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許多人雖有房貸、車貸或企業貸款，但一講起政府的公共債務，他們會立馬變臉、義正辭嚴指責「政客」「不負責任、舉債建設、債留子孫」。 

我向來從個人貸款的角度回頭看政府債務，認為舉債建設本身是中性，這種財務工具本質上是以金錢買時間(即負擔利息和分期償債承諾以提早享有欲物)，再以時間買金錢(擁有欲物後提早促進社會經濟動能，及對抗通膨趨勢下延遲建設增加的建造成本)，最後得失無有定矩，所以成其原則中性，需視個案定奪。 

不過我原先無法回應「可是房貸我們會負責繳清啊，政客下台後拍拍屁股走人」這種質疑。最近不經意才想到，其實那只是一個和時間有關的陷阱，做一下校正，二者又同類了。 

年輕父母能大膽說他們不會債留子孫，是因為先驗地認定二十年後最後一期房貸，還是他們會出錢，所以自作自受，沒有「債留子孫」的問題。 

其實，把它校準一下，如果我們的縣市長上任後，我們讓他們做到死，再有人批評他們借幾百億蓋捷運是債留子孫時，他們應該也都可以跳出來拍胸膛說：「我會負責還掉！」 

反之，設若一個家長剛房貸幾年，卻不幸意外失能，其實，他們還是把房貸「債留子孫」了。這種狀況，這家長倒像是四年卸任政客一樣的窘境了。 

國家經濟發展，也有類似問題。經濟學家永遠鼓勵國家大膽投入自由化之流，去除管制、開放競爭，因為他們相信，面對競爭後啟動的轉型升級，最後會為國家帶來更大利益。 

但是經濟學家永遠只敢講「最後…」，卻無能壓一個日期，什麼時候這個國家會因自由化而發大財。而這正是政客的必然困境，他們任期四年或八年，他們在和時間賽跑，所以他們不可能為一個不知何時實現的果實，絕對放棄現時向人民交待成果，不能多賺一些，也要少損一點。因此注定國家經濟發展政策，永遠在開放和保護中擺盪。 

也就是公共利益的評價，是受時間嚴格制約的。準公共化托育政策就是一個例子。單純以國家財務效率，以二十年為期做評價，最好的方式，可能是取消所有補助政策(含準公共化)，把所有資源投入建立公托。 

然而準公共化的價值便在，在政府提供足額公托前，它能立即減少現時托育家庭的經濟負擔，如果非得等到十年後公托設置完備，代表有一個世代年輕家庭，其中六、七成無法抽到公托的，要獨自負擔托兒經濟壓力，他們成為政策棄嬰。 

純財務觀點政策家，會評價準公共化托育是缺乏財務效率，炒短線，只會發錢。不過，如果我們把六、七成的一個世代年輕家庭，他們政策權益也換算成國家財務效率指標之一，也許最終答案就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