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今周刊》將林志玲走紅的原因，所做出的「歸納」─低身段、高EQ、肯吃苦，我的初步看法是：這些的確都是她的優點，不過，卻是收視邏輯與人力資本積累這兩種思想下的綜合產物。看到我這麼說，各位(尤其是林志玲的粉絲)一定會認為我在「當壞人」，因此，我將會以此論點出發，再作詳細的鋪陳。

和其他人一樣，林志玲女士也是這整個社會的一份子，自然而然，這個社會的制度、規範、角色期待等，也一樣會加諸在她的身上。以此，媒體對她的恭維，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也反映了台灣社會對公眾人物的角色期待。如同教授對研究生的要求般，媒體與社會大眾，也會對公眾人物有所要求，而且，後者往往比前者要來得嚴格許多，尤其是媒體，對公眾人物的檢驗，已幾乎到了監控的地步。

在我看來，現代社會對公眾人物的監控，不只是傅柯傳統所認定的監獄、收容所、精神病院、法庭、刑場，媒體的新聞報導，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監控，而就目前的台灣社會來看，各種司法機構、療養機構對公眾人物的監控力，在媒體面前都是一敗塗地、微不足道的，我想，你應該很少聽過，有哪個公眾人物會表示，他們受到來自司法機構的困擾吧？而大多數都是，受到來自媒體報導的困擾。

該週刊引述一些友人的說詞，試圖來佐證其論述，我認為，雖然這些人對林志玲女士的評論，所切入的角度都不同，但事實上，都萬流歸宗地指向這個特質：對「媒體-商業-社會規範」的順從。如同權力在社會當中的運作般，在這個媒體所主導的規範體系之內，若是那個公眾人物「膽敢」突顯不同的情緒、不同的行為、不同的言語，就會受到很殘酷的懲罰：二十四小時緊迫釘人的負面報導。

傅柯在評論監獄的時候，指出一些監獄的特殊建築設計、個案文件紀錄的形式，將囚犯徹底的「馴化」；然而，把時空拉到現在，儘管媒體對公眾人物的監控，不會透過這些形式進行，但是，由於有合理的扒糞誘因─收視率，使得他們可以對公眾人物，進行比圓形監獄或文件檔案更嚴酷、更密集的監控行動，而且，如同獄卒對囚犯的獎懲一般，對於公眾人物，媒體也幾乎是「褒貶一念間」。

不喜歡或討厭林志玲的人，並不是沒有，可是，媒體至今仍對林志玲存有極度正面的印象，雖然他們都宣稱，林志玲是因為某某原因而紅，但是，若從一個比較批判的角度來看，林志玲的走紅，其實是因為，她比其他公眾人物都能服從、容忍媒體規範─不允許個人私密慾望或情緒之表達─的命令與束縛；另外要補充的是，這種媒體規範，在某個程度上，也反映了傳統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念。

具體而言，我也認為林志玲紅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三點，不過，卻是以下三點：(1)具有東方女性被傳統所要求的品德─溫良恭儉讓；(2)能滿足媒體規範的各種要求，譬如商業賣點與收視率的刺激、對記者天馬行空之問題的容受；(3)能滿足職場人力資本的條件，譬如該週刊列出的那三個原因。本文集中批判的，是第二點；而之前某位女作家所批判的，則是第一點，兩者都頗有社會學的意義。

順便一提，對於林志玲女士每跨一個領域，就會遭到批評的現象，我認為，這是多數人對專家系統或專業權威的信任，所導致的一個後果，學術界尤其如此。仔細一看，目前台灣當紅的幾位藝人，的確都是跨足多個領域的，所以，這或許也是林志玲紅的另一個原因，畢竟，這可以累積一個人的社會資本(即人脈)，但其他幾位當紅的藝人，其報導都有正有負，而不像林志玲一面倒地偏向正面。

就我個人而言，林志玲的確是個有美感的人，只不過，她不是我欣賞的類型，換言之，「是男人都愛林志玲」的論調，在我身上必定行不通。基本上，我認為林志玲的美，有太多媒體-商業的包裝，個性的自我表現則幾乎被掩蓋了；像珊瑚、張瑜梢那樣，勇於表現自己的個性，我反而覺得比較自然、比較可愛。

備註：該週刊所引用的蘇軾名作─〈念奴嬌-赤壁懷古〉，我認為也欠缺歷史時空背景的考量，以後有機會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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