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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6/05 07:00:23瀏覽325|回應2|推薦4 | |
下面這段演講視頻,內容是批判清朝,認為清朝統治促成中國人的奴性,而少有發明。 我認為這個說法不公允,反省不深刻,而且心態可能有問題。 我所謂心態問題可能是:又傾向把中國的問題外部化(清朝是異族統治,把問題歸咎於清朝,其實就是歸罪於異族,某種外在勢力)。 說反省不夠深刻,是我認為:中國人如果有「奴性」(這個說法可議),更多是長期(幾千年)專制統治的產物。清朝未必強化了這種專制統治的傳統。事實上滿清朝廷很可能相對於明朝是更健全、更開明;只是遭遇到西方的打擊,才曝露弱點(如果是明朝遇到近代西方,恐怕表現不會更好)。 這類「中國之所以落後,是因為滿清異族統治造成中國人奴性」的說法,在網路上很有市場,因為它簡單、痛快,而且符合某種民族主義情緒。但如果認真從歷史與社會學角度分析,其實有不少問題。 一、最大的問題:把問題外部化 我試著點出問題的核心。這種論述的潛台詞往往是:中國本來很好,都是滿清害的。換句話說:問題不在中國文化,問題在外來統治者。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心理防衛機制。 按照我長期關注討論的《文化病識感》問題意識框架來說,大體就是:承認自己有問題很痛苦,所以把問題投射到外部。 於是形成如下的一些現象:鴉片戰爭怪英國、八國聯軍怪列強、文革怪毛澤東、專制怪共產黨、落後怪滿清。而較少追問:為什麼這些事情能夠發生?為什麼這些制度能夠長期存在?為什麼廣大人民願意接受?而我認為這些才是更深層的問題。 二、「奴性」如果存在,也不是清朝才開始 我的批評重點在此。如果把中國歷史拉長來看:秦朝焚書坑儒、中央集權、行郡縣制;漢朝獨尊儒術、皇權神聖化;唐宋開啟科舉體系、發展官僚文化;而明朝尤其值得特別討論。 許多歷史學者認為明朝的專制程度其實遠超一般人的想像。例如:廢宰相;設錦衣衛與東廠、西廠;已經出現類似文字獄的刑罰;皇帝直接控制官僚體系。若要說「奴性」,恐怕明朝已經相當成熟,無待於清朝。 因此,把一切歸罪於清朝,在歷史上恐怕很難成立。 三、清朝有專制面,但未必比明朝更專制 這可能是部分人會忽略的地方。 清朝當然有文字獄、剃髮令、滿漢區別...等問題,這些都值得批判。但另一方面,清朝也建立了相對成熟的治理體系。例如康熙整頓吏治;雍正推動攤丁入畝、火耗歸公。這些都是相當重要的制度改革。乾隆前期,整個十八世紀中國人口暴增、農業發展、商業繁榮,GDP甚至可能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 若單從治理能力而言,清朝前中期未必比明朝差,甚至可能更有效率。 清朝的疆域之廣,很可能也是自古未有。雖然後來又失去部分領土,仍然比傳統中國大部分時期的領土面積要更大。這雖然未必反映國家的進步或文明,但是,也很難說應該因此給予負面評價。 四、中國近代挫敗的原因比「滿清統治」複雜得多 十九世紀中國遭遇的,其實是人類歷史上幾乎從所未有的大變局。工業革命從十八世紀末開始。歐洲出現了蒸汽機、工廠制度、現代科學。這是前所未有的變化。另外,西方也出現了民主革命、英國憲政、美國革命、法國革命,逐漸建立現代政治制度。再者是科學革命。牛頓以來的科學體系,開始全面改變世界。 而中國並未同步發展出這些制度與知識結構,因此被拉開差距。這個問題,不是滿人獨有,而是整個傳統中國文明都得面對的問題。 五、如果明朝沒滅亡,結果可能不會更好 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反事實歷史。 很多人暗示:如果沒有滿清,中國更早就會現代化了。但這個說法的證據其實很薄弱。看看十七世紀的明朝:黨爭嚴重、財政崩潰、官僚腐敗、軍事衰敗。很難看出它已經具備科學革命、工業革命、民主制度的萌芽。 因此很難說:換成明朝,就能避免十九世紀的巨大衝擊。(據我看到的有限資料,明朝嘉靖年間,明朝廷把澳門讓給葡萄牙人,已經是部分處於不得已,只是問題未被顯豁,中國故示大方,拙於應付的窘境也就沒有曝露,特別是在官方文獻中難以看出問題。) 六、更值得反省的是中國政治文化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真正要追問的問題。如果一定要討論「奴性」,那麼問題恐怕不在民族,而在制度與文化。例如權威崇拜、皇帝永遠正確、官本位文化、仕途高於一切、人治傳統、重人情、輕制度、缺乏獨立公共空間、民間組織難以長期發展、將批評視為敵意、忠言逆耳、異議即叛逆。 這些現象,在漢人王朝時有,滿人王朝時也有,而在共產中國時期也並沒有消失。因此這更像是一種長期結構,而不是滿清特有的問題。 從我所關注的文化病識感的討論角度看,我覺得,這類「都是滿清害的」說法,本身就是一種值得反省的文化現象。因為它呈現了一種熟悉的認知模式:中國本來很好,問題來自外部;錯的是異族、是列強;錯的是外國勢力;錯的是少數壞人。 他們很少問:我們自身的制度與文化是否也存在長期累積的問題? 而真正的歷史反省,恰恰應該是要從這裡開始。 如果中國近代的困境有值得檢討之處,那麼問題恐怕不只是滿清,也不只是某個皇帝,而是整個傳統政治文化中長期存在的權力結構、思維習慣與社會心理。把問題全部推給滿清,固然能滿足民族情緒,卻可能讓中國人錯過真正理解中國歷史的機會。 最危險的不是犯錯,而是失去病識感。 當一個社會總是把問題歸咎於外部因素時,它反而更難看見那些真正需要改變的內部結構。 最後,我還想指出,「奴性」這個提法,也許也有好處,讓人更強烈地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必須積極面對、尋求改進。 不過,如果「奴性」這種說法讓人覺得那是一種「民族根性」,所以根本不可能改變。這有可能導出過激的改革/革命主張。這卻是一種危險。 我們其實已經看到,新加坡華人、台灣華人(還有其他海外華人)都在未曾針對任何「民族根性」做出反制動作的情況下,獲得了相當的改革成果。這可能表示:「奴性」問題或其他所謂「民族根性」問題並不像某些人以為的那麼不可改變,尤其不是好的制度無法克服或繞開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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