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見聞的韓國人

    近日，參加廣州亞運的我國跆拳道代表楊淑君，遭判失格被迫取消比賽的事件，激起全國人民憤慨不平，仇韓宿怨再度重燃火花。有人唾棄韓貨，有人拒看韓劇，有人砸爛韓製電腦，有人拒吃韓國泡菜……，在在反映出全民同心，對外攘抗這一次讓我國選手和我們國家遭致不公平、失公允的對待。

    針對國內的群情激憤，我個人認為，或許對韓僑學校丟雞蛋的動作有點太超過。畢竟，天真的稚童們是無辜的，大人世界的恩恩怨怨牽連懵懂的孩子，除了帶給他們莫名的驚恐，對事件的根本問題完全無法產生有力和有效的作用。相反地，在幼齡學童小小的平和心田中反而會萌發對和平共處、共生和共存的疑惑。

    從歷史的角度，鄰近的日、韓兩國老祖先，一如越南一般，都與我們中華民族有藕斷絲連的不可分關係。但是，現在的日、韓人民，特別是有血氣的政治人物，不僅不願意承認這歷史事實，反倒在競爭場合中，會盛氣凌人地對待代表我中華民國的參賽選手，增添了競賽偏頗、失卻公允的恩怨情仇。

    儘管《今周刊》第723期中專訪韓國專家、知韓苑執行長朱立熙先生，就他認知的今日韓國人的民族性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錯誤的地理』造成了他們『悲劇的歷史』」。但就近代史來看，中華民族所駐足的錦秀大地，卻因為貪婪強鄰－日本與蘇聯，以及鴨霸列強－英法義德諸國等的覬覦，一次又一次從北到南，從城市到鄉村，莫名其妙地成為硝煙四起、槍林彈雨的危險殺戮戰場，死傷的中華子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計其數，有的甚至在永遠情縴夢繫的心緒中，被一生留居、最終葬身屍骨於這非鄉還似鄉的海角一隅台灣。此情此結，此怨此憤，難道不比韓國人心中的歷史仇恨更入骨深厚？

    2001年到2005年之間，我曾因外子工作外調越南胡志明市近四年，也因此在胡治明市的市中心、靠近西貢河邊第一區的一棟高級旅館公寓住了近四年，接觸到一些歐、美人士與其家庭，以及來自日本、韓國的外調工作人員和家屬。且不論來自西方歐、美人的習性，相較同樣是亞洲人的日本人和韓國人，韓國人在對人的態度上就顯得粗鹵、欠缺禮貌、缺乏公德心；對待自己人或許會有彼此照顧的意願，對待非己之人就自然會有強勢、無禮，甚至目中無人的行為出現。

    那四年中，我們也聽過不少台商論及在工作中接觸過的韓國男士，他們在應酬文化上不亞於日本男士，但是在索求上卻尤其直接與獅子大開口。外子的一位相交甚深的台商朋友說，除了吃喝玩樂，當時在生意上互動的韓商還會常常要求他饋贈市面剛出現、價格不斐的手機、相機等東西（那時，韓國的手機製造尚未大興）。除此之外，那些韓商朋友還會向他借錢，愛還不還的態度，能拖就拖，非常不乾脆。常常，因為生意關係，外子的朋友會請韓商吃飯喝咖啡。事後，韓商主動回請時，付錢的還是外子的朋友，因為他們能拖多晚就拖多晚，硬是坐著不動也不走，更不會先主動提買單付款的事。也就是說，韓國人往往口中說得好聽，但做起來卻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們太小氣，太吝嗇，總及期待從別人那裏得到好處，要從自己手中拿出去什麼，就大大地心不甘情不願了。

    以東方人的特質來說，好面子、不輸人、只想贏，是普遍的現象，並不是韓國人的專利。我中華民國長年以來一直視韓國為兄弟之邦，而韓國卻總是莫名其妙的無禮相待，甚至不把我們放在眼裏。我個人認為，兩國民族性的差異就在於我國乃禮義之邦，儒家講究的禮教，早已深刻進入我國人民的心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每個人的行事作為。關鍵是，這深入人心、影響社會的禮教，也含括了中庸和包容，而這正是韓國民族性特質中所欠缺的。

    儘管在面對韓國人民族性的種種特質，「取人之長，截人之短」是我們應該惕勵自己的原則和方向。如今，韓國人在手機、電子家用產品、電子遊戲和求新求變的文化和娛樂創意方面都頗有成就，這種積極進取、爭強好勝為能出頭的態度的確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我國人常說：商業無祖國、運動無政治、文化不涉入政治……。真的如此嗎？從楊淑君事件看，我自己深深體會到：「國弱者，恆被人欺侮」、「公理在強國與弱國之間，是不容易存在的」，韓國的無禮對待與目中無我中華民國的鴨霸行事，就是眾目睽睽下的一個最明顯例子。因為這個例子，我全國上下在為楊淑君爭取國際公道之餘，難道不應該從各方面思索自立自強之道嗎？

照片：

1、胡志明市政府夜景。

2、黃昏時分從旅館住房拍攝胡志明市區的景點紅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