在院內拳腳論政外，還涉社會上多宗恐嚇詐欺案件，終於在2001年底被警方列為重大流氓，並由檢察署起訴其多項涉及暴力罪名求刑三十年，相對於本省角頭在政壇呼風喚雨，外省幫派的頭目則鮮少有這等風光，四海幫的蔡冠倫從”一清專案”的牢獄出來後，曾兩度參選立委都敗下陣來。

    蔡冠倫：「我們比較政客和立法委員更清純，不須漂白、原來就是這個樣子，我們不偽善，他們則善於說謊，誰是黑誰是白早就有定見。」

    在黑道和政客互為所用的格局中，台灣出現一道奇特景觀，黑道頭目的出殯場面不但萬人空巷，各路江湖人物一夜之間全冒出來宣示存在，比人氣賽排場，連朝野政黨的重量級人物都毫不避諱高調現身致意，1996年四海幫第四任幫主陳永和出殯，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致送輓聯披掛在靈堂的顯眼位置，2007年11月竹聯幫精神領袖陳啟禮出殯，出席者除台港日本的黑幫人士外還有立法院長王金平任治喪委員，民進黨立院黨團召集人柯建鉻等著名政治人物親自到場，形成場內是政府高層及各級議員向黑幫人物致意，場外卻是負責掃黑如臨大敵的執法人員，這種頗為諷剌的場面經常在上演著，陳水扁每逢重大選舉前夕都會親自拜訪地方上的角頭爭取黑道支持，他在2004年靠兩顆子彈而扭轉選情的台南3.19槍擊案也和黑道有扯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存在。

    台灣從此為扭轉黑金亂象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更是值得警惕。

    道亦有道，黑道自也有他們訂定的規距，通常他們會在開堂儀式上拜關帝發毒誓，歃血盟喝血酒喊幫規，每個步驟都帶著濃厚的中國傳統色彩，誓詞冠冕堂皇。長期和江湖人士打交道深入研究幫派問題的劉益宏說：「實際上是非常可笑可悲，就有個笑話：違反幫規的要開除。有幫主湊合幾個人成立了一個幫派，他嚴厲執行幫規，結果是下面的兄弟统統被開除了，就只剩下他一人。所以真說下來，所謂幫規是自欺欺人的規定，真能嚴律不偷不搶求上進嗎？那你也甭混黑道了。」

    在所有幫規當中執行最徹底的是”戒在出賣同門”例像叛幫洩密、充當警方之線民，將受殘酷之報復。

    周文勇：「我所親自訪談到的幫派份子，最嚴厲是將手砍斷。」

    蔡冠倫：「我們最嚴重是開除，代表的意義是你從此不再是四海的兄弟，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從此運用各種手段來對付不留情面，所以開除的後果算是極為嚴重的，曾有堂主遭到開除而走上自殺一途，因為他根本混不下去，不管幫內幫外都會給他極大的壓力而只好走上絕路。」

    即使想單純的脫幫且並未出賣同門也不容易。劉益宏：「黑道人物如果不思急流勇退下場通常不會很好，想擺脫作奸犯科這條路的確有困難度，就像白狼他說的話最具代表性：從小與這些人混在一起，交往的就是這一群人，如何解散呢！」

    張安樂離開台灣已經十多年，他說他沒參與竹聯幫務已經很久了，只專心在打點他的生意，但對台灣的關心並未減少，反對台獨的立場更始終不變，2004年5月9日母親節時他帶領一幫追隨者在黄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宣示成立”保衛中華大同盟”，宗旨是反對台獨，促進兩岸統一。2005年9月9日在台灣台北宣佈成立改名”中華統一促進黨”並向內政部申請為合法政黨，張自任總裁，據聞至今約有一萬多名成員。

    張安樂和陳啟禮一樣都是在1996年因全台發動掃黑治平專案時被控以組織犯罪罪嫌逃避法院通緝而流亡，當時他人在美國因江南案坐了十年牢回台灣才剛滿一年，他說那是一場政治的迫害。

    劉岱戡：「台灣黑幫很可憐，像杜月笙說的夜壺一樣，政客要用時求助於你，不用時以各種名目要情治單位藉警力掃蕩。」

    潘壽鈞﹙中華安清協會前會長﹚：「青幫學乖了，跟黨政盡量保持距離不拉關係，但選舉尤其是重大選舉，就都會來拉關係，不管藍綠都透過各種管道希望發動咱家門力量去支持。」

    張安樂逃離台灣兩年後又遭逢白髮送黑髮人的沉痛打擊，他的長子張建和在九八年四月的一場酒後鬥毆中被四海幫眾用刀捅死在台北街頭，張安樂只能隔海發表公開信，表態這是一場突發性悲劇和幫派恩怨無關，制止隨後可能發生的一場幫派廝殺，雖然張建和的葬禮辦得風光，四海幫所有堂口都派代表致哀，但張的晚年喪子甚至於無法返台見兒子的遺體這種禸心巨大衝擊又豈是所謂江湖崇高地位能補償於萬一的。同年流亡柬埔寨金邊的陳啟禮也接到父親病重的消息而倍受煎熬，2002年父親終至病逝也只能在異鄉僻壤遙祭，他說這是他一輩子最大的痛。2007年10月4日陳因胰臟癌醫治罔效病逝香港法國醫院，終年六十六歲，死後才能得以回台歸葬。2010年6月28日是蔡冠倫的七十大壽，但這一天他因多宗暴力討債案被警方拘提，古稀之年在羈押室內度過他的生日，第二天才獲准交保，2011年5月3日晚上蔡開車返住所時突然心肌梗塞猝死在車上，十三天後蔡的公祭儀式在台北舉行，讓這位曾叱吒江湖的四海幫幫主走完他在塵世的最後一程。

    自從台灣在九十年代展開治平專案以來，不少受通緝的幫派份子選擇潛逃中國大陸，但不代表他們能移植黑道勢力。

    王建民：「我們允許他們漂白浪子回頭，但是非常關注其在大陸的活動，特別是犯罪的活動、組織的活動，會給予高度的關注。」

    根據兩岸在1990年達成的”金門協議”至2007年已有近三百名台灣犯罪份子被大陸遣返，當中包括四海幫代理幫主楊光南、天道盟太陽會會長吳桐潭等頭目，以及在台灣屢犯綁架槍擊案的薛球、陳益華等悍匪。

    黃富源：「幫派是一個社會產物有多面向的問題，不只是簡單唯治安上的問題，沒辦法單靠警力來處理。」他和許多專家學者都一樣認為，既然無法斬草除根，只能壓制在可控制的、最不影響自由民主的範圍以內，執法機關除了加強打擊犯罪外，鼓勵漂白從良還是需要普羅大眾們的協力積極參予。

    王建民：「這類事情對我們大陸也具警惕作用，大陸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黑道勢力相信也會趁勢發展，他們通過企業形勢，經過漂白或與不肖官員勾結…確實可能迭次重演再現，防制它能使我們大陸的政經改革走向更穩健更美好的道路上，台灣的現象不應再在大陸上發生。」

    根據警政署2008年8月統計：被警方列入管制的不良幫派含各堂口分會多達700餘個，管制成員約六千多人，其中以竹聯、四海、天道盟、松聯幫佔多數，且集中在北部及都會地區，但是因為不良幫派的高度隱密，實際參予的人數應該遠超過列管可查的人數，在當局持續的戮力掃黑下近年有呈現消退，但黑金政治的後遺症卻至今仍在消耗著台灣的社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