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夠充分認識自己嗎？年紀越大，才越體會到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務。人的眼睛總是往外看，很難看見自己，想要看見自己，往往必須依賴鏡子。但是，鏡子只能看到外表的我，人仍然很難看見內在的自我。所以我們又需要以人為鏡，借用他人的眼睛來看自己。

一、跳出自己看自己

之前和大家談到中國人的科學探索精神，說到中國人太務實，缺少對超現實世界的關注。這裡，我想再進一步做些討論。容我談談人如何能夠“跳出自己看自己”這一點。我認為人嘗試跳出自己看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意識發展，也可能是進行科學探索的重要先決心理條件，不只是會深深影響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甚至攸關自然科學的發展。

以人為鏡就可說是一種跳出自己看自己的方式。題目裡提到的“想像上帝之眼”則是更進一步的努力，促使人嘗試跳出去更遠，而且還可能嘗試透視自己，透視自己隱藏著的部分。如此，更接近一種理想的客觀觀察。在這裡，超現實的存在---上帝---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人在幼兒時期往往會以極主觀的方式認識自己與自己所處身的世界，典型的結果就是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或順其自然；世界則是圍繞自己、服務自己的工具。所以，他們不太會意識到自己可能逾越份際、侵害他人權益，也不太會覺得自己有錯、有愧、有罪。隨著成長與閱歷，人可能會有些挫敗或不安的經驗，也因此慢慢意識到一些自身問題的存在。這些可能是形成人的客觀“自我”的重要條件。

不過，人也能很容易地就忽略掉這種不安的感覺，而維持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主觀狀態。人的自我防衛機制可能不自覺地壓抑、扭曲認知，以便獲得自我肯定。這種自我防衛機制甚至能夠自欺到讓人難以想像的程度。其實，研究早已經顯示，人的大腦幾乎在接觸訊息的第一時間就會選擇、改造訊息內容，以讓人更容易接受該訊息。人的自我中心、自我防衛的思維傾向則藉著操弄認知，在意識中型塑出和真實的自我與世界有巨大差別的自我與世界圖像，只不過，這種主觀的自我與世界圖像通常也比較容易讓自己覺得安全、自在，容易藉此得到自我肯定。

按照美國社會學者G.H. Mead的說法，人的自我是人學習使用他人的眼睛看自己，由此形成所謂“客體我”。Mead使用"Me"這個術語來表述客體我，被認識的我；並且使用"I"來代表"主體我"，能認識的我。人的自我(self)則是主體我與客體我交融的結果。總之，人會從他人的視角來認識自己。這樣的認識對於開展自我意識是非常關鍵的一環。

不過，他人的眼睛其實同樣也是有很大局限的。父母親看自己的孩子，容易給予正面評價；看別人的孩子，容易給出負面評價。家世好的孩子容易得到正面評價，家世差的孩子容易得到負面評價。這些都是很常見的情形。從而，因此型塑的客體我也還是與理想的客觀觀察距離甚遠。

一種頻繁的與異質他人互動的場域，譬如活絡的市場，才比較容易促成某種程度的“客觀”態度。因為人在市場裡很難以獨我式的主觀態度衡量事物，那樣勢必會常常碰壁。他們必須經常和異己者協商，以求達到較普遍的共識。從而，客觀性也由而形成。也就是說，一個具備市場經濟的社會，比較可能形成客觀認識的習性。當然，這種客觀認識也包括用來認識自己。估計許多早期的文明都與市場的興起與發展有關。古希臘是個海上貿易活絡的地區，也很可能因此促進其文明進步，甚至包括一定程度的科學發展。

不過，市場也可能被有權力者把持，或者被習慣模式限制，所以與各方異己者理性協商的事態未必常常發生，公平交易的要求及其所衍生的對客觀性的期待，還需要另外的機制來共同促成。

不管是在市場交易中或者其他的生活領域裡，人都可能遭遇不公平的對待，這可能促成一種普遍的期待：期待一個公平、真切、有說服力的外在評價機制。上帝（之眼）可能就成為這種普遍期待的目標。

二、想像上帝之眼

上帝之眼不同於一般他人之眼。上帝是完美，或是完美人性的投射。上帝之眼能夠看透一切，讓人無所遁形。從而上帝之眼其實就是客觀觀察的完美典範。想像上帝之眼，可以說也就是想像客觀觀察的方式。模仿上帝之眼，也就是模仿客觀觀察方式。總之，想像上帝之眼，也就促成了客觀觀察的期待與嘗試。“客觀”這個概念本身可能正是還原上帝之眼的原始訴求而得以鑄成（而不是指由對象事物自己看自己的意思。事物自己看自己，不說是否可能，就算是能，豈不也仍然是主觀，只不過是對方的主觀）。想像上帝之眼不僅可能促使人對自己的看法更趨客觀，而且有可能促成更真誠的態度，因為人會自認為在上帝面前無所遁形。

按照基督教的教義，上帝之眼是怎麼看世界的呢？新舊約聖經可能表述了兩種不同的態度。舊約裡的上帝常常以烈怒的姿態出現，認為地上的人是不義的、是犯了罪的，所以必須嚴厲懲罰。人於是形成了人有“原罪”的自我認識。但是，在新約裡，上帝展現了更多的愛心、包容與諒解。

不管是舊約或新約，上帝都是全能的、站在最高的位置上，所以，祂看到的，是最廣大、完整、透徹的；當然，也是最公平，因此也最具有說服力的。想像用上帝的眼睛看自己，人的道德自省可能會特別強烈。

新舊約之間關於上帝的說法是不是存在矛盾，很難說。理論上，嚴厲的上帝與慈愛的上帝還是有可能相容，只是可能層次有別。上帝之眼可以看透一切，從而有批判與懲罰。但是，最後仍然可以用愛來包容與諒解。也許愛與罰同在，更能支撐客觀精神，而不是因此系統地背離客觀性。人心本來複雜，不但是多元，而且是多層次、多面向的結構。如果用簡單的模型來認識人心，必然嚴重失真。何況人心還可能會有自隱、自欺的部分。

總之，我以為，想像上帝之眼其實就是促成趨近“客觀”觀點的主要心理歷程，是促成客觀觀點的心理發生(genesis)途徑（至於會不會阻絕或影響其他形式的客觀觀點，則還有待討論）。人通過想像、仿同神的眼光來看自己、看世界，而漸進得到客觀的認識。這裡，一些信徒可能會質疑，上帝何等崇高，豈是凡俗之人可以仿同，即使想要仿同又豈能達到上帝的高度與洞察力。對此，我不擬爭辯。其實，僅僅是人覺悟到自己很難放下心理糾結而做到普世關愛與理解，也很難達到典範的思想高度與清明洞察力，故開始想要嘗試模仿典範以提升思想、認知境界，這就已經對促進客觀精神形成了積極態度。這就已經是個重要的起點。

重點在於，人開始注意到要改變看事情的眼光。是什麼樣的心理動力，讓人開始想要客觀地去看事情呢？這裡關注的是這個問題。我認為這裡面應該是有一種感動的過程，一種促成心理轉變的機制。“上帝”概念提供了這種可能；人對上帝之眼的想像開啟了一種不同的認知嘗試。

這裡說的“想像”廣義詞，可以包括信徒所做的各種努力，像是閱讀聖經，聽道、做禮拜，禱告...等過程。不過，我並沒有以信仰為必要條件。而究竟是不是缺乏信仰與信徒的用功，所達到的客觀境界就更有問題呢。這可以是下一層的議題。我認為，僅僅是想像那種立足高遠、放下糾結、普遍關愛的心境，就可以提升人的客觀精神。

上述心理歷程所促成的這種客觀性，可能首先是用在對自己的認識上，但是，也會從對自己延伸到對自己所處身的世界。世界本來被當然想像成是圍繞自己、服務自己的工具。人不自覺地會從這個觀點去把握世界的性質。但是，漸漸地，世界有了獨立意義、有了自己的運轉律則。把世界視為獨立於自己，不隨自己主觀意識運轉的事物，從而用更好奇的眼光來審視世界，這也許就是科學思考的起點。

有人可能會質疑說：借上帝之眼來觀察的那個人，不還是觀察者自己嗎？最終，不還是觀察者在進行主觀觀察嗎？只不過是人想像著使用一種特殊的眼光（仿同神的眼光）來做觀察？

我相信事情確實也就是如此。終極來說，人的觀察必然還是主觀的。只是，同樣說是主觀，其間的實質差異卻可以很大。主觀可以是出於被自己的情緒、成見、利益立場嚴重扭曲、蒙蔽的眼光（包括因為怠於費力觀察，而以直覺印象來論斷），卻也可以是一種比較嘗試從高處全景鳥瞰式的、精密的、透視的、不受情緒與成見干擾的眼光（包括依據較周詳、縝密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判讀）。後者顯然較近於所謂客觀。所以，客觀實際上應該是主觀觀察的一種特殊形式，而不宜逕行說是主觀觀察的對立形式。主觀性就是主體觀察時所呈現的特性。所以，人的觀察永遠是主觀的，即使是高度客觀的觀察，也還是主觀的。因為行動主體的認知努力並不會減損主體性，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展現主體性，也許少了主體的情緒，但卻可能增加了主體的理解。在日常用語中，我們習慣將主觀、客觀對立看待。但是，觀察主體不可能真地完全放棄主體而從客體立場進行觀察。真這麼做，也無益於主體捕捉客體（事情本身）的真相。

所以，與其說從主觀到客觀構成一條認知光譜，毋寧應該是不同的客觀程度本身構成一條光譜，從最不具客觀性到最具客觀性；而整個光譜都不離主觀，只是主觀的不同形式。而且，光譜的兩端都是理念型，真實的認知活動大體是在兩端之間遊移。也可以說，再怎麼縝密周詳，再怎麼避免情緒與成見的干擾，觀察終究還是不免會發生錯誤或有局限性、有系統偏頗；反之，完全不具客觀性的主觀觀察也幾乎不存在。

也有些人可能會質疑：世界本來就有自己的運轉律則。這還需要借上帝之眼才能看出來嗎？問題是，人其實是看不見整個世界或宇宙的，同樣也看不見自己在觀察中的主觀偏見與囿限。因此，對於世界的意義，人可以非常主觀地去加以解釋。譬如說，從主觀看去，人並不容易察覺自己的渺小，反而容易自覺自己是世界或宇宙的中心。中國人會說“萬物皆備於我”（孟子盡心章），就可能是一種從自我中心出發的思維產物。歐洲早期基督教也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人是萬物之靈。這其實也都是一種以觀察者為中心的思維模式的產物。

早期中國人未能悟出地球是球形，估計是因為不能直觀看出大地是球形，而且難以相信：其實仰頭可見的天體可以和我們所在的大地相比擬。這應該都與觀察的主觀性有關。從這個例子或許就可以看出，自我中心的思維如何影響人對世界的認識。能夠像王陽明那樣說出“山近月遠覺月小”，已經是對人的主觀意識的作用有了一定認識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王陽明是拿山和月做比較，而不是拿地球和月做比較。他是不是仍然主觀認為兩者是不可比擬的呢？）

意識到主、客觀觀點的差異，並嘗試從客觀觀點來看世界，這可能正是人類科學發展的起始條件：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循著客觀觀點觀察人與世界；並且因此看到一個極不同於以往的世界，特別是世界獨立於主觀意識的運轉規律。

傳統中國所以科學缺少發展，我以為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因為沒有充分意識到主、客觀觀點的差異，而把主觀觀點視為理所當然的認識方式有以致之。譬如說，中國人可能在煉丹的過程中偶然發現了黑火藥，但是，火藥的後續進展及普及應用卻可能大多來自西方。中國人主觀地傾向把火藥視為一種神秘事物，所以進一步的研究也就受到限制或誤導。

“客觀精神”是個重要發明。但是，怎麼發明的呢？就是借用別人的眼睛看自己、看世界。但是，這其實還是很局限的。真正的客觀恐怕只有想像借用上帝之眼。想像並且模仿上帝之眼，讓人達到有特殊意義的客觀境界。這對開展科學精神應該有重要的意義。當然，這種說法和一般的認知大概有相當距離，甚至是背道而馳。所以，這裡要花力氣來做出說明。“客觀性”和對於上帝之眼的想像有關。後者是提升客觀性的一種特殊心理機制。而客觀性則不僅是科學發展的重要先決條件，甚至也是改變社會中人際關係模式的重要基礎。人在客觀觀察中，不但是會看到不同的自己，也會看到不同的他者。而且，可能因為這種對人對己看法會改變的心理經驗，會改變人的對人對己的態度。也許會增加一些對心理問題的洞察力，卻也可能會增加對己對人的理解與諒解。

三、傳統中國人的認知態度

傳統中國人對於人性與心理的看法，可能因為缺少客觀精神作為調整機制而顯得貧乏、表淺，對待人我的態度也因此容易陷入僵硬。人本來就容易因為自我中心的思維傾向而對自己做有利的判斷，對他人做不利的判斷，而僵硬的看法則讓這種偏頗觀點更形嚴重。這對社會中人際關係模式的形成也可能產生不利的影響。

人與他人互動，所以有了客體我，一個被審視著的自我；自我可以被審視，也就有了自我反省的可能。而人想像用上帝之眼審視自己，則有了進一步自我透視的嘗試，嘗試透視內心的深處，包括自己對自己隱藏著的內在。

自己對自己隱藏著的內在，我們平常不太可能會看得到或清楚意識到，恐怕除非是有某種自虐的性格。問題是即使是自虐性格的人也仍然可能自欺，或者是不自覺地壓抑、扭曲認知。想像上帝之眼則是可能突破這種心理阻力的較有力機制。

中國人雖然有“天”的概念，是較近似於“上帝”的概念，但是，“天”本身就是模糊概念，關於天的論述也缺少涉及自我審視或批判的內容。所以，在傳統中國文化裡，對這種深層、隱藏著的自我的審視似乎沒有特別強調。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涉及忠、信、習的行動。前兩者都是人際互動層次，後者也是表面可見的行動。人可能出於自我防衛心理而自欺、自我隱瞞或扭曲認知，對此仍然缺少正視與因應。總之，儒家雖然強調自省，卻並沒有突出強調要審視自己隱藏著的內心。

也許是因此，中國人的人性觀大體容易簡單化與兩極化。在現實中，人們其實可能明顯偏向性惡論；但是，在儒家的理論中，人性卻又被估計得太善良（不管孟子本人究竟是不是持性善論）。這兩者顯然並不調和，但是，也不太有人會去嘗試解決這個可能的矛盾或落差。

有些古代中國人會說“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個說法一方面可能高估了儒家思想的功能，同時也高估了人的主觀道德意志在社會生活中能夠起到的作用；而外在世界的客觀規律的作用卻又被嚴重低估。話說回來，可能有更多的中國人偏向宿命觀點。台語有句俗諺：“再怎麼算，也不及老天的一撇”。這種宿命傾向容易導致對權力的屈從性格：誰有權力，誰就有天命，所以我們就屈從。這是兩種極端的觀點，顯然都有所偏頗。但是，這兩種可能偏頗的觀點卻以微妙的方式結合存在於傳統中國文化裡。更深刻的人性、心理認識卻難以長足發展。這也許在相當程度上是統治者的統治策略導致的結果。

漢朝皇室發展的治術中，大體是“陽儒陰法”：口講儒家的仁道，底子卻是法家權謀、狠厲手段。極端的說法就是，儒家的美好說法可能只是一種騙取民眾服從與信任的手段。儒家道德觀讓人們更願意以道德自期，忍受貧困（且壓抑）的生活；法家的權謀手段則讓人相信統治者具有天命。清末譚嗣同就乾脆說，（中國）「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

基督教的教義中一個重要的精神是讓人認罪，承認自己是罪人。這是相當違背主觀意識的認知。中國人很難承認自己是罪人，特別是在沒有明顯罪狀的前提下更是如此。中國人偏向“自我感覺良好”。不過，基督教徒並不是停止在承認是罪人的狀態，而是設定了上帝與魔鬼兩個極端，而人必須選擇自己的走向。當然，天堂與地獄的福分顯然是完全不同的。換言之，這種教義帶有強烈的驅力要讓人走向上帝。

中國社會當然也帶有很強的驅力，要把人型塑成為特定的模樣。道德意識仍然扮演著重要的方向引導。但是，在（世俗）人本思想濃厚的中國社會文化裡，道德常常帶有折衷、妥協的意味。舉清末曾國藩的一些重要作為為例，或可見端倪。他被認為是一位儒學名臣，但是，所為卻也可能有局限性。

曾國藩顯然有很濃厚的家族主義思想，對家族的照顧心理非常強。他雖然鼓勵清廉，重視理學，但是，當他弟弟國荃劫奪財寶、殺戮百姓的時候，他並沒有嚴格斥責或禁止。也就是說，他的家族主義思想讓他所標榜的道德原則在現實面前妥協了（當然，這裡面可能也有他的一種務實、對實質績效的考慮在內）。此外，他對清廷的忠誠，究竟是純粹出於公義、家族私利，還是一種摻雜、混沌的狀態，恐怕連他自己都難以分辨。

曾國藩可能還有一種性格特徵值得討論：他有宿命論的傾向。據說他臨終時說了如下的一句話：「不信書，信運氣」。雖然運氣的說法其實符合機率論原則，但是，因此而不信書，就不免顯得消極、非理性，而且實際含有否定人的主體能動性而傾向宿命論的味道（“信書”猜測大概是指相信經書裡強調的人的意志力的作用，特別是道德意志）。而重要的是，一般中國人的宿命論傾向恐怕已經是太重了，以致道德意志、道德勇氣亦可能因此被削弱—因為認為沒有意義。人們可能會傾向屈從當權者，給予合理化，而比較不會敢於起來對抗暴政、開創新局。

四、從自我中心到自我批判

人從自我中心到自我批判，這是一個社會化與成長的過程，也是一個內在客觀精神發展的過程。這樣的發展很可能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條件。但是，在這個過程裡，人會體驗到一些不適、甚至痛苦的感覺經歷的。但是，即使經歷了痛苦，人也未必就能踏出自我中心的心理窠臼。這裡需要有些另外的助力。上帝之眼也就是一種極具關鍵意義的助力。仿同上帝之眼來審視我們自己，就可以促成自我批判。只是這種眼光既透視、嚴厲，卻又帶有包容。從而，這樣的自我批判也兼具這兩種特性。總之，因此自我批判也就更可能。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與愛彌兒等著作據說對法國大革命產生過影響，他是18世紀重要的思想家。但是，他還有一部著作是「懺悔錄」，自述生平，坦承自己曾經的一些放蕩不羈之行。

事實上，西方名為懺悔錄的著作不只這一部。聖奧古斯丁也寫過懺悔錄。懺悔，展現坦誠，也曝露犯錯的事蹟。這並不容易做到。在中國，很少聽說有人寫懺悔錄。甚至也很少人寫自傳。傳記往往由他人來寫，而其中不乏歌功頌德之詞。為什麼西方有比較多的懺悔錄著作？我認為這和基督教會裡面的懺悔、告解儀式是有關係的。總之，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裡的一部分。這種宗教儀式既讓懺悔成為常態，也讓人更習於審視自己內心深處比較負面的內容。

傳統中國文化可能比較“人道”，免於逼使人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陰暗面。問題是，這也可能變成是隱藏問題的淵藪，特別是，對有權力者容易有特殊待遇，讓腐敗的有權力者容易逃避自我批判。從而，也讓公共領域裡的惡也容易逃過審視與批判。

總之，從高度局限性的主觀觀察，要蜕化成帶有洞察，乃至自我批判作用的自我觀察，似乎必須要有另外的助力。簡單說，人很難對自己插刀，所以必須有外力協助才能做到。而這個外力卻又必須是自己能夠信賴的，否則人是不會真正放心接受這樣的可能痛苦。這是上帝才足以扮演的角色。

從自我批判到社會批判，兩者之間似乎有著重要的心理聯結。做不到自我批判，也就很難深度批判所處身的社會（包括國家）。而自我批判需要跳出自己，甚至需要想像上帝之眼來審視自己。傳統中國文化可能在這些方面的發展不足，而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即使是儒家的倫理，對於隱藏的自我似乎也缺乏洞察，以致讓儒家的自省深度也受到局限。

所以，人要跳出自己看自己，而且要能達到相當的高度與洞察力，想像上帝之眼應該是一個有效的途徑。循此，然後人才能自我反省、自我批判，進而才能夠有力地批判外在的世界。上帝之眼可能曾經為世人提供了這樣的機制。往後，我們又能夠找到什麼機制來實現這樣的自我提升呢？

按： ，現在也有不少學者對於“客觀”頗有意見。他們傾向不再強調客觀，好像客觀倒是有問題的看事態度。那意思應該是說，把觀察者視為居於上位者，而被觀察對象則是當成可以被操弄、揉捏的事物，或者至少是可被任意審視的對象/總之，事物因為被客觀觀察所以會失去其本身的主體性，而僅以客體身份存在。我認為這和客觀觀察的本意其實不符。客觀本意理想上應該是事物被如實呈現，如果會被觀察主體操弄或心存輕鄙，那就不符合觀察者的客觀性了。反之，客觀應該是維持對待事物公平、理性的重要條件。（現在流行講交互主體性，我以為這和強調客觀性並沒有衝突。客觀本來就應該維護對象的主體性，如果對象事物本身是具有主體性的事物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