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被褻瀆的「國父」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戰爭時期南京的汪偽政權，為了顯示自己才是孫中山的正宗繼承者，更加強調「國父」崇拜。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侵華日軍強行接收北京協和醫院，意外發現一盒孫中山內臟切片和臘塊標本，還有一冊臨□照片。此系1925年該院為孫中山遺體作防腐手術時暗中留下，孫中山家屬、隨伺的國民黨人均不知情。汪精衛獲知此事欣喜異常，1942年3月，專程派「外交部長」褚民誼與侵華日軍首領岡村寧次等人交涉，將此標本帶回南京中山陵安放44。汪偽當局為此大造聲勢，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國父遺臟敬謹安放禮」，儼然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的重演。

1943年2月，汪偽國民黨中央決定制定「崇敬國父儀式」的具體辦法，比如拜謁中山陵時的嚴肅禮節、群眾集會時「向國父陵寢遙拜」、外賓到達南京時首先赴陵園參拜等，通令「全國」一體執行。此舉的理由是45：

中華民國之產生，出於本黨總理孫先生之手，故國人尊之為國父，允宜萬方崇拜，中外景仰。惟崇敬之道，首重儀式……蓋如是可使因崇敬國父之偉大人格而尊重中華民國之國格，服膺國父的思想而尊重三民主義的思想，匪特徒重形式之景仰而已。

與南京國民政府時代一樣，汪偽政權定期組織「國父逝世紀念」、「國父誕辰紀念」活動，而且相關程序更加細緻。比如1943年11月的「國父誕辰紀念」，汪偽國民黨中央要求「全國」同時舉行紀念儀式，「禮節悉依中央祭典，由廣播電臺傳達（唱國歌時全國同時齊唱）」，來不及參加禮者「於規定祭告之時間一律須就所在地肅立致敬」46。這種儀式，與帝制時代的祭祀典禮頗為相似，均為一種對秩序的主觀想像。1942年，汪偽當局成立了「孔廟管理委員會」，人員、經費由「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兼任，負責南京朝天宮孔廟的管理。並且規定，每年舉行春、秋兩次祭孔典禮，其組織工作、程序安排、具體儀式，均與紀念孫中山誕辰、逝世的活動類似47。當然，如此細緻的程序安排，並非真的為了崇仰「孫聖人」、「孔聖人」，而是想通過這種步調一致的儀式行為，將「全國」、全體被統治者納入高度紀律化的體系之中。

汪精衛甚至親自為謁陵活動開列具體注意事項。1943年3月12日，汪精衛手令偽國民政府參軍處48：

本日在國民革命烈士禮堂行禮後繞行靈座時語音嘈雜，秩序紊亂，殊失肅穆嚴敬之儀。以後如遇祭孔廟、先哲祠、國父陵寢、先烈祠時，應注意事項如左：……（三）在國父陵寢禮堂行禮後繞行靈櫬一周時，必須注意以下數點：（1）一人一列先後相隨，不可二人並列，尤不可由後躥進及由旁闖入；（2）行步時步履宜輕，步武宜遲速維均，（3）至寢門口一鞠躬，由門右入繞行一周立即退出，不可停步，出至寢門口一鞠躬，由門左出，立於禮堂原處……

一個政權的最高首領竟然專注於如此瑣事，汪精衛及其政權此時的實際狀態已可窺見一斑。

綜觀汪偽時期的「國父」崇拜，雖然有著特定的政治背景，但它與整個民國時期的孫中山崇拜是一脈相承的。經過十餘年的累積，這種崇拜已經成為民國政治文化的重要成分，具備了慣性的力量，對當下政治行為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就是汪精衛處處突出「國父」這塊招牌的原因。「國父」崇拜走到如此形式化的地步，且淪為漢奸政權的護身符，被抬到九天之上的「國父」孫中山倘若有靈，不知複將作何感想。不過，汪偽政權愈是強調對「國父」的崇仰，就愈加暴露出自己虛弱的實質。

七、比較分析與思考

對於國民黨人主導的孫中山崇拜，還需要借助於更寬泛的背景，即世界範圍內的領袖崇拜現象，以及當時中國的政治走勢和國家認同情況，才能看清其意義和影響。

從世界範圍來看，領袖崇拜是一種普遍現象。但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討論近代民族主義時指出的，存在著兩種民族主義，一種是「真實的、自發的民族主義熱情」，一種是「系統的、甚至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灌輸」49。領袖崇拜也可以這樣來看，即既存在著自發的領袖崇拜，也存在著「系統的、甚至是馬基雅維利式的」領袖崇拜灌輸。

自發的領袖崇拜，是指存在於社會本身、普通民眾之間的對於英雄人物的崇仰，這是一種自然的感情和行為，近代美國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崇拜的興起即為典型。按照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分析，一方面，剛剛建立的美國幾乎沒有自己的歷史，也沒有古老的英雄傳說，「亟需一個崇高的、值得崇拜的民族英雄」50，來充當正在形成中的美利堅民族的象徵。另一方面，商業頭腦對這種社會需求把握得很準確，並積極將民族認同的需要與商業利益的追求結合起來。最早將華盛頓生平事蹟加以神化的威姆斯（Mason Locke Weems），經常重複的一句話就是：「只要你願意努力，你就可以用老喬治的骨頭賺很多錢」51。商業利益與民族認同的結合，催生了華盛頓崇拜並推動其持續進行，在增強美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增進美利堅民族認同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所謂領袖崇拜的系統灌輸，則是政治集團甚或政治領袖個人本著擴大政治影響、增進政治權威的目的，有意識、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種種宣傳，或者倡導各種公共性的行動，來樹立某個領袖人物至高無上的政治形象。反觀民國時期的孫中山崇拜，其興起純為國民黨中央的創制、發動，其進行亦基本由「黨」、「國」一體的國民黨當局所主導、推動，可謂「領袖崇拜的系統灌輸」的典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中央開始推行一系列措施，試圖通過孫中山崇拜來統一黨員的意志，鞏固黨的力量。黨內一些權勢人物，也希望利用「孫中山」這一符號背後的文化資源來加強和鞏固現實的政治權威。於是，孫中山崇拜熱潮在國民黨內部迅速升起。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後，又試圖通過孫中山崇拜來整合民眾信仰、塑造「党國」權威，於是將它推向全國，使之成為政治和公共生活領域的一道獨特風景。正因為此，孫中山崇拜表現為權威自命、內涵僵固、形式空洞三個鮮明特徵，民眾的自發性、主動性在這裏缺席。與其說這是一種大眾崇拜，還不如說是國民黨中央對其黨員和國民的單方面的意識形態灌輸。

當然，這種自上而下的孫中山崇拜，在當時有其積極意義。一方面，孫中山逝世後處於內憂外患的國民黨，需要統一黨員的意志，加強政黨自身的凝聚力，以實現孫中山的未竟理想。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前幾十年的中國，近代民族國家認同仍處於建構過程中。既然傳統的民族英雄，乃至上古神話當中的黃帝，都可以作為這一建構進程的文化資源；作為「倡導共和，肇我中夏」52的開創型偉人，孫中山當時就被認為堪與美國華盛頓、俄國列寧媲美，他的事蹟、思想和形象當然是建構新式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資源。本此意而利用之，確實有一定的建設性作用。

但問題在於，倘若僅僅是自上而下的灌輸，純為形式化的運作，並且以政黨，甚至是黨內少數權勢人物的自身利益為重，其積極意義便大受限制，甚至適得其反。對此，1928年輿論界的一番警告頗值得玩味53：

……中山在歷史上，已自有其不朽之地位。故關於中山個人者，蓋棺論定，不勞贅述，不但吹毛求疵為不可，即歌功頌德亦不虛也。察自國民黨取得政權以來，一部分人之於中山，有非偶像化不止之勢。……凡言紀念者，須紀念中山先生之精神，紀念其革命性。……凡自命中山信徒者，苟不泯私從公，以中山之精神奮鬥，則轉盼又成落伍者，而中山之不朽則自在也。是以願黨政軍各界，其凜然瞿，其瞿然興，其勿以為形式上崇拜中山，便足獲人民信任。其打倒一切虛榮利己之病根，而為人民大群盡公僕責任，庶幾為所以紀念中山之道，亦為保持自己個人政治的生存之道也。

這段話可謂鞭辟入裏，語重心長，不僅指出了怎樣才是對已故領袖的真正紀念，更重要的是，對「革命之後」的「革命黨」提出了誠摯的忠告。對於一個以謀求國家和人民的獨立、自由、平等、幸福為標榜的政黨而言，這種忠告是難能可貴的。但從此後的事實來看，國民黨並沒有接受這一忠告，依然將孫中山崇拜作為手段，試圖通過單方面的意識形態灌輸來建構國民對「黨國」的認同。可以說，政治文化方面的僵硬和固步自封，是國民黨最終淪為「落伍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釋

1 國內以往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以南開大學劉澤華、天津師範大學徐大同等學者為代表，主要側重於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進行批判性分析和反思。對於近代以來的政治文化，特別是在政治符號、形象、儀式、紀念物等方面，已有研究比較薄弱。漢語學界在這方面的最新進展見諸如下論著：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李恭忠：〈喪葬政治與民國再造──孫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2）；孫江、黃東蘭：〈岳飛敍述、公共記憶與國族認同〉，見本期，頁88-100。

2 汪利平有所嘗試，但僅涉及1920年代末國民黨人的部分紀念行為。Liping Wang, "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21, no. 1 (April 1996): 23-63.

3 參見李恭忠：〈開放的紀念性：中山陵建築精神溯源〉，《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3年4月號。

4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4月1日、4月2日、4月5日、4月21日。

5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3月31日。

6、7、8、9、10 榮孟源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頁654-56。

11 參見賀淵：《三民主義與中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12、13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新月》，第2卷第6-7號（1929年9-10月）。

14 關於孫中山奉安大典過程中體現的孫中山崇拜及其政治文化意蘊，參見注1李恭忠：〈喪葬政治與民國再造〉，第四、五章。

15、44　南京市檔案館、中山陵園管理處編：《中山陵檔案史料選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328；520-521。

16、19 《中央週報》，第50期（1929年5月20日）。

17、18、39 劉作忠選編：《輓孫中山先生聯選》（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474；477、303；89、155、216、213、352、186、466。

20 榮孟源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頁484。

21 林桂圃：〈党義課程應包括總裁言論〉，《中央週刊》，第2卷第15期（1939年10月31日）。

22 轉引自李良玉：〈抗戰時期的新道統思潮〉，《江蘇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

23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5月4日。

24、2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116、325、370、371。

25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4月27日。

26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5月15日。

28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訓練部：《總理紀念周詳解》（杭州，1929），頁3。

29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630。

30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5月23日。

31、35 《申報》，1929年6月2日。

32、33 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編：《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南京，1931），法規部分頁32、統計部分。

34 南京市檔案館藏：1005-1-247。

3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史料彙編》，第四輯（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266。

37 〈山口洋追悼國父籌備之經過〉，《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