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台灣，反中常與反專制相連結。反中以反專制作為論述基礎，並因此可獲得正當性與合理性。但是，反中真的等同於反專制嗎？並從而能擁有合理性(註一)嗎？

這又是個大議題，我也希望用較長的篇幅來闡述我的想法。不過，依據經驗，寫出長篇貼文，基本不會有什麼人看。寫了與沒寫大體沒什麼不同。也許名家的長篇貼文會有不同的命運，可惜我不是名家。這裡不妨就盡量簡單說。

當前台灣主流的反中與反專制，邏輯上有交集，故在心理機制上亦有高度相關：因為我反專制所以我反中---中國被認為是專制國家。但是，我以為兩者在邏輯上應該加以區別。

專制體制被認為是非理性或甚至反理性的，中國因為是專制的，所以也是反理性的。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確是問題，但它通常是被用來指控異議一方的罪名，卻很少人自認為非理性。然而，非理性卻可能是大家實踐行動中實實在在的普遍問題。

理性本身其實是個難以定義的概念。不過，多數人會覺得，很容易看見他人的不理性，並且以此為患。只是，很少人能看見自身的不理性。從主觀看去，自身行為幾乎總是合理的，或者是合宜的(我雖感性或激情，但行事並不謬妄、離譜)。

為甚麼容易看見他人的不理性？因為我們總有較清楚的主觀期待，或者一條接受線，當別人逾線時，我們很容易感知。通常，這條線是以我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或感情親惡與否為準，或者是與這個準據較能相應的應然價值。這條線與真正的理性界線，關係其實很模糊。

唯當跳開局中時，我們可能會看到另一層的不合理。好比吵架雙方各執一理，而旁觀者卻能看到雙方的不合理。

從台灣獨派來看，統派親中，也就是親專制。這被認為是不合理。這樣的邏輯思考，在今天台灣已幾乎成為主流。

親中是否就是親專制，我以為還有討論空間。

部分統派提倡認同文化中國。這裡暗藏選擇性認同那有別於專制體制的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當然不是只有專制體制這一部分。所以，認同中國文化並不等於認同專制體制。從而，親中、主張終極統一，當然不等於親專制。就此而言，堅持親中就是親專制，這樣的論點本身的合理性更顯可疑。想到我們仍是中華民國，想到我們身上畢竟流淌著華人的血，而不是日本人、美國人的血(有些人當然例外，不過那應該是少數，不是嗎？)，親中是不理性嗎？

不過，獨派可能會強調，文化中國概念無意義，因為現在的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它是不民主的國度。

的確，當前世界普遍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但這並不會使文化中國概念無意義。我曾數度闡述這個理念，當然，未必能被接受，更少被理會，但"中國"始終是超越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集合，而且現在與往後也不可能就被後者壟斷意義域。此刻所稱的中國人，未必全都應該被認定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認為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且此刻與往後皆然，未免短視。

就算我們只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它與專制能劃上等號嗎？我認為也未必。重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個動態概念，它在不同時候也有不同性質。專制其實應該也是個理念型概念，不與任何特定經驗直接對應；也可說，它通常不是全有或全無的狀態，任一國家其實都不是全然專制或全然不專制。美國不專制嗎？它憑什麼可以逕行絞死海珊，又讓諾瑞加(前巴拿馬總統)長期在美國坐牢？它又憑什麼把日本裔美國人關入集中營(二戰時)？這是出於民意要求嗎？誰的民意？民意如何行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制嗎？當前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見似乎是這麼認為；台灣方面的主流觀點也持此說。不過，我以為這種說法很可能需要被修正。

中共自身的辯詞是自認為是"民主集中"制。它們自己人對這種民主集中制說法的正當性、合理性究竟相信幾分，我不清楚。不過，對於嘗試異於西方的合理政治體制，我願意審慎表示贊成。因為我並不認為西方的民主現狀就是終極完美的政治體制。嘗試尋求更佳或更適合的政治體制，絕對是應該努力嘗試的事。雖然嘗試過程可能出現悲劇，但是，不宜逕行認定過程中的混亂或悲劇必然會帶來悲劇性的終極結果。

我以為，傳統中國文化的主軸是人本主義，是強調"道德主體性"原則的文化。這個主軸，未必一逕帶來美好果實，也未必一逕讓人看到實踐中的美好(這一點很可能是那些推崇傳統中國文化，特別是其人文精神者所忽略的問題)。但是，長遠而言，它畢竟還是有合理性的道路，甚至是最合理的道路。

基督教，很可能事實上為西方、甚至為世界帶來了許多美好的事，但是，它本質上是非人本、而是神本的道路。近代西方的人本精神，則是對神本的反思產物。近代西方人本與神本的錯綜結合，很可能為西方帶來快速進步的果實，但是，這種結合卻不保證是平衡、穩定的狀態。神本的持續式微可能帶來混亂因子。

人本的中國，常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為能實際維護利益而常陷入過度保守、僵滯心態，並在權力競奪與階級鬥爭中陷入週期性混亂。但是，人本、主體性原則並不是沒有益處。當代的中國如果勝於印度，主要就勝在其較人本，而印度則較傾向神本，故較易被某種帶神聖性的種姓制度所束縛。其不合理制度之所以具有神聖性，則與缺乏人本原則有關。印度人是在維護其神聖性原則的同時，也不自覺地維護了相連結的種姓制度。

我想大膽指出：人本原則也展現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上。

我這麼說很可能讓許多人覺得錯愕。因為，在某些人的思維裡，人本、自由、民主、西方，這些美好象徵，當然同屬一個共同範疇；而專制、不自由、非人本與中國，則應同屬另一範疇。

我認為這是出於思維的簡單化。

西方的民主，不是人本的產物，而是人本與神本糾結的產物。

民主之所以能被接受，不是因為現實上人民真較能掌權作主，較能享有皇帝的尊榮(想想米謝爾的"寡頭鐵律")，而是因為"人民"這個概念替代上帝概念而具有了神聖性。正因為抽象而外在的上帝概念有神聖性，所以抽象而外在的"人民"概念有可能取而代之並在人們的思維中具有類似的神聖性。而在人本的中國，上帝概念固然缺少神聖性，抽象的人民概念也同樣難以建構神聖性(儘管在共產中國，"人民"概念曾不斷被賦予神聖性，但亦終難持久)。而在剝去權力與社會地位的保護膜後，他者就更不易獲得尊重。人能崇拜神，所以才能崇拜抽象的"人民"，乃至尊重具體的他者。但是，人本的人恐無從崇拜抽象的人民，以及望之不儼然的他者。

民主也依賴法治基礎。而人本很可能與法治格格不入。法治強調有抽象的、普遍適用的行為界線，人必須受到抽象界線的束縛。人本很可能不接受這種抽象界線。人是最高的存在，界線只能由人來定，也由人來操作。人本與法治如果不是矛盾，也是有極深的扞格。尊抽象的法律規範甚於作為主體的人，大體不是人本思維的產物。

西方之所以既存人本，又重法治。是因為西方同時有神本原則。上帝律法高於人，是西方思想傳統。由此轉而尊人間律法，就不覺突兀，特別是在實踐行為中，難分彼此。

總之，我以為民主與人本其實未必契合。只因為同出於近代西方，所以我們會以為兩者當然契合。

民主與人本若要相契合，必須能尊重每一個人。但是，即使基於人本原則，這個境界也很難企及。尊重每一個人，這是極特殊的人本精神，或者說，唯有人本與神本相結合才能企及。這時候，人才可能內化一種近於博愛的神的心態來看眾人。沒有博愛精神，就不可能做到尊重每一個人。傳統中國大體不曾將博愛精神作為人本原則的重要環節。儒家的愛是有差等的，而且，對儒家而言，有差等的愛才具有正當性，否則則形同無父無君。

共產黨與博愛精神有某種親合關係。共產黨強調對社會底層大眾的愛就接近於博愛。只是，對階級鬥爭的強調(這本應只是共產黨的階段性策略)卻呈現與博愛精神幾乎背道而馳的一面，階級仇恨倒成為其主要特徵。

我無意歌頌共產黨，也不否認中共有些統治作為不合人道。但是，直接認定中共就是專制、就是反民主，就是代表一種與光明相對的事物，我並不以為然。至少，在共產黨的理想中，潛藏著某種博愛精神，而此與民主精神並不決然相斥。

共產主義，其實大體也是一種人本主義，不過是受到基督教博愛思想影響了的人本主義。就其共產主義本質而言，中共並不只是負面的、無理想的政權組織。中共在其革命與統治過程中，展現了許多非理性、不人道特質，這與其所處現實條件有關。共產主義理想，也比較是在與現實碰撞時，才會露出破綻，並實際發生問題。但是，又有哪一種理想能在現實中不露出破綻呢？從而，逕行否定中共的存在意義，並不完全公平。

也許有人認為上述討論跑題，並不屬民主制議題。但重要的是，民主可能並非終極追求，終極追求也未必非循民主制不可。

現在的共產黨很可能比較近於專制。但是，這未必就是絕對的負價值，從而會使我們絕不該忍受對這樣的國度的認同或諒解。

我強調摸索的積極意義。人本精神允許摸索。中國深厚的人本精神也會使任何制度更具彈性。專制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絕對原則。也所以，中共會提"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說，他們是在摸索尋找某種較佳或較適模式，也可能在未來調整成更佳模式。否認這種摸索成功的可能性，其實是畫地自限。反之，認定中國必須在此刻立即轉向西方式的民主制，未必理智。一百年前的中國，已經試過一次，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也曾稍作嘗試，但是，結果都是悲劇。欲速不達，大家還看不見有問題嗎？既然如此，為甚麼不能嘗試他途呢？

有人可能想起一些悲劇，如劉曉波的關禁與死亡，還有如法輪功或其他宗教徒的被迫害處境，使人悲憤，也從而對中共的不民主感覺極度憤慨。

悲劇與制度合理性是在很不同的層次的事物。"是制度造成悲劇"，這樣的推理未必完全不成立，但是，邏輯很可能有跳躍。

我的觀點是："制度"其實往往是脈絡更廣的"結構"的產物，是因應後者而形成的事物。忽略結構而責備制度，未必恰當。就像在一百年前的中國強推民主制，造成更大問題一樣。如何能讓制度真正有利於整體，必須將結構特質納入思考。以一種對特定制度的(天真)信仰，強推外來"好"制度，很有可能失敗，並且還會導致悲劇。

中共在摸索、在嘗試。我們不妨審慎觀察，其中可能潛藏著出於人本的積極探索精神，並且頗有展望性。但是，很多人只是逕行予以否定。當對方是明顯敵對勢力時，這麼做或有其不得不的理由，但是若真為了了解，就算是要了解敵人或處於敵對態勢的對手，逕行否定並不是理性態度。特別是若不能充分發現他們的潛能，就可能錯估形勢。中共近年的發展速度，很可能讓許多人吃驚。這就是因為未能及早察覺他們的潛能。中共在政治體制上的摸索，何嘗不可能是他們潛能的一部分？因為中共不民主，所以予以徹底否定，並因此決定拒絕認同中國，對於本來與中國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台灣人來說，其實是一種不理性的態度，不但眼前現實上不利，長遠來說也缺少積極意義。

我不反對西方式的民主制。但是，我並不認為西式的民主必然帶來諸般美好，就像一百年前中國的民主實驗，當條件不適合時，它完全有可能帶來悲劇。以類似邏輯逆推，形式上不符合西式民主的政治體制究竟會帶來什麼，也還需要實驗來查知。中共正在進行實驗。我們何妨先觀察，再做論斷？也許有可參考、仿效或值得肯定的地方。因為不民主就逕予價值否定，並演成拒絕認同中國，這樣的思考未免跳躍太快，孤注一擲的籌碼又未免太大。

註一：

此處未區分"理性"與"合理性"，英文均對應rationality。但中文"理性"或許比較暗指內在特質，而"合理"則可能不需要涉及人的內在特質，而純屬客觀特徵。譬如某種物理或數學特徵，也可用"合理"來描述。在此處的討論中，因為必然涉及人的內在特質，所以與後一種意義指涉較不同，也因此，理性與合理性可能的分辨也就不那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