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文革，很多粉紅表示：那都過去多少年的事了，現在還提？

當然，粉紅不會忘記隨時痛罵日本侵華，儘管那是更久遠以前的事情。

重要的其實不應該是事情過去了多少年，而是檢討其中有沒有屬於結構的因素、大悲劇有沒有再度發生的可能。

最近看了一段文革當事人的訪談影片（如下）。影片中的高阿姨，是一位曾經經歷文革的一員（她表示自己不是紅衛兵，但是，她當時給自己母親寫的信，顯然正是文革紅衛兵的普遍訴求）。多年之後，她願意公開回憶自己的行為，並進行自我批判。這其實非常不容易。

因為人最困難的事情之一，往往不是承認別人的錯，而是承認自己的錯。尤其當那個錯誤已經過去了幾十年，而且牽涉到自己的青春、理想、信念與人格時，更是如此。

然而，每當談起文革，總有人說：「都過去多少年了，還提這些做什麼？」讓人不解的是，同樣的人往往不會嫌日本侵華故事太久遠。

所以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時間。真正的問題是：那場悲劇的成因是否仍然存在？那種悲劇是否可能再次發生？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文革就不是歷史，而是警告。

影片中關於「洗腦」的說法，既有道理，也有侷限。

影片中，高阿姨提到一個常見的解釋：「我們當時被洗腦了。」

這句話並非全錯。但我認為，「洗腦」這個詞有時也會造成誤導。因為它容易讓人以為：只要有一個邪惡的外部力量，把錯誤思想灌輸給人民，人民就會變壞。

於是問題似乎很簡單：只要移除那個外部力量就好了。但事情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任何洗腦要能成功，至少需要兩個條件：第一，訴求本身（似乎）具有某種合理性。第二，人們內心存在願意接受它的心理條件。

換句話說：洗腦從來不是單方面的灌輸，而是一種外部訴求與內部需求的結合。

文革為什麼有吸引力？今天的很多人很容易把文革看成一場純粹的瘋狂。但如果真是如此，它根本不可能動員數千萬人。文革之所以能夠席捲全國，正因為它打中了許多人內心早已存在的信念。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信念就是：「破舊立新。」

這四個字本身其實並不邪惡。甚至直到今天，我也不認為它完全錯誤。中國確實有許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從晚清到民國，從五四運動到各種革命思潮，「改革」、「革命」、「破除舊制度」本來就是中國知識界長期追求的目標。

許多年輕人相信：舊社會充滿壓迫、舊思想阻礙進步、舊文化造成落後。既然如此，就應該改變。這些想法本身並非毫無道理。

問題在於：合理的改革願望，不等於合理的改革方式。

文革最大的問題是：把改革變成群眾狂熱。

文革並非沒有問題意識。它最大的問題在於：它把複雜問題簡化成情緒化的鬥爭；把改革變成了群眾運動；把思考變成了表態；把研究變成了口號；把討論變成了批鬥。

於是，誰懷疑，誰就是保守派；誰質疑，誰就是反革命；誰要求證據，誰就是敵人。

結果，原本可能有價值的改革訴求，最後演變成失控的集體狂熱。許多古蹟被毀；許多知識分子被羞辱；許多人被迫害致死；而且更嚴重的是：整個社會逐漸失去獨立思考能力。

紅衛兵（或其附從者）真的只是被騙嗎？

我認為更值得反省的問題是：紅衛兵只是被騙嗎？還是他們自己也參與了這場自我欺騙？這是一個比較痛苦的問題，因為它其實涉及人的內心。

如果我們把所有責任都推給毛澤東、推給中共、推給宣傳機器，那麼一般人的角色就消失了。但現實顯然不是如此。

很多紅衛兵當時是真心相信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情。他們不是被迫相信，而很可能是主動相信，至少部分是如此。

他們認為自己在拯救國家，認為自己在推動進步，認為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也正因如此，他們才能毫無愧疚地去批鬥別人。

比無知更危險的是道德優越感。真正可怕的，未必是明顯的惡，而可能是自認為正義。

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在作惡，他通常還會猶豫、會掙扎。但如果一個人相信自己是在實踐正義，他反而可能變得毫無節制。

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在消滅落後，自己是在消滅反動，自己是在創造美好未來。

於是暴力開始披上道德的外衣，殘忍開始被稱為革命，羞辱開始被稱為教育，迫害開始被稱為改造。這正是文革最令人恐懼的地方。

事情還不只是理想主義失控而已，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恐懼。恐懼與軟弱是另一個常常被忽略或低估的因素。

很多人未必真心相信，但他們不敢反對。因為反對的人可能成為下一個被鬥爭的對象。於是他們沉默、附和、跟著喊口號，甚至跟著參與迫害。

這種現象並不限於文革。人類歷史上許多集體暴行，都有相同機制。

當群眾開始朝某個方向奔跑時，逆流而行的人需要極大的勇氣。多數人其實沒有這種勇氣。因此，順從往往不是因為邪惡，而是因為軟弱。

但軟弱本身，卻可能成為邪惡的幫兇。而人最難面對的，也是自己的軟弱。

問題還可能會更進一步。人往往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軟弱，於是事後會傾向合理化自己的選擇。人會告訴自己：當時那樣做是對的；大家都這樣做；我別無選擇。

久而久之，原本出於恐懼的順從，竟然被重新包裝成理性的判斷。這種心理機制非常普遍。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文革參與者後來選擇沉默。因為承認錯誤不只是承認行為錯誤，更是在承認：自己曾經軟弱過、自己曾經盲從過、自己曾經傷害過別人。而這往往比承認思想錯誤更困難(註一)。

其實，文革最值得反省的，不是毛澤東，不是四人幫，而是人性。

因此我認為：反省文革，不能只停留在批判毛澤東。甚至不能只停留在批判中共。更重要的是理解：

為什麼普通人會變成紅衛兵？

為什麼善良的人會參與迫害？

為什麼群體狂熱能夠壓倒個人良知？

為什麼恐懼能夠讓人放棄判斷？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被理解，那麼文革就只是被當成一場過去了的歷史事故。

但如果我們願意深入理解，便會發現：文革背後還涉及人性。而人性不會就這樣過去。

軟弱當然不只是中國人的問題。它是一種普遍的人性弱點。但是，某種長期結構特徵，卻可能讓軟弱人性繼續被孵化，而不是被調節、被升華。總之，軟弱的問題很可能並沒有隨著文革結束而消失。

遺忘，可能是另一種危險。

這位高阿姨願意站出來回顧自己的過去。我認為最值得尊敬的，不是她承認犯錯，而是她願意面對自己曾經的軟弱。這比批判別人的錯誤困難得多。

其實，我也很敬佩另外一位因為在文革期間因舉報母親（方忠謀）而導致母親被處死的張紅兵。他在事隔多年後公開懺悔、認錯。這也需要極大的勇氣與自我批判。

文革最可怕的，或許不是當年的瘋狂，而是後來的大規模遺忘。

因為當加害者選擇沉默，受害者選擇遺忘，社會選擇不再追問時，悲劇的根源並沒有真正得到宣洩、清除，所以也沒有真正消失。

那些造成文革的心理結構——對正義的狂熱、對權威的依附、對群體的順從、對自身軟弱的否認，以及拒絕反思的習慣——仍可能潛伏在人心深處。

而真正值得害怕的，從來不是記住文革。恰恰相反，真正值得害怕的，是相信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下一個紅衛兵。這種「不會是我（Not me）」的心態，或許正是悲劇得以一再重演的最深層原因。

也許值得再加一句話：紅衛兵並不是文革悲劇的唯一環節。文革悲劇是一個大悲劇，參與者並不只有紅衛兵，悲劇是許多人的共業。那是一個特定結構在特定情境下的反應模式。那個結構中有多重不合理的特質，應該被檢討、被批判、被改變。但是，卻因為文革作為一種討論禁忌，而一併被排除在視野以外。

結構的不合理的問題，恐怕還繼續像是被保存著的底火，未來可能再度延燒。

註一：

我懷疑，習近平也因為拒絕承認自己在文革中的軟弱表現，而極力在合理化、固化文革訴求中的某些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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