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意為郭台銘的行為合理化，只是，想換個角度來看這件事。

先提個不相關的事情，前幾天有個中校被老婆投訴連劈六女，並不是因為這位英勇的國軍有本事在床上「發揮國軍勇猛的戰力」，只是因為這傢伙是「阿扁大總統的侍衛」。郭台銘之所以紅只是因為這些人動見觀瞻，不分宮內宮外，所以，道德審視的標準，「一體適用」。

我們在「品評」郭台銘的逢場作戲說，有沒有思考過，其實，我們可以不需要如此地義憤填膺。
尤其是這個人只是一個在台灣最有錢的普通人，只是在這個陳年舊事當中表現出他急欲脫身的不擇手段，先抹黑女方拉抬自己，這種「偷吃不擦嘴」、「下床就翻臉」的行為，在日常生活不也經常見到嗎？
 
要是尋常百姓，沒給分手費，或是連劈十女，未必會有「新聞價值」躍上頭版。只是不確定一個異常的社會，會不會將連馭百女當成偶像，就不得而知了。究竟新聞價值的目的還是為了報社要搶錢，郭台銘成了報社的最佳推銷員，大家罵得越兇，報社的收入就越多。

東漢末年開始流行對人物的品評，光是每個月蹲在家裡喝咖啡聊是非，就養出了類似許劭這種人物，而他這套靠一張嘴說長道短的心得，節錄成一本小冊子叫做《人物志》。
這許劭的行情頗高，當時的一般等閑，還沒機會讓他品評，時至今日，當我們在「痛批」郭台銘的同時，是不是也在反應著我們藉著壓低郭台銘的地位與我們一樣的齊平？不過，我們都忘記一件事，人再怎麼有錢，還是人，並不是資產越多就會是聖賢。尤其是只要能證明台灣第一富商的私生活不過爾爾，更有助於增強社會大眾的自尊心，以及非議逢場作戲的道德立場。

陳文茜在4月28日蘋果日報論壇的「富商沉淪記」，點出社會大眾在這個陳年舊事中扮演「窺淫」的角色：「我們所以尋尋覓覓解讀他人的私生活，當然是因為怨妒某「強人」在公眾社會面的傑出；我們忍不住想揭發這位『偉』男子或『偉』女子，風光表面下的荒唐愚行。」「我們的人性免不了恨或不平，把它堂而皇之轉化為道德，是中國人源遠流長的假道學。」

在陳文茜的觀點中，「品評」與「批判」是假，「窺淫」才是陳文茜「項莊舞劍」投射自我並指陳社會大眾的真正目的。

的確，台灣每隔一陣子就會上演類似的富商與女人產生糾葛的大戲，手段低的「逢場作戲」，不外乎是錢給得少成為導火線；手段高的「逢場作戲」，只要肯給，很少會出事的，除了「鄧香妹」這個誇張的例外。
而圍觀者，無論如何除了捧著道德神主牌，拼死命打，好像也沒有別的招數了。畢竟，婚姻關係中，冒出一個第三者，除了用無上的道德倫理，和「兩情相悅」的激情大對決，也別無他法。

不過，同樣的品評郭台銘，4月28日的蘋果日報論壇版一篇「郭董讀書少陳女犯錯多」是署名「潘穎薇」的學者寫的，觀點就遜到不行，其內容拉拉雜雜提了一堆當代情婦證明「陳崇美」是蠢情婦，也罵郭台銘只要引用杜牧的《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就能從輿論撻伐中輕易脫身。
如果這種邏輯可以成立，而且無限上綱的發展下去，當郭台銘能引詩附庸風雅，就能以「優雅的姿勢」打發記者的扒糞，終究，我們被迫要原諒阿扁大總統吟詩而開脫這幾年幹過的種種好事。

看到這位副教授的結論是：「其實男女兩情相悅，和則聚，不和則分，已婚有子女，收入低的拿贍養費、孩子扶養費理所當然，未婚的如果要分手費只是不甘心，而給錢的也只是富人的權利、並非義務，至於戴紅帽招桃花、進酒店跳探戈找老婆，倒不如想想開卷有益及『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附加價值吧！」

這種結論，表面上看起來，和一般人戴著道德眼鏡看待，似乎有點不同。只是，多多讀書，就能強化自己的品味格調，這種邏輯，轉得未免太硬了吧？把開卷有益拿來當成泡妹把馬子的工具，就是多讀書的附加價值，請問，要是郭董學富五車，且連劈百女，這樣就能證明一個男人的品味格調嗎？

有沒有想過，品嚐記者扒出舊糞的人群，並不會因為假設郭台銘具有學歷高，多讀書，會吟詩，懂品味，有格調的條件，輕易放過郭台銘在婚姻關係的背叛與對情婦的無情的嘴臉。尤其社會大眾以「元配」的立場，以「人格者」的眼光，哪有可能讓你吟著杜牧的《遣懷》詩徐行優雅的從這個社會道德事件簿中輕易的脫身，就算郭台銘開記者會背完唐詩三百首也難辭其咎吧！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名人隱私」讓社會大眾感到好奇，講白話就是，每個人都想知道郭董事用什麼姿勢趴在情婦身上，甚至郭董的蛋蛋有沒有多兩粒或者是方型的，這跟郭董會不會吟杜牧的詩並沒有關聯性。

如果本質是猴子，並不會因為猴子穿上西裝，坐在總統府辦公室的大位上，就能當總統。一如再怎麼吟詩，並不能改變在婚姻狀態下曾經「逢場作戲」的事實。就算郭董會背唐詩三百首，頂多只是證明，原來這個有品味的男人，也和全天下的男人一樣，都只有兩個蛋蛋。

那麼，你覺得我對「潘穎薇副教授」那缺乏邏輯的說法相當不以為然，有沒有幾分道理？

我想，我們還是換個角度來看這件事。

太史公在《史記．貨殖列傳》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他站在經濟觀點將所有人歸類為「經濟動物」，為了「利」而來來往往。

一個商人的行為，還滿符合《貨殖列傳》的原則，你要怪他什麼？

豈不聞白居易的「琵琶行」：「商人重利輕別離」，這還有什麼好說的？

清朝侍郎劉墉陪著乾隆皇站城頭上看著往來的客商。
乾隆問劉墉：「世間分幾種人？」
劉墉答道：「兩種人。一為名，二為利。」

你會不會覺得把全天下人歸類成為「經濟動物」的作法太粗糙？
你會不會覺得天下人分為名利兩種的說法太攏統？

如果你覺得他們說的是正確的，我只能說，你「看破世情」，是滿世故的。

如果你不以為然，認為你是有感情的動物，或是熱血的青年，那麼，很恭喜你，有事沒事記得到捐血中心報到，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人需要你那澎湃激昂的熱血。

我們對於郭台銘的「逢場作戲」說，應該不需要這麼義憤填膺，更不需要像「潘穎薇」沒啥邏輯，又笑人家不唸書，況且唸了書不見得高尚，不唸書也不見得卑劣。

好像面對這種社會事件，除了死抱著道德與人格的選邊站，以倫理道德對抗富商的財大氣粗與逢場作戲，別無他法？

前面提到「品人」這種「傳統優良美德」，這股風潮到現在，依然盛行，在第1014期的商業週刊特別以「品人」作為主題。
商業週刊的訴求在於，商人想要賺錢，就要懂得如何「看人」，才能用對人，這是從「商業利益」著眼的觀點，正因為大家老愛聊八卦，有人講出一套心得，也才造就「易中天」這號人物在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論壇」靠著「品三國」的鹹魚大翻身。

其實，劉墉的「名利說」已經為我們找到一個很好的出口。
就像郭台銘問在場記者：「有沒有逢場作戲？」
已經把全天下男人分成「有逢場作戲」和「沒有逢場作戲」的兩種人。

也沒有想過這種非常粗劣的二分法有沒有可能作出更細緻的分類，一如以下的示範：

成龍的「犯了全天下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是不是相對會突顯出「沒有犯過錯的男人」和「沒有機會犯過錯的男人」，以及「還來不及犯錯的男人」，或是「已經犯過錯的男人被原諒」及「已經犯過錯的男人卻不被原諒」，還有「和成龍一起走進犯錯俱樂部的同好」，甚至是「在男人犯錯俱樂部中拿到幾百張VIP卡的國王」，最後還有「曾經犯錯正在勞改贖罪中的男人」……。

郭台銘的「逢場作戲」說亦可作如是觀。

人不會只有一種，也不會只有兩種，更不會只有三種四種……
在這個世界上還有種種吃一樣米養大的百百款男人，和不同款的女人。
若不是如此，千餘年前的許劭到今天的易中天，有可能靠著月旦臧否而紅透半邊天？

倘若真有必要為了一個財大氣粗的有錢人的一句「想當然爾」而槓，或者，我們應該要多學學易中天這樣「品人」品出一點學問來，品出更多與眾不同來，千萬不要像「潘穎薇」的多唸點書就不會只知道「逢場作戲」。

終究，要翻牆的女人，要偷腥的男人，不因為他們會背唐詩三百首或是開卷有益，而脫離他們在愛情與婚姻中的背叛者角色，頂多，只能以優雅的姿勢為著背叛婚姻或感情而潤色。

劉禹錫有詩云：「高髻雲鬢新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因為他老看人家有歌伎可以狎玩，難得被請客一次，只是要請他吟詩助興，不得不酸人家兩下，說人家是「司空見慣」。

畢竟，台灣的殷商富豪很有機會「司空見慣」地「逢場作戲」，你我很難有這樣「司空見慣」的機會犯下逢場作戲的錯誤，因此，我們可以大大方方的指著人家說：「卑鄙無恥下流賤格。」

如果，吟詩能讓偷情浪漫化與合理化，不妨捫心自問，一旦逢場作戲的「機會」大於「缺乏逢場作戲的主客觀因素」，有多少人願意死抱著「倫理道德神主牌」，死命的對自己喊著「存天理去人欲」，會不會讓心裡頭逾牆的掙扎在內心激盪不已。

陳文茜認為，這類社會新聞的愛情糾葛，多半來自於「毀滅性的恨」，而社會大眾的撻伐，在某種層面而言只為了宣洩心中不平的妒意，甚至是投射自我的角色在社會事件中。

退一步想，拿掉我們那潛意識中的投射心理與被害者情結，還有那種宣洩不平的恨意，想想看，如果今天擺在報紙頭條的新聞，是郭台銘捐了多少錢作公益的時候，我們會不會討論得如此慷慨激昂？甚至我們起而行地發動募捐響應義舉？

不過，當我們非常在意「逢場作戲」這個說法，採取順從這種與對抗這種說法的立場，是否也在暗示著我們已經毫無保留的接受郭台銘那一套天下無雙的「品人學」？

怎麼不試著從「逢場作戲」的無謂對抗中跳脫出來，建立自己的一套「品人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